屋后门外，坡脚有块坝子，不大，刚好可放两张凉板。
夏夜，银河流淌过暗蓝的天空，我们坐在凉板上，摇着蒲扇，在习习晚风中，听父亲讲故事。父亲只读过扫盲班，初小程度，但喜欢听书看戏，看了就记住了，可以整本整本一字不差地背着讲下来。
母亲永远是他最忠实的听众。一个故事听过很多遍了，还是认真听。
父亲是唱出来的，特别是最后一句，韵味拖得很长，腔调悲壮苍凉，星光辉映下，小山坡上的树木也为之黯然。但是，他接下来讲的，不是《水浒传》鲁智深听到这山谣，买酒喝醉打山门的故事，而是直接讲诗中的内容，楚汉相争：韩信把楚霸王逼到江边，他人瘦身轻，夜晚乘着牛皮风筝，飞上云端，吹起低沉的尺八洞箫。阵地四围的战士应和着箫声，用哀腔唱楚人的歌：谁人不想自己的家乡，哪个不念自己的爹娘……夜夜楚歌，唱散了楚霸王八千子弟兵的心。父亲每讲至此，总不忘告诫我们，在家可以吹笛子，不能吹箫，箫声凄凉，只适合独自在庙里吹。而我，由此还知道了风筝，并且认定风筝就是古代一个叫韩信的人发明的。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中学的同学顺桥，他住在洋房子左边那一幢底楼第一家。当年他在读重庆师大，从学校回来，就会来我家，约我去郊外散步。看到小山坡上有人放风筝，他说：重庆话中保留了一些古音，比如风筝，重庆人读出来是“风灯”，把筝读成灯，就是古音。顺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闲聊的一句话，至今仍犹在耳，他却离开我们好多年了，只怨天妒英才！坝子左边有条路出去，过小石桥，上走洋房子，下走劳动村。右边是上小山坡的路。小山坡有一边是壁立的陡坎，坎下是劳动村。陡坎依山坡地势逐渐升高，低的地方一人多高，高的地方七八米。陡坎边有条路，路边种着夹竹桃，枝条交叉编织，几年就长成一道暗绿的篱笆墙。那时，就因为这道陡坎，把相邻的建设村和劳动村分开了，虽然都是裕华厂的家属区，因为地缘，自然形成了坎上坎下互不往来，小山坡专属建设村。小山坡不高，但站在山坡顶上，可以看到坡脚参差错落黑压压一片一片的屋顶，鱼鳞一样的屋瓦；越过这些屋脊，可以望到窍角沱中学的干打垒教学楼彩旗猎猎；甚至可以远眺东方塗山上三块巨石擎天，西边夕阳下波光粼粼长江浩荡。如果是雨后初霁，天空一碧如洗，你忽然感觉那些瓦屋顶仿佛是一望无涯的黑色海洋，房子间冒出的树梢绿荫，犹如翡翠的岛屿。山坡上杂乱地长着构树和桉树，坡脚长着几株苦楝树，还有一株泡桐树。泡桐树和桉树是父亲栽的，苦楝树是我栽的，构树野生野长。山坡顶却是光秃秃的。坡下人家打防空洞倒的土石，把坡顶又堆高了两三米，早已经踩平顺了，正是放风筝的好地方。开了春，就可以放风筝了。父亲说，春天地气朝上，睡觉就不能睡在地上了。父辈当年生活艰辛，行走于遂宁、射洪、蓬溪一带，是在地上睡过的。他还讲了一个测验的方法：春天，土里插根空竹管，竹管上放匹鸡毛，鸡毛会漂浮起来，说明地气朝上了。是否属实，我没试。但我知道，春天的风是一顺风，平时的风，方向凌乱。放风筝，首先必须得有风筝。儿时放的风筝，全是自己动手做。做风筝当时叫扎风筝。方法很简单。找几块干篾条做骨架，这个过程就叫扎。现在的娃儿动手能力堪忧，学校专门开手工课想弥补，本来是好事，却又被升学压力挤得名存实亡。当年的娃儿，不用手工课训练，学校不开课，自己也会做。风筝的骨架要竹青那一面，剔刮得厚薄恰到好处，既有韧性又轻巧。我的风筝，都是父亲帮我剔的篾条。新鲜竹儿水份多，重了，不好用。纺织厂有用坏了的篾篓子，抽一根下来。这种篾块轻则轻矣，却又太干，易脆，得用水浸泡后再加工，柔韧性就好一些。先剖成韭菜叶粗细，再把竹黄和竹青剖开，慢慢剔刮打磨。剔好篾条，用线绳十字交叉绑扎固定好。三横一竖，像一个大大的王字，只是上面那一横长，下面那一横短，中间一竖上下稍微出一点头。这就是风筝的骨架了。然后糊纸，有时熬点麦面浆糊，有时就用煮得软糯粘乎的白米饭。纸张的要求是薄韧皮实，记得有一种绵纸和油纸都是上好的做风筝的纸。绵纸轻并且柔韧无比，油纸虽然稍硬一点，却油浸浸的半透明，很好看。这两种纸我家都没有，就用大字本的纸，纸小了，撕几张下来，粘成一张。大字本的纸脆，飞不了几次，就在风中被撕得体无完肤。自己做的风筝，形状很简单，身体像两个连在一起的矩形，上大下小。最后是粘尾巴。尾巴是长是短，全在于能否调节风筝的平衡。尾巴长了，增加了重量，不容易起飞。尾巴短了，头就显重，失去了平衡，风筝左右倒栽冲。风筝糊好，就开始安斗线。斗线是一截短线，拴在那一竖的篾条上，一头拴在最上面那一横出头的地方，一头拴在腰部。牵起中间偏上一点，与中间那一竖篾条形成一个接近直角的斜三角形，那一点就是系风筝线的地方。这一点选择是否正确，决定了风筝能否正常起飞。角度大了，风筝飞不起来；角度小了，风大时风筝直冲冲地上去，可能飞过头顶，最后会从身后往下栽。至于放风筝的线，选择的原则是轻细结实，当时最爱用的是缝纫机线，我们叫机器线。那个时候的机器线，线上打得有蜡，一卷线中间有个木滚。有的人还用毛笔蘸墨，在风筝上画眼睛嘴巴，这就算很有点艺术品味了。一切准备就绪，就可以到屋后的山坡顶试放了。坡顶地方窄，没有足够的距离跑步牵引风筝起飞，只能全凭风力。试飞几次，把斗线位置调好，把尾巴的长短定好，这才可以正式放飞。借到了一阵风，风筝终于飞起来了，心情也随之飞上了天空，一群人兴高采烈，欢喜得蹦蹦跳跳，又是拍手又是叫喊的。风筝在空中飘浮久了，担心风筝饿，就开始给风筝送饭，把一小片纸撕成圆形，中间撕个小孔，再撕开一条口，挂在风筝线上，“饭”就在风中顺着线往上滑走，一直走到风筝的嘴巴前。风筝像鱼一样在天空飘浮着，看似十分宁静，但它的命运就像天气一样不可测。风大了，会把线吹断，风筝不知飘落向何方；风突然停了，风筝也会失凭坠落。顺着方向去寻找，多半是挂在横空而过的电线上，或者挂在树梢上，或者落在屋顶上，掏不下来了。屋后山坡是棺山坡，却只剩下个残坡，嵌在三排平房间。三排房子如三角形的三条边，不同方位，看到的山坡不一样。坎下劳动村那边，后门阳沟外，山坡只是一道敷了三合土壁立的陡坎，仰头望也只能望到崖坎边的那排夹竹桃。山坡后面也挖断了，却没敷三合土，坡下劳动巷几户人家，仿佛与世隔绝一样僻静。大门长年面对陡峭的山崖、嶙峋的土石、参差的朽棺。倘有家景不昌盛或多灾多病，就怨修房挖山敞了坟茔，孤魂野鬼出来作祟，就在门上钉一面镜子，照妖驱邪。多年后，重走这条巷子，那些门窗已经腐朽了，门上镜子还在。顺桥来了，不想去郊外散步时，我们就慢慢踱到坡顶，沐浴天风，闲望四野，远聊天南地北，近说脚下山坡。说小山坡，就会说到在山坡上放风筝，当然，也会说到何四儿。那次有关人性善恶的讨论，也因何四儿而起。我说，在山坡上放过风筝的人，都知道他的种种劣行。有人说他们那家人几兄妹一个样，天生的。顺桥说，人之初，究竟性善还是性恶？争论了几千年，仍然没有定论。只要有人，争论还将持续下去，结论或将永远没有。如今，山坡虽残存，斯人却已逝，年轮中烙印着我们谈话的树，早被伐绝，曾经对善恶的讨论，不会有结局了。何四儿并非大奸大恶之徒，只是喜欢恶作剧而已。他家在劳动村住，不属于我们建设村，但是，他们一家人经常来小山坡捣乱。何四儿的父亲死得早，母亲一人拉扯七个娃儿，顾到吃就算好的了，哪里还顾得过来管教。七个娃儿整天在外野生野长，打架角捩（小孩儿间争吵），偷鸡摸狗，或者干些对己无益又惹人恨的恶作剧。并且，只要有一个人动手，就全家七个娃儿，男男女女齐上阵。何四儿排行老四，当时有十多岁了，是七个娃儿中最讨嫌的一个。在小山坡放风筝的，几乎都有过风筝线遭何四儿扯断的经历。激起了共愤后，年纪稍大一点，身体壮实一点的，就召集大家联合起来对付何四儿一家。只要何四儿他们来扯断风筝线，发一声呼叫，十多个人把三条路口都堵死，围拢了喊一声“打”，打得何四儿落荒而逃。平静一段时间后，也许是忘了痛，何四儿又开始作恶。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仍然有时防不胜防。夏秋之际，小山坡上的构树结果，枝上挂着的浆果，绽出的丝丝果肉鲜红如血，甜美多汁，逗引了很多昆虫来吸食，绿头苍蝇吸食后，可以像蜜蜂一样停在空中。何四儿一家人多，估计经常吃不饱，何四儿就爱来摘果子充饥。有人驱赶，白天他不来，晚上来，一个人骑在树桠上，慢慢摘吃。附近住家的人，都知道小山坡以前是棺山坡乱葬岗，虽然房子陆续修建，坟墓挖得差不多了，但仍然经常看到有朽烂的棺材、裸露的白骨，还偶尔看见绿莹莹的鬼火。泥巴颜色的鬼蚱蜢更是随处可见，野猫神出鬼没，彻夜婴儿般啼号。胆子再大的人，夜晚上山都提心吊胆。最大那棵构树又在半山腰一座大坟前。坟已经空了，石板砌的穴还在。我们叫深基洞。那天晚上，算准了何四儿会来摘吃构树果，隔壁的大程先就躲在墓穴中。等到天黑尽了，何四儿果然来了，利索地骑在树上，开始品尝浆果。大程突然把手电打开，从自己的下巴往上照。何四儿听到墓穴里有点响动，低头一看，吓得“哇”地大叫一声，从树上跌落下来，顺着山坡往下滚去。幸好有夹竹桃篱笆墙挡住，不然他就滚到陡坎下面去了。何四儿爬起来，头也不回，仓皇逃窜。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到小山坡上来了，还招呼他家那几个娃儿都不准到小山坡来。小山坡从此安宁，风筝又飘了起来，一直飘着，飘在我的心空。
王辉明，1953年生人，长年居住在重庆南岸区弹子石。曾在《重庆日报》《重庆现代工人报》《南山风》《火花》《重庆工人作品选》《山西青年》等报刊发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