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周年祭
父亲周年祭
虽有无限的感伤，但离开父亲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不知不觉就到了父亲的周年忌日。这一年时间，除了几次俗定的祭扫，竟没有一次主动去他老人家的坟上探望。虽然因了一些琐事，日夜奔忙，也全是一些枉然的功夫，当不得借口。细算起来，我终不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家族的坟园位于坡顶的一小块儿山地，那是祖上世代耕种过的，现在却早已废芜了，放眼所至，三排四丘坟茔，枯草齐腰，荆莽丛生，触目皆是荒凉。最靠前的坟堆尚未长草，一簇黄土煞是扎眼，下葬时放置的花圈早已破败不堪，可能因为雨水的冲刷，坟头的石块也有些坍塌了，坟丘上自生的两株高粱却还在冬日的朔风里耸然挺立，这就是父亲长眠的处所了。
我和妻、二弟、小妹，用了自带的树枝剪、铁锨清理了墓园近旁的荆棘，刺槐，又重新修葺了一下坟头，却因忘了携带镰刀，只简单的清理了一下坟周的杂草。摆了几块儿父亲生前爱吃的糕饼，象征性的化了几串纸钱，撒了一些事先烧过的纸灰，虽然心里悲戚，却谁也没有再哭。跪倒在父亲的坟前，关于他的过往又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是一个很重视传统礼节的人，虽然他受教育程度不高，也不清楚传统礼节的程式。但他常常教育我们，要对先辈怀有虔诚的感恩与敬畏之心，即使他是贫穷的，也不要有丝毫的轻慢之念。“没有先祖，哪来的我们？”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平时少言寡语的他还时常告诫我们兄妹，做人要以德为先，常怀仁爱之心，凡事谦让，宁让他人一丈，不贪他人一寸，切不可有损害他人之心。
父亲做事，敬天、敬地、敬人、敬己，不免常做出一些在别人看来有些迂腐的举动，时而遭人讥诮，但他依然故我，只求无愧于心。
记得上世纪九零年的冬天，父亲有一次代表村上到市里开会，顺便领取县政府拖欠村里的七千余元现金，那时的七千元可是一笔巨款，没想到开会当天，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阻断了回乡的公交。其他参会的村干部都住进了宾馆，等待通车。只有父亲一个人怀揣巨款，步行一百多里路，踏雪而归。当母亲打开房门，看到后半夜才到家，浑身上下结满了冰茬的父亲，赶紧拉他进屋，又是埋怨又是心痛,又怕因为受冻而加重了他原有的肺病。顺便提一下，父亲是一个患有严重咳喘的慢性病病人。他却微微一笑，满不在乎的说：“这不挺好吗，既不耽误家里的活计，又给村里省了钱，还省的担心村里的巨款弄丢了。”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总做出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还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的物质生活比较匮乏，特别是肉类食品更显珍贵。曾记得，那时我们家喂养的一头毛驴因为牲口炸群，被一头骡子踩踏受伤致死。那时候一头牲口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大的一笔财富，放牛人主动找到父亲，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并指出了肇事的骡子，表示可以和肇事牲口方联系，一起给予适当的补偿。父亲一口回绝了放牛人的好意，并表示谁家里也不富裕，牲口不通人性，祸不及主，并亲自挖坑掩埋了那头受伤而死的毛驴。父亲并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那头死了的毛驴也还可以卖上一笔钱，或者剥了皮吃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父亲并没有那样做。父亲从来不杀生，家里喂养的禽畜死了，也是掩埋了事，从来不忍心吃它们的肉。父亲总是说，万物皆有灵性，何况是自家喂养的东西，都有了感情，又怎么忍心剥它们的皮，吃它们的肉呢？
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心地善良，又处处替人着想的山乡农民。可他有时候却又有点倔强。曾记得有一次他到乡里开会，会后遇到了一位无助的老人在政府门前唉声叹气。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老人孤苦无依，因为一点小事来到政府需要办理，却因不会写字还有几点小问题一直办不成功。父亲就领着老人找到了相关办事人员，表示要协助老人办理相关事务。办事人员却以太晚了为由，要求老人第二天再来。一向看上去和气的父亲厉声斥责了那位政府工作人员，并倔强的要求他立即为老人办理相关事项。可能为父亲的正气所威慑，那位办事人员乖乖加班为老人办理了事务。每当父亲与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不爱聊闲话的他总是语重心长的告诫我：“假如你以后有了一技之长，或者手里有了一点权力，一定要处处替百姓着想，万事以百姓利益为大……”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让外人说来有点迂腐可笑，却又让人肃然起敬的老头。在他担任大队会计的几十年里，家里的空房子里寄放着村里成摞的空账本、信纸，但他从来没有私自用过公家的一张纸，也决不允许自家的子弟动用公家的一分一毫。曾经有到家里串门的叔叔伯伯们想要撕一张纸用来卷烟，也会被孩子们劝止说：“那是大队的，不能随便动。”
父亲是一个清贫的老头，没吃过什么好饭，也没穿过什么好衣。但他的精神却很富足，他总是很满足地说：“我这一辈子问心无愧，希望你们也可以做到。”
就是这样一个清贫、善良还有点倔强的父亲，却猝不及防的离我们而去了，没有交代一句自己的后事。在他过世前的两年间，父亲总是向我和弟弟絮叨，希望待他百年之后，我们兄弟可以替他为几家因遭了日本人祸害而绝嗣的先辈们上坟添土，关于自己的身后事却只字未提。在对待先辈祭祀这件事上，父亲很是虔诚，即使被别人揶揄为老封建、老迷信，他也依然故我，毫不理会。他只是在没人的时候告诫我：“这不是什么封建迷信，只是中国人对有恩于自己的先人或前辈，表达感恩与追思的一种方式，他们是我们的根。如果这也是迷信，那些嘲讽别人封建迷信，而自己却迷信洋教的人又算什么呢？”
我国古人有事死如生的观念，特别是对丧葬礼节尤为重视。周年祭在古礼中称为“小祥”，现代人早已不再遵行这些传统礼节了，我对这些礼节仪式也一无所知。好在孔圣人曾经阐述过礼的内涵，正所谓“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对待父亲的周年祭，唯一能令我心下稍安的是，我们兄妹的内心绝对可以称得上悲戚了，仅此而已。
五柳先生在他的《拟挽歌辞》里有这样的句子：“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父亲没有五柳先生那么豁达，也没有先生的文采，但对待自己生死的态度却也坦然。他唯一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那些不成器的儿女子孙，这也是大多数中国父母的共有特征。
不管有多么的不舍，人与人终将分离，这是人世间一条颠扑不灭的定理。所谓父母与子女的缘分，也只能是彼此人生旅程中的一段陪伴，或长或短，或悲或喜，总有永远告别的那一刻。
记得我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时他曾这样对我说过：“不要总是记挂我，只要你们都好好的，我就安心了。”这样算起来我终究还是不孝，直到父亲临终也未能使他安心。
太阳已经很高了，父亲的坟堆上洒满了阳光，晚岁多喘的父亲有些怕冷，幸好他的长眠之所也还向阳，我又稍微宽慰了一下自己。眼看时将正午，我和妹妹还要上班，弟弟也有地里的杂活需要应付。我们一一与父亲告别，走上了回程。
踏出坟园的那一瞬，我不仅又回望了一眼父亲的坟堆，猎猎的北风中，坟堆上的那两株高粱依然肃肃地迎风挺立着。
谨以此文献给父亲的周年祭日。
不孝儿：孟宪德
2020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