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史前社会上层墓葬中，有以玉质昆虫随葬的现象，此与昆虫信仰有关的传统绵延不绝，在商周玉器和青铜器纹饰上有更丰富的表现，从而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多被认为与古代人们再生信仰有关联。本文对相关资料进行梳理和辨识，提出中国史前时代即已经出现对昆虫“蜕变”和“羽化”能力的信仰，涉及的昆虫主要为蚕和蝉，主要内容包括神鸟、神兽及社会上层人物之间的萨满式沟通和转化。这样的能力在萨满式宗教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社会上层以珍贵材质物化这样的信仰，以表达自己的特殊萨满能力和权威。
一
中国史前社会上层墓葬中有以玉质昆虫随葬的独特现象，此与昆虫有关的信仰传统绵延不绝，在商周玉器和青铜器纹饰上有更丰富的表现，引起学者关注。马承源在对青铜器蝉纹的讨论中简要提出：“汉侍中以蝉为冠饰，取其居高食露、精洁可贵之意”，暗示商周蝉纹也有此意。他又引《论衡·无形篇》：“蛴螬化为复育，复育转而为蝉”，提出“蝉纹还有象征死而转生的意思”。牟永抗曾简述史前蝉、蚕遗物，又与吴汝祚著文详细阐发，提出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和商周青铜器流行蝉主题，表明蝉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成为人神交往的媒介，“蝉蜕”象征死者灵魂的永生。蚕的蜕变、吐丝、作茧和羽化过程在古人观念中充满神秘感，最初的育蚕、制丝和丝绸的使用都具有巫术意义。孙守道在对红山文化“玉蚕神”的研究中，对蚕的神化过程做了详细考证。郭大顺在对那斯台和牛河梁发现的红山文化玉“蚕”的考证中，指出它们表现的应是蚕蛹，并进一步讨论了上述对蝉和蚕的宗教内涵的认识。俄罗斯学者阿尔金认为红山文化玉猪龙和妇好墓蜷体龙形玉雕的形象与金龟子、叶蜂和步行虫的幼虫相似，所以这些玉器表现的并非猪龙或龙，而是类似的昆虫幼虫。昆虫由卵到幼虫再到成虫的生长变化过程，给予人类“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昆虫的再生”。他的言下之意似乎是，以玉制作这些昆虫幼虫是为了求得再生，但文中并未作出明确解读。邓淑苹在对蓝田山房藏玉的评述中提出红山玉器喜好表达动物胚胎期或幼虫阶段，意在强调宇宙间生生不息的“元气”，“也就是促使生物蜕变或羽化的生命力”。后又指出阿尔金未关注到红山玉器中的蚕形象。孙机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与阿尔金相似的结论，即蜷体龙形玉器模仿的是金龟子（图二，3）或豆象的幼虫。重视这种昆虫“可能是着眼于其从幼虫到成虫的变化过程”，这种神奇的转化会唤起各种联想，当时可能有以此为核心内容的神话，细节已经湮灭不闻，但早期文献中仍可见对这种转化的描述；《吕氏春秋·应同篇》云：“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史记·封禅书》中有“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的记载，更以这种转化为祥瑞。龙的形象和概念即由对昆虫幼虫形象和其转化的神化而来。郭静云对阿尔金的研究有所阐发，但基本观点一致，即早期蜷体龙形器和后来龙的形象“来源应为昆虫”，“在大自然中，只有昆虫能自蛇体化为鸟形，亦只有昆虫能暂死而再生升天。因此古人将昆虫神化，形成了龙的形象与崇拜起源”。她还提出欧亚和美洲等不同地区的萨满信仰中，“昆虫之形象均具有关键性作用，也都与变形羽化的神能相关”。王仁湘系统收集了商周时期和后石家河文化的蝉形象。提出“蝉在古蜀文化中和古中国文化中有象征高洁的意义，更有复育再生的意义，这应是它进入信仰领域的重要原因。”昆虫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生命过程中身体不断变化。昆虫幼体自卵内孵出后，经过一定时间，虫体的生长随着外表皮的形成而停止，需要脱去旧表皮并形成更大的新表皮，这个过程称为“脱皮”，脱下的旧表皮称为“蜕”，多数昆虫都会4~8次蜕去旧皮、生出更大身体，此过程即“蜕变”。昆虫的成虫从它的前一虫态脱皮而出的过程称“羽化”。蝗和蝉等“不完全变态”型昆虫的复眼和翅膀在幼虫体外生长，但羽化后才能真正飞翔。而蚕蛾等“完全变态”型昆虫的复眼和翅膀都在幼虫体内生长，要经历更复杂的成蛹和破蛹而出的羽化过程。诚如上述研究所言，这种独有的“蜕变”和“羽化”生命历程，是昆虫进入信仰系统最重要的原因。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全面地收集相关资料，对中国史前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的表现形式、内涵和功能做一些新的探讨。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墓葬M1:1被称作“玉蝉”，棕黄色，长3.5厘米，身体略弯曲，上端凸出，刻画出圆目和宽扁的嘴部；下腹部有4道平行凹槽，表现身体分节的状态（图一，1）。从勾曲的形态和对双目的突出表现看，此器物更可能是蝉的幼虫。蝉属半翅目的蝉亚目，卵常产于木质组织内，成虫后即钻入地下，吸食多年生植物根中的汁液，一般经过5次蜕皮，需要几年才能成熟，经过最后的蜕变，才生出能够飞翔的翅膀，其幼虫正是经常呈勾曲的状态。
该遗址兴隆洼文化墓葬M2出土两件小“石棒”，器表磨琢出多道平行的凹弦纹，M2：6长7.1厘米（图一，2），M2:11长6.1厘米（图一，3）。多节的形态和长度与柞蚕幼虫颇相似（图二，1）。柞蚕属鳞翅目蚕蛾科，幼虫大部分为黄绿色，长度一般为6.2~7厘米；蛹最初柔软，浅黄绿色，约4-8小时后逐渐变硬，呈淡褐至棕褐色，长度3.5-4.4厘米 。
此外，该遗址房址AF19灶边发现一石雕人像，长36.6厘米，整体如尖圆枣核形，有可能是对蚕蛹的模仿，表现此人物正处于如同昆虫破蛹而出的变化中（图一，4）。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采集到多件与此相关的玉器。其中4件简报称为“玉蚕”，均为黄绿色玉制作，发掘者将其分为两式。I式2件，发表的1件长7.8厘米，身体呈圆柱形，尾部尖圆形，略勾起。顶面有一双圆目，身体上部有两个相对的横U形纹，下部有2道凸棱纹（图三，1）。II式2件，发表的1件长9.9厘米，形态与I式相同，顶部也有一双圆目，身上有4道凸棱纹（图三，2）。此4件“玉蚕”与白音长汗蝉幼虫形态近似，I式对称的横U字形纹表现的应是幼虫的腿部（图二，2），顶部的圆目也是蝉幼虫的典型特征，因此称作蝉幼虫更为恰当。辽宁建平东山岗红山文化积石冢2号墓中出有1件类似的器物，为白色蛇纹石制。
此外，简报之“兽头饰”为石质，长约3厘米，为上端浑圆、下端尖圆的卵形，顶部以下有斜线刻纹，中下部有穿孔，整体看颇似蚕蛹形（图三，3）。简报之“鱼形器”玉器，以葱白色碧玉雕成，两端尖圆，长4.3厘米，上部以一圈刻纹区分出头部，有对穿的两个孔，似为双目。腹部有一浅竖槽，背部有两条羽毛状刻纹，似乎表现的是初萌的羽翅。整体而言，颇似某些昆虫的幼虫破卵而出的形态（图三，4；图二，4）。简报之石“鸟形玦”，高5.5厘米，形态勾曲。头部有一双圆目，如昆虫复眼，嘴似略残，整体与典型的玉猪龙器头部有明显区别。正如孙机所言，表现的应为勾曲的昆虫幼虫（图三，5）。牛河梁遗址群墓葬出土与昆虫有关玉器多件。第二地点N2Z1M11:3报告称为“蚕（蛹）”，因风化呈白色，长12.7厘米，细长如蚕身，上部有瓦楞纹，若蚕身之节，可能确实为蚕（图四，1）。N2SCZ1:3报告称“蚕”，白色，长6.1厘米，小圆柱形，中部微凹，有四道旋纹，从形态看似为蚕蛹（图四，2）。
第六地点N6Z1①：47报告称“蝗”，黄绿色，长5.4厘米，面部为梯形，身体下部有四凹槽，表现分节之身，背上有翅，短于身体，略上翘。蝗属直翅目蝗总科，种类很多，呈浅绿和褐色等色，前翅长一般与身长相近，因从颈后开始，所以末端超过身体。螽斯（即蝈蝈）属直翅目的螽斯科，多为绿色，体长可达5.5厘米，雄性前翅长为1.4~1.8厘米，末端明显短于身体，雌性的前翅更是退化，仅为0.6~0.8厘米。雄性可振翅发出嘹亮声音。因此，由此件器物的身长和翅短于身的特征看，表现的应是振翅而鸣的雄性螽斯（图四，3）。第五地点N5Z2M9:1报告正确命名为“蝈蝈”，黄绿色，长5.5厘米，面部呈三角形，刻画了两只复眼和上颌。身体未刻表示分节的凹槽，翅短于身体（图四，4）。辽宁阜新福兴地采集获得丫形器1件，黄绿色，长12.1厘米，身有密集的瓦楞纹，如同蚕的身体或蚕蛹，顶端为形似玉猪龙的头部，整体似可理解为猪龙正在如蚕蛾一样破茧羽化而出（图四，5）。牛河梁第二地点N2Z1M26:2双兽（鸮）首玉饰设计非常独特（图四，7），两端相同，均为鸟兽合一的头部，圆眼和其外轮廓如猪龙，嘴部为鸟喙。两侧各以6道瓦楞纹和3个扉棱表现身体，与丫形器身体颇为相似，似可理解为更复杂、更高级、涉及到神鸟和猪龙的蜕变和羽化状态。第三地点M9:2玉护臂，绿色，有与上述两件器物类似的瓦楞纹（图四，6），可能不仅是装饰，而是表现佩戴者身体的“昆虫性”，标示其蜕变的法力。相似器物发现颇多，应均具此功能。红山文化典型的玉猪龙与上述那斯台昆虫幼虫形器形态非常相似（图五，1），而上述福兴地丫形器和N2Z1M26:2双兽（鸮）首玉饰又很可能表现了猪龙蜕变和羽化的形象，因此可以推测，猪龙形器除了很可能具有特殊的宇宙观内涵，代表北斗之外，首先表现的是猪龙经过像蚕一样的蜕变和羽化式的神奇变化后具有的超自然“神兽”状态，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神奇变化能力，猪龙才能够飞升天空（虽然并没有翅膀），维护宇宙的运转。三星他拉采集的“C”形玉龙背部有似鬃鬣飞扬之物，羽化飞腾之态更为生动，额头和下颌有网格纹，或许是冲破丝茧的标志（图五，2，关于丝茧详见后文）。
东山嘴出土双猪龙首“璜”形器，身上有长凹窝，表现分节的状态，颇似蚕类幼虫的身体，可能也意在表现蜕变之状态（图五，3）。牛河梁第十六地点N1679M1:4双猪首三孔玉梳背饰内涵应与此璜形器相同，以平行短线表示分节如蚕的身体，只是猪龙首换成了更写实的猪首，蚕身上有三连环（图五，4）。第二地点N2Z1M17:1双人首三孔玉梳背饰则将猪首换成了尖下颌突出的人首，头上有类似蚕身的冠状物，可能与三星他拉玉龙头部的网格纹一样，意在标示其蜕变的状态（图五，5），这表明特殊人物也可以通过蜕变进入超自然状态，具有超自然的能力。牛河梁第二地点N2Z1M23:3鸟兽玉佩（有学者称为龙凤玉佩），右侧为鸟，长勾喙，圆目，头顶有短斜线装饰，如同冠羽，又与上述蚕身表示方法相似。鸟背部有张开的羽毛，身体抽象为卷勾状。左侧为猪龙，头部有长吻，圆目，与东山嘴玉璜两端的猪龙首非常相似；目上和吻部都有短线装饰；头后似有双角，也可理解为鬣毛，身体也抽象为卷勾状。整体而言，此件玉器表现的应是屈曲蜕变和羽化状态的神鸟和猪龙（图五，6）。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1件非常精彩的红山文化勾云形器，似可做如下解读：如图上方左侧为一个双耳竖立、其右有尖长吻上翘、其后有鬣勾起上扬的简化猪龙头部，与上述鸟兽玉佩的猪龙结构颇为相似；此猪龙左下方，为一双耳翘吻无鬣的猪龙；再下方，为一与有鬣猪龙相似的头顶向下的动物头部，只是长吻向下勾，像是鸟喙，可能表现的是鸟首，竖耳和鬣部可以解读为鸟头顶和脑后的羽毛，与鸟兽玉佩中的鸟首基本结构相同，其对面是一个头顶向下的无鬣猪龙；器物右侧，是一个同样的有长喙下勾、头顶羽毛竖立的鸟首，背后有两支勾卷而起的羽毛，整个器物以更抽象的造型表现了更复杂的猪龙和神鸟共同经历的蜕变和羽化状态（图五，7）。后文讨论的良渚文化流行的蜷体鸟纹就是这一表现方式的延续（图一二，5）。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N16M4:4玉人，黄绿色，头上有冠，五官非正常地紧凑在一起，双目紧闭如两道短弧线，双臂回收，紧夹身体，双手均四指向上，放在胸前；双腿略弯曲（图六，1）。我们曾经指出这表现的是神巫（很可能同时也是统治者）在萨满通灵状态下与神鸟的转化的预备状态。其紧缩而微曲的身体颇似蛹中之蚕，意在表现其正待蜕变的状态。那斯台遗址采集玉人为深褐色，颇近蚕蛹的颜色，为跪坐之态，双手合拢放在腹前。头部非常独特，顶有三个叠摞的圆环，面部呈菱形，鼻子为凸出的大三角形，双眼为长梭形，嘴为一长凹槽，这样的面部明显是一种严重变形的状态，颇似蚕蛹的上部，而双臂和双手的姿态也近似蛹上折合的翅膀，也应是表现一位处于如昆虫式转化状态的神巫（图六，2）。殷墟妇好墓M5:372玉人为跪坐状，胸前有上部蜕变出兽首的蝉纹，四肢各有一弯曲之虫纹，非常明确地以蝉和虫表明其蜕变的萨满状态，可为上述解读的有力佐证（图六，3）。
1.该地区有悠久的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传统。相关器物应该不只是为随葬而制，它们被放置在墓葬中，不排除有帮助墓主重生的功能，但其更主要的作用应是在现实生活中标示佩戴者具有如昆虫般蜕变和羽化的能力，同时也是相关仪式中的必备物品。对于这样的转化变身能力的信仰、这种能力的获得和使用是萨满式宗教的重要特征，因此这些器物是红山宗教属于萨满式宗教的重要证据。2.辽西地区这一信仰的内容包括神鸟和猪龙神兽具有昆虫般的蜕变和羽化（虽然飞升在天的猪龙并没有翅膀）能力，并且要经过这样的蜕变和羽化，才能如我们讨论过的维护天体之运转，并发挥其他功能。在这样的转化中，神鸟和猪龙神兽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合体”状态。3.特殊人物（即社会上层、甚至包括最高统治者的神巫）也具有同样的转化能力，并可以通过蜕变和羽化，与神鸟和神兽交流、甚至合体，协助它们发挥各种功能。4.宣称和展示自己具有蜕变和羽化能力是辽西地区社会上层获得和维护权力的“领导策略”之一。以珍贵的玉料制作相关物品是展示此能力的重要手段。等级较低的人物似乎以佩戴昆虫饰物为主，高等级人物则佩戴、并在仪式中使用猪龙等造型和内涵均更复杂的物品。这样的基本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其他地区类似信仰的理解。 中国东部黄河、淮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的传统也颇为悠久。距今约7300年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以器物底部流行刻画图像而闻名，正如笔者讨论过的，其中很多应与天极观念有关，虽然潦草，但信息量非常丰富。92T0722⑳:43碗底图像发掘报告认为是蚕吃桑叶或吐丝，我们认为表现的应是一只蚕吐出不规则的丝网（图七，1）。双墩陶器圆形器底的网格类图像数量颇多，有直线网格（图七，2）、斜线网格（图七，3）、弧线网格（图七，4）和不规则网格等多种式样，在这些器物底部图像多与天极相关的背景下观察，似乎都可以理解为是飞升在天的神蚕吐丝形成的图案。报告认为属于植物叶脉纹的图像，其实有些与蜘蛛网局部颇为相似（图七，5、7）。时代较晚的崧泽文化海宁皇坟头M227:2 镂空器盖酷似蜘蛛网，是神化的昆虫在天顶编织“天网”的明确表现（图七，6）。双墩92T0722㉖:17碗底图像报告认为中心的两个叠加的尖圆形为蚕茧，是可以接受的推测；弧线四边形外框，是我们讨论过的与天极相关的典型图像（图八，1）。
单体和双体的猪也是双墩刻画图像的常见主题，92T0819⑲:73碗底刻画了一只猪被缠绕在网络中的形象（图八，2），考虑到猪和蚕在当时宇宙观及萨满式宗教中的角色，这个图像似乎可以解读为猪如蚕一样在丝网中蜕变和羽化的状态。蓝田山房收藏的1件良渚文化玉璧上，有猪后腿系绳索的刻画图像，可能表现了同样的内涵。双墩92T0722㉘:73（图八，3）和91T0819⑲:69（图八，4）碗底图像报告认为是蚕丝形，这两个图像确实像成品生丝束，考虑到上述与蚕吐丝成网相关的图像，对束丝的表现并不显得突兀。这让人联想到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凌家滩遗存等都流行的被称作“连璧”的玉器。目前发现有二连璧（图八，5、6）、三连璧（图八，7）和四连璧（图八，8）等多种形式，形状与束丝颇为相似。这颇符合牟永抗和吴汝祚提出的丝具有特殊“巫术”含义的推测。甲骨文中“糸”字正与此图像相似（图八，9、10）。
距今63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河姆渡文化第二期的层位中发现两件象牙制盖帽，是某种细杖的端饰，T244③B：71下部为平行短线组成的三角纹网络，上部线刻两条非常写实的蚕（图九，1）；T244③A：7 下面的三角纹装饰带相似，上部的蚕身已残，中部有短线与下面的三角网络连接，与图七：1一样表现蚕吐丝结网的状态（图九，2）。此外，河姆渡第3层的1件被称作“人像”的陶制品长5厘米，形状和大小与蚕蛹颇为符合（图九，3）。距今6000至5300年前后，与昆虫崇拜有关的信仰继续流行。凌家滩遗存与红山文化关系密切，M29:9发掘报告称为玉“蝉”，白色，长3.6厘米，实际应为蚕蛹（图九，4）。87M9:62报告称玉“丫形器”，白色，长4.1厘米，形状与红山文化丫形器相似，但小得多，更像蚕的身体（图九，5）。此外，关庙山遗址T51②：20为1件陶制蚕蛹（图九，6），江苏吴县梅堰遗址崧泽文化器物上有蚕纹。
表现神化之猪蜕变和羽化的特殊器物仍然存在。凌家滩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07M23填土中的圆雕玉猪长72厘米，重达88千克，头部写实，身体如巨大的蚕蛹（图一〇，1）。87M13:1棕黄色玛瑙猪长6.9厘米，头部轮廓似猪首，身体为抽象蚕蛹状（图一〇，2）。此两件遗物均可解读为神化之猪破蛹而出的状态。98M16:2玉“龙”，白色，长径4.4厘米，勾曲之形态与红山文化玉猪龙相似，只是更小，而且双耳细长如角，背部从头至尾随身形有一条斜线纹带，发掘者认为是表现“龙身鳞片”，但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蚕身体的刻画，意在表明此“龙”正处于如蚕蜕变的转化之中（图一〇，3）。类似的小型蜷体玉龙在崧泽文化中颇为多见，环目长吻，多为环形，如浙江余杭后头山遗址M18:1，玉“龙首纹珠”，直径仅1.4厘米（图一〇，4）。也有整体呈圆角长方形的，如邓淑苹发表的1件私人藏品高约4厘米，身上有凸棱纹，正如勾曲的蝉幼虫或蚕的身体，表现其蜕变之态（图一〇，5）。
凌家滩发现有与东山嘴出土双猪龙首“璜”形器类似的双首璜形玉器。87M8：26两端为虎首，璜体较宽，并刻画了弯曲的前腿（图一一，1）。出土玉蚕的87M9，随葬1件断为两截、有孔连缀的窄体玉璜，一端似长尖喙鸟首、一端有长吻，似猪龙（图一一，2）。该遗址地层出土的1件鸟形玉器（87T1107④:2），同样有尖长的喙，长颈部下半已残，上部有凸棱，如分节的蚕身（图一一，3）。这些器物也应是表现相关动物的蜕变状态。87M8中另有1件带齿玉璜，与2件双虎首璜放置在一起，下缘有密集而整齐的凸节，与98M16:2小“龙”形器背部相似，似可认定为对类似蚕的昆虫身体的抽象表现（图一一，4）。此类璜在崧泽等同时期文化中均有发现。由此甚至可以推测，很多璜形器在此时期都具有了代表蜕变的内涵。出有束丝形双连璧的87M15在相当于胸部位置连续整齐放置了14件璜，有窄体，也有较宽体者，似是对蜕变和羽化能力的宣示。凌家滩87M1（图一一，5）和98M29（图一一，6）各随葬相似的玉人3件，整体姿态都酷似牛河梁N16M4:4，只是98M29的3件双腿弯曲更甚。值得注意的是，凌家滩6件玉人双小臂超过二分之一的部分均刻画密集的平行横线，使得该部分如同蚕幼虫的身体。出土2件双虎首璜的87M8还随葬了16件玉镯，分为两组摆放，每组8件，位置正当小臂，因此，玉人小臂的密集平行线表现的正应是玉镯，而如此密集佩戴玉镯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也是表现佩戴者的“昆虫性”。87M2:7为1件“护腕”（图一一，7），形状与红山文化牛河梁N3M9：2带瓦楞纹玉护臂相似，其功能也应相似，同样是表现佩戴者之“昆虫性”。总之，东部地区与辽西地区有非常相似的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传统：蚕和蝉同样是昆虫的最主要代表；猪龙和鸟是最重要的与此信仰相关的动物，并同样与宇宙观密切相关；特殊人物也具有同样的转化能力，对这一能力的宣示也是本地区社会上层获得和维护权力的最重要手段。这样的相似性应得益于自距今6000年之后日益发展的社会上层交流网络。同时，一些辽西地区未见的信息丰富了对此信仰的认识，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对神化的蚕在天顶编织“天网”、神化的猪在网中蜕变的明确表现。3.以成组的玉镯和玉璜对佩戴者“蜕变”和“羽化”能力的宣示。良渚文化时期可能与蚕及其羽化相关的描绘仅见于江苏吴县澄湖遗址采集的1件小陶罐的刻画纹图像组合（图一二，1）。如图所示，整个画面由五个图像组成，左起第一个图像一般认为是兽面。左起第二和第三个图像似均可解读为神鸟破蛹而出的状态。其中第三个图像明确刻画了分节的蛹身和探出的鸟首。第二个图像似为破茧而出的第二个状态，鸟首很明确，其向左延伸出的末端出弯钩的部分，从右侧的两个完整的鸟形象看，似为刚刚展开的鸟翅；图像其余部分可能表现的是已经破开的蛹的状态。接续下来的应该是右数第一个图像，似为破蛹的第三个状态，鸟首明确，鸟身如勾，双翅在背后半开。右数第二个图像则为完成羽化的状态，双翅完全展开，有勾形的尾部。
良渚文化高等级陶器的刻画图像对此变幻状态有更精细的描绘。卞家山遗址一件陶壶的残片上密布蜷体鸟首形象，每个长度只有约6毫米，表现的应是鸟如蚕的蜕变状态（图一二，2）。以鸟首和圆点点缀的勾旋身体是这些陶器上典型的图像，而且出现在网格纹中。如卞家山一件豆把底部，细密的网格中有两个身体勾旋的尖喙之鸟，身体上和勾旋之内均有漩涡式圆点纹点缀，根据双墩的蚕吐丝编织天网的图像，此图像似可解读为神鸟在如蚕吐丝结网的神圣场景中孕育、蜕变的场面（图一二，3）。福泉山M65:90鼎盖上的尖喙蜷体鸟更加复杂（图一二，4），整体观之，两个勾蜷之体如翅膀，中间部分上面出尖的弧线如鸟首，下面的勾旋如鸟尾，构图与澄湖标本图像中完成羽化的鸟相似。福泉山M74:66双鼻壶器身的鸟纹也属此类，尖喙蜷体鸟上又有5个长尖喙、有向后飘扬的冠羽的鸟首，与澄湖标本上的鸟首非常相似（图一二，5）。由此可以推测，类似的蜷体鸟纹表现的正是众多神鸟蜕变和羽化的状态。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勾云形器看（图五，7），这样的表现方式很可能与红山文化有密切传承关系。
崧泽文化末期到良渚文化早期过渡期间的高等级墓葬中流行随葬蜷体玉人。江苏昆山赵陵山M77：71为人、兽、鸟合体玉器，戴冠方面之人与凌家滩玉人相似，呈极度蜷缩屈蹲之姿，手上托起一小兽，兽上一鸟，鸟后部有弧形物与人头顶连接（图一三，1）。根据我们上述对红山文化和凌家滩人像的认识，此件器物似可做如下解读：巫人蜷曲如蛹中之蚕，进入蜕变转化的状态，已经与神兽和神鸟形成萨满状态下的互通。考虑到蝉的形象在昆虫崇拜中的重要性，将此“小兽”解读为蝉之幼虫，也颇为符合蜕变和羽化的主题。吴县张陵山玉人整体造型与赵陵山玉人相似，玉人身体虽然抽象，但可以看出也是极度蜷缩之态，头冠也近似。头顶伸出镂空的长三角形物，或为蚕蛹形，或为蝉之简化表现（参见图六，3玉人胸部蝉纹），也应是表现蜕变的状态（图一三，2）。江苏高淳朝墩头遗址M12玉人与鸟面、兽面、三角形饰和珠等组成一个玉器组合，身体也是蜷曲状，头顶之物左侧如敛翅，右侧似头部，整体如蝉（图一三，3）。安徽马鞍山烟墩山遗址M9蜷体玉人，头顶之物右侧与朝墩头近似，但左侧翘起，含义不明（图一三，4）。反山M12:98等高等级器物上的“神徽”（图一三，5）多被描述为“神人兽面”，其内涵学者多有讨论。笔者认为，此“神人”为萨满状态下的人鸟合体，其鸟类特征有三：一是“介”字形羽冠，是鸟首的重要标志；二是双臂回折如双翼；三是有三趾鸟爪。反山M22:8璜回折的双臂已经变化为双翼，更确定其鸟的属性（图一三，6）。神兽则为天极的象征。整个图像表现的是神巫、也是良渚的王者转化为托负天极的神鸟的主题。图中人像的屈体状态与上述玉人颇为相似，也应是在着力表现其如昆虫一样的蜕变和羽化的状态。此“神徽”和良渚文化其他玉器图像上均填满细密的圆形和椭圆形漩涡及穿插编织其间的直线束和弧线束，一般被称作“卷云纹”。但如果在如破茧之蚕般转化的视角下观察，不妨将此繁缛的纹饰解读为勾缠缭绕的蚕丝。张陵山M4随葬的1件玉饰，较尖的一端向上则如四肢收缩的蛙形、向下则体型如蝉，头上有凸出的一双复眼，有表现颈与背分界的短直线和表现翅膀的弧线（图一四，1）。反山墓地M14:187则为一明确的玉蝉，有夸张的重环复眼、颈和背之间的分界线、翅膀的轮廓线和腹部表现分节的横线（图一四，2）。约相当于良渚文化中晚期的大汶口文化焦家遗址墓葬M91:44为1枚玉指环，外缘有1只卧蝉，表现了复眼、颈背分界和翅膀，比例准确（图一四，3）。
总体而言，自良渚文化初期之后，较少制作相关昆虫或处于变化状态的神鸟、神兽或人物的实体，但这并不表明对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的弱化；相反，良渚文化的宗教思想、宗教艺术和宗教实践均有质的进步，倾向于以繁缛的图像和更复杂的器物来表现蜕变和羽化的状态，以更丰富也更制度化的形式宣示社会上层具有的特殊能力。良渚文化的主要玉器及其纹样，都可解读为繁缛而神秘的神巫、神鸟和神兽蜕变、羽化和互通状态的描绘。明确的人鸟合体形象、兽面的标准化表现、蜷曲鸟纹以及对蝉的重视，都对后续的龙山时代诸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社会的崩溃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开启了其后约500年的中国早期王朝形成的有力程序。良渚衰落造成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最初的中国”范围内良渚风格衍生的玉器广泛流行。除了琮和璧的扩散外，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
肖家屋脊后石家河文化瓮棺葬W6:36为小型玉蜷体龙形器，形态与崧泽文化同类器相似，表现的也应是如蚕幼虫一样的蜕变之态，但从头部的形态看，蜕变成的动物也许并非猪龙，而是另一种龙形神化动物（图一五，1）。在同时期的陶寺文化大型墓葬中，多随葬彩绘蜷体龙纹陶盘（图一五，2），虽然对其来源有多种推测，但在我们上述讨论的背景下观察，且不论其是否具有更丰富的内涵，首先表现的应是此神化动物蜷曲待变的状态，宣示其具有昆虫般蜕变和羽化的能力。
处于蜕变和羽化状态的蜷体神鸟在后石家河文化中有了惊人的精致表现。罗家柏岭T32③A：99玉鸟蜷曲的姿态与蜷体龙形器形似，应该不只是为了美观，而是表现其处于蜕变的状态（图一六，1）。孙家岗遗址墓葬M14出土2件精美的镂雕玉鸟。其中M14:3鸟首蜷曲如反向的C形，C形内部似为未张开的翅膀。C形后为尾部，分三条，左侧两条各凸出3道勾曲，右侧一条分节，略似蚕身（图一六，2）。M14:4表现得更加清晰，鸟身已经成形，羽冠扬起，两翼后展。尾部也是分三条，左侧两条尾部合一勾起尚未完全打开，右边一条更似蚕身（图一六，3）。后石家河玉器对殷墟玉器产生了深刻影响。妇好墓中出有与罗家柏岭酷似的玉鸟，身体已经完全伸展。该墓M5：467玉鸟表现了尚在变化中的神鸟，尾部也如蚕身（图一六，4）。
对蝉的重视是后石家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玉蝉成为高等级墓葬中最重要的随葬品类型之一，仅在肖家屋脊瓮棺葬W6中就随葬了11件。W6:8最精细写实，复眼清晰，颈部有纹身，颈和背之间有细密平行线，背上有蝉特有的背甲图形，腹部分节，有竖向弧线勾画双翅（图一七，1）。W6：10则较简化，无颈部和背甲的图形，翅膀仅有轮廓（图一七，2）。W6:44更加简化，仅在末端刻1个V形槽，形如鱼尾（图一七，3）。谭家岭最高规格瓮棺葬W9的随葬玉器同样突出对蝉的表现，W9:4身体勾曲，有两只大圆眼，应为蝉之幼虫。很明显，蝉在后石家河文化中已成为蜕变和羽化能力的重要标志（图一七，４）。
蝉除单独出现之外，还与其他器物组合以表现更具体、更复杂的转化状态。鹰形笄首是后石家河文化的典型玉器，均做敛翅直立的鹰状，枣林岗WM1:2背部敛翅形成的到三角纹颇似蝉的背部，其上部还有一心形纹，如同蝉背甲的图形（图一八，1）。安阳小屯第331号墓和盘龙城出土的后石家河风格鹰形笄首背后则刻更复杂的蝉纹。这样的身体紧紧收敛的姿态和与蝉有关的因素的呈现，应是表现此鹰处于如蝉幼虫一样的蜕变和羽化状态。殷墟玉器对鸟类如蝉变化的状态有丰富的表现。妇好墓M5：381玉鸟背部有简化的蝉纹，表现其转化的状态（图一九，3）。
明确的虎形象在凌家滩出现。后石家河时期，虎的形象大为流行，有写实虎首、虎首镂空牌饰和虎侧身像，很可能是后石家河典型的獠牙“神人”的动物形象。谭家岭W9:62下为虎首，上部由颈部和背部间的分割平行线及整体形态看，应为简化的蝉，表现的是虎的转化状态和转化能力（图一八，2）。谭家岭W9:60是同一主题更复杂的表现，蝉顶部勾曲，背面有一双圆目，如同W9:4蝉的幼虫，顶部还有双角和残断的冠状物（图一八，3）同样的表现方式也被用于獠牙“神人”头像，此类头像应为良渚时期獠牙兽面的人格化表现。史密森美国艺术博物馆LTS1985.1.276.1号藏品头上部分如倒置的蝉形，颈部有平行横线，身部密布平行竖线（图一八，5）；塞克勒艺术馆1987.880号藏品与之相似，尾部有V形缺口（图一八，6）。这样的设计应是对獠牙“神人”的转化状态和转化能力的宣示。谭家岭W9:28整体为抽象的蝉形，背部凸出典型的后石家河人像。这种没有獠牙的人像应是良渚时期的方面羽冠鸟爪神人，即处于与神鸟合体状态的神巫（经常也是统治者）。此类人像多有羽冠一样的发型，脑后有细长如弯钩的卷发，表现其鸟的属性；面部或如常人，或双目细长，尾梢吊起。此破蝉背而出的人面即为细长目尾梢吊起形，写实而生动地表现了如蝉蜕皮一样蜕变而出的状态，提示我们所有此类面相的人像均意在表现其转变的状态（图一八，4）。肖家屋脊瓮棺W6随葬11件玉蝉和1件玉蜷体龙形器，谭家岭W9也有大量相关器物，表明后石家河社会上层对昆虫蜕变和羽化能力的重视。陶寺文化虽然以蜷体龙纹为最高社会等级的标志，但用于个人佩戴的与昆虫有关的玉器目前只有M1449随葬的绿松石蝉（图一七，５）。石峁遗址的石雕与后石家河玉器有惊人的相似性，还发现有后石家河风格的鹰形笄首2件，表明两个文化的密切交流和宗教信仰的相似。龙山文化西朱封大墓M202中随葬两枚簪形器。M202:1和M202：2是一套组合。M201:1是典型的后石家河风格镂空兽面牌饰，细长的M202:2簪体由连续的如蝉身体的亚腰形和如蝉颈部的平行凸棱组成，可能是对蝉的简化表达。M202:3顶部勾曲，正如谭家岭W9：60的顶部，应是对蝉幼虫的表现，杆部有两个附着雕像，报告称“人面”，实际应为蝉，下部有表现腹部的横线，翅膀部分似未充分展开，也是待变之蝉（图一七，7、6）。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被强化的对昆虫蜕变和羽化能力的信仰及表现方式对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二里头遗址VM3著名的绿松石龙形器的鼻梁上有2枚浅绿色玉器，正是后石家河风格之蝉形器。上部的有尾部分三叉的蝉身和平行横线表现的蝉颈部；下部的两端均分三叉，中部为平行横线，似省略了头部的对蝉（图一九，1），该墓还出有后石家河式鹰笄首。该遗址另有1件玉柄形器（图一九，2），雕出三组蝉与兽面的组合。有学者指出此类柄形器是祼酒之礼的用具，如此，其功能之一当是为酒注入如蝉蜕变一样的功效吧。商代相关器物的情况前文略有涉及，拟另文详述。致谢：本文为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整合课题成果，课题编号2020YFC1521608。本文写作得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牛世山研究员等学者的大力帮助。邓淑苹先生提供了图一〇：5私人收藏小蜷体玉猪龙的图片。安徽大学吴卫红教授慨允使用凌家滩07M23大玉猪线图（图一〇，1），这是该图首次发表。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作者：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