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身上有主席给杨虎城的信，被特务搜出，他灵机一动，全身而退

就在对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联合抗日工作秘密进行的同时，中共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也悄然地迈进着。

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是分几个渠道同时进行的。

早在1935年10月，《八一宣言》刚刚传回国内，天津的中共北方局党组织就指示与杨虎城关系密切的南汉宸负责开展对杨虎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南汉宸找来曾在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工作过的申伯纯到天津，向他传达了《八一宣言》内容，研究了《宣言》精神和对杨虎城工作的具体策略。最后决定，由申伯纯去南京，找正在南京开国民党五中全会的杨虎城，向他说明现在的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建议他的军队和陕北红军建立互不侵犯的协定。因为，这时，他们尚不知中央红军的具体动向。

1935年11月初，地处南京邓府巷28号的十七路军驻京办事处，正在读书的杨虎城见到了从天津过来的申伯纯，别后两年，再次重逢，杨虎城自是很为高兴，可又事感突然，觉有蹊跷。所以，稍事寒暄，杨虎城也就开门见山地询问起了申伯纯的来意。

申伯纯说:“我这次来看你，是汉宸让我来的。汉宸有许多话要向你说，因为他不便公开前来见你，所以托我来转达。”

杨虎城听了后，很为紧张，也很为高兴。最近一段时间内，他深感苦闷，强烈的民族意识感令他迫切渴望抗日;对红军和共产党的旧有情谊，以及他对红军的了解，他深感内战没有出路，也不愿与红军作战;蒋介石强迫其进攻红军，他又无法抗命，真有点山穷水尽的感觉。故此，他渴望获得中共方面的消息。现在，申伯纯来了，正合他心。但为了避免在这龙潭虎穴中跑漏秘密，他立即吩咐亲信的随从副官，在一两个小时之内，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情不要进来报告，也要阻止任何人进来打扰。

吩咐完毕，杨虎城回转屋内，和申伯纯面对面地坐下，开始了细谈。

他问;“听说汉宸在上海，他几时回的天津?现在形势怎样?他有什么话要你来谈。”

申伯纯说:“汉宸今年八月九日间已从上海回到天津。几年来他都在为共产党积极工作。前些天，他把我找到天津，同我密谈了两天。他告诉我，中国共产党在今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宣言，宣言中首先揭露了目前帝国主义对华北各省步步进逼的形势和企图灭亡全中国的野心;其次分析了蒋介石卖国集团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安内’的荒谬理由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爱国行为的罪状;然后指出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战的群众运动的高涨;宣言最后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当前的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抗日的原则下，同一切军队(不管过去有过什么仇怨)联合抗日。汉宸说，这个宣言精确地分析了中国当前的新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适应当前形势的新政策和新的政治主张，汉震因为十分关心你和十七路军目前的困难处境，所以托我来向你说明中共和红军的主张，他并且愿意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将来双方可以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我这次来看你，主要是为了这件事。另外，我个人同你有两年多没见面了，也愿意借此机会来看看你。”

20多天之后，申伯纯突然被叫到了杨虎城的办事处，杨说:“今天早晨张汉卿非常焦急地告诉我说，昨天东北军一0九师在直罗镇又被红军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阵亡。”接着，杨谈了些国民党五中全会的情况，然后告诉申说:“我最近准备返回西安，你也随同我一起走，上次你来谈的那个问题，我们到车上再详细谈。”约在12月初，申随杨乘专车离开南京，等专车上了长江轮渡后，杨才开始对中说:“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了。从田中奏折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一步一步地死亡全中国的野心，现在已经显而易见。……自从江西的红军到了陕北，西北的形势将起大的变化。据你前次所谈，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了。”他从东北军的处境，断定张学良迟早也会另打主意。他接着说:“现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全中国人心震动，纷纷起来要求抗日，我看这个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了。上次你转述的汉宸那些话，只是一些原则，究竟具体怎样办，他谈过没有?”申回答说:“汉宸没有谈。”杨于是让申在徐州下车转天津，找南汉宸问清楚具体办法后，再到西安找他。

申伯纯到天津找到南汉宸，详细报告了此行经过，转达了杨虎城的要求意见。南汉宸对他的南京之行深感满意，请他回北平休息，三天后再来天津面谈。

南汉宸向组织汇报后，研究决定了与杨虎城谈判的六项具体办法:(一)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二)在现有防区内，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三)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四)甲方在可能条件下掩护乙方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五)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六)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往来交通。

为保密起见，南汉震在六条之前并没写上款，只写下款“南汉宸手上”几个字。这是给申伯纯口述时备用的，也是给杨的信证。南嘱咐申说:“有些话你对杨可只作传达，不作解释，要注意利用你有利的身份(非党)，以便将来继续在杨处作公开的工作。天津方面的党组织也需要派人去陕北同中央联系。因此，你对杨可以说明，假如他同意这几项条件，或者有所修正补充，天津方面将另派专人前往商谈。并由派去的专人到陕北沟通双方的关系。”

申伯纯于1935年12月16日由北平至西安，会见了杨虎城。杨对南所提诸点，均无疑议，但表示要等考虑以后，再作答复。

几乎在申伯纯去西安的同时，初至陕北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人也开始筹划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直罗镇战役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在前线的东村司令部约见了对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较为熟悉的汪锋，了解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的情况。汪锋，当时是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委员兼二十六军政委，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以前，十七路军的地下党员工作长期由他负责，故此，他对之非常熟悉。他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并说明了自己对联杨抗日的看法。

毛泽东几次约见汪锋，听了他的介绍和意见，同他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阐述了我党对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政策，鼓励他去做争取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的工作。他愉快地接受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带上毛泽东给杨虎城、杜斌承、邓宝珊的亲笔信，化装成商人模样，于1935年12月5日，从前线的东村指挥部出发，经张村，过关口，踏上了去往西安的征程。

但是，就在踏进白区不太远的地方，离敌占的长武县城二三十公里的地方，汪锋被两个便衣特务盯上了，并搜出了毛泽东的亲笔信。

搜出了疑物，特务很为高兴;一看信是写给杨虎城的，他们又惊慌失措，目瞪口呆。看到特务的样子，汪锋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大声喝斥到:

“混蛋，你们是谁派来的、这样乱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是不利的。”

一看汪锋的气势和派头，特务又知道信是给杨虎城的，很为惊慌，忙答是长武县政府派来的。

汪锋马上对他一人说:“我奉杨主任之命到苏区公干，现在正要回西安。你们的党县长也是我的老朋友，顺便也正好去看看他，也好证明一下我的身份。只是为了保密，我就不进城了，你们把党县长请出城来吧。”

汪锋知道，这个长武县的县长党伯弧，是西北军的老人，很忠于杨虎城，杨虎城也很信任他，利用他可以很快接上杨虎城的关系。所以，他才这样说。

两个特务听了汪锋的话，信以为真，把他领到一个城外的小村子，让他休息，然后派人请来了党伯弧。

党伯弧来后，汪锋单独会见了他，向他如实地说明了来意，并分析了西北的形势，阐明了中共的意图，要他帮忙送自己去西安。党伯弧听后有些犹豫。

看到党的神色，汪锋坦率地说:

“党先生如果能照顾国家和十七路军的利益，请即设法送我去见杨虎城先生，否则你也可以把我另作处置，请你慎重选择。”

党听后，解释说:“我并非势利小人。只是我手下的人已经知道了此事，这样如何保证汪先生平安的到达西安，我尚未想好办法。这里离西安可还有300多公里路啊!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汪锋说:“这好办，你可以按我的说法告诉他们。然后，找几个你可靠的人员，以押解的名义，送我去西安。”

党听后，同意了汪锋的办法。于是，第二天就由他的亲信--县保安队长带了四个士兵，用卡车“押解”汪锋走上了去西安的路。

一路平安，汪锋很顺利的到达了西安。见到杨虎城后，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他。信中写道:“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城，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两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凡愿参加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重关百二，谁云秦寨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石燕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

看完信后，杨虎城深为共产党的胸襟所折服，他内心很为高兴。可是，他感到汪锋的来历还待证实，又为特务所发现，故还是慎重为妥，便未作明确表态，让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张依中以“犯人”的名义先行接待汪锋。

张依中和汪锋当年都参加过“渭华暴动”，与汪早熟，这次重逢，自是很为高兴，热情款待了他。虽然汪锋是作为“犯人”被安排在西华门军法处的看守所，实际上却比较自由，生活上也被照顾得比较好。

杨虎城安排了汪锋后，即派崔孟博到天津，请天津的中共党组织派人来西安谈判，同时证明汪锋的身份。在此期间，本着试探接触了解情况的原则，在汪锋到西安一周之后的一天晚上，杨虎城派人秘密地叫来了汪锋。汪锋在后来所写的《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记录了这次的会见:

“首先我代表毛主席向杨先生问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联合抗日的主张。没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我部孙蔚如部在汉中二度和红四方面军有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备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中央(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的。

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西北军呢?

“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部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灌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磨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守信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张，势力伸张到四川西部，不仅我们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深入到嘉陵江地区，阻碍了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会师，必须要安全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调胡部回天水。胡部果然以为我军攻占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我红四方面军回军西进的良好机会，完成了暗渡嘉陵江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杨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三路出击，合围而进，不是更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进攻?这也正说明了我军攻击汉中地区，只是调动胡宗南军之手段，并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后，长期行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有困难。该部到达陕豫边地区后，是准备休整的，可是贵部柳彦旅，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部溃败，而贵部警备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尾随比柳部更近。红二十五军误认该部要寻机攻击，遂于柞水之九间房接火战斗。在战斗中，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后，和上级失去联络，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因为张汉民确是我党党员，现在我党中央已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这个事件对于十七路军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却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的被杀来反击国民党的指责，说明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掉蒋介石削弱十七路军的借口。”

“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杨先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双方就都不会有伤亡，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认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明确态度。”

“杨虎城先生在谈话中多次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官兵都是齐心的，能听他的话。但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明确表示态度。从语气和神态看来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杨先生最后对我说，他今后不能多和我谈，指定王菊人先生和张依中先生继续和我谈。并说如果事情完了，有一位老朋友要我带往苏区。”

会谈之后，虽然按约汪锋和王菊人、张依中等见了面，但所谈内容多未超于此。以后的一段时间，汪锋又会见了杜斌丞、邓宝珊，转交了毛泽东的信，说明了中共的主张和对他们的希望。杜斌承真挚的表示，他会尽力去促成两军的合作抗日。

月余时光之后，北方局再次派出了情报部长王世英，随崔孟博来到西安，会见了杨虎城。

王世英和杨进行了密谈。他就目前形势和中共政策，代表中共北方党组织正式向杨作了详细说明，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杨的希望。杨虎城也真诚的表示了自己反对内战，要求联合红军抗日的愿望，希望与红军正式谈判。二人达成了初步协定的四项原则。即:互不侵犯防区;建立电讯联系;建立交通站，掩护红军人员往来;作抗日准备，教育部队抗日等。决定这个条件由王世英带给中共中央请示。最后，王世英证实了汪锋的身份，并向杨表达了希望杨帮助他去陕北苏区汇报情况的要求。杨表示自己可以帮助他们回陕北，让汪锋与王世英见了面，并馈赠了他们二人500元路费。

至此，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党组织各自独立进行的对杨虎城统战工作的两条线索交汇到一起了，走入了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