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健 | 爨地区与爨文化
爨文化是我国西南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对我国西南地区民族文化曾发生过重大影响。但由于过去多年战乱的影响，其典籍记载多已散失；并由于地处西南边陲，交通梗阻，与中原联系不便，有时甚至隔绝，外地对此也缺乏了解记述；大家深感爨文化亟等发掘、研究、整理宏扬。为此，云南省曲靖地区行署文化局、云南大学历史系、曲靖地区文物管理所联合发起，曾于1990年11月6～10日在曲靖召开了首届爨文化学术讨论会，来自云、贵、川三省的120余名代表提交了60余篇论文，对爨文化的诸多问题进行热烈广泛的讨论，并将其中29篇论文汇集成《爨文化论》，于1991年6月出版发行。
为了进一步对爨文化进行研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又于1992年1月18日召开了“关于如何办好爨文化研究问题”的小型学术座谈会，会议议题的中心是：
1、爨文化的概念，其内含和外延应包括哪些方面？
2、前人对爨文化的中外文资料及实物等有哪些？开展这个工作从哪些方面入手？
3、当前开展爨文化研究应做哪些最基本最紧迫的基础工作？请提供思考线索或操作方案。
4、从爨文化研究长远规划考虑，应提出哪些新课题或新方案，如何分歩实施？
在这次会上，有许多学者，专家作了重要发言，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使我对此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过去有些载籍和辞书对爨地区和爨文化有些不同的说法，这次会上也有较正确的说明。现就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简要阐述于下：
过去很多著作都认为爨地的东西二部都在今云南东部地区。如樊绰《云南志》说：“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在石城（今曲靖）、昆川（今昆明）、曲轭（今马龙）、晋宁、喻献（今澄江、江川）、安宁至龙和城（今禄丰），谓之西爨；在曲（今昭通地区）、靖（今贵州威宁、水城、毕节、赫章等地）州、弥鹿川（今泸西）、开麻川（今寻甸），南至步头（指建水），谓之东爨。《辞海》“爨”字下解释说：“古地域名、古族名。系魏、晋、南北朝时，由今云南东部地区统治集团爨氏大姓演变而成。晋末至隋唐时，爨氏分为东西两部，均在云南东部，大抵以今曲靖县至建水县一带为界。”这些都是狭隘的说法。
事实上即自晋怀帝永嘉（307-312）以后，至唐玄宗天宝（742-755）初，爨氏统治宁州（北周改为南宁州）地区也已有四百余年，范围很广。《新唐书·南蛮传》西爨条载爨瓒事云：“西爨自云本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人，七世祖，晋南宁太守（应是南宁州刺史），中国乱，遂王蛮中。南宁州刺史徐文盛召诣荆州，有爨瓒者据其地，延袤二千余里。土多骏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翫分统其众《爨龙颜碑》说：其父为八郡监军，龙颜为镇蛮校尉、宁州刺史，统摄宁州诸军事。
晋初，宁州分置建宁、晋宁、朱提、云南、兴古、永昌、越巂、牂牁等八郡，上文所说“八郡监军.即指此。其后，越巂划归于蜀，牂牁为大姓谢氏所据，永昌因南夷为乱，与州隔绝，晋宁已并入建宁，故实际只有建宁、朱提、云南、兴古四郡。
东晋时，在晋初八郡基础上又分设南广、建都、平夷、夜郎、梁水、西平、兴宁、东河阳、西河阳等9郡，共计17郡，但实际所辖之地，仍系上述建宁、朱提、云南，兴古四郡的范围。建宁郡为今昆明市、曲靖地区、玉溪地区及楚雄州地，朱提郡为今昭通地区及东川市地，云南郡为今大理州及丽江地区，兴古郡为今红河州，文山州及广西西部地。
上述自晋永嘉以后四百余年间，南中主要为爨氏所统治，因此爨字亦被用以作为其统治区内各少数民族的泛称。所说其地“延袤二千余里”，即宁州所辖四郡之地。故其势力范围实西至澜沧江，南至红河，东达昭通一带，并兼有四川、贵州及广西三省的部份地区，合计亦逾二千里之数，实不仅只是曲靖、昆明、建水、楚雄、昭通一带。旧说在云南东部，实未把云南郡地包含在内，如只是云南东部，怎能说是“延袤二千余里”呢？
有人认为爨即今之夷彝族，爨文即彝文，如《天启滇志》卷三十“爨夷”下说：“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明、清以来的方志多称彝族文宇为“爨字”。又丁文江《爨文丛刻》共收彝文经典十一篇，也认为彝文即爨文。台湾岀版的《中文大辞典》也解释爨文即彝文。这些也都是狭隘的说法。
《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有爨习者为建伶令。”《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三国时爨氏蔚为建宁同乐（今陆良、曲靖越州）大姓。《新唐书·南蛮传》说：爨氏自云本安邑人。李京《云南志略》说：“爨琛为兴古太守，爨人之名始此；”又说：“爨琛后爨瓒、爨震相承不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说：“爨氏本安邑人，在晋时为南宁太守，中间乱，遂王蛮中。这些都与大爨碑所说“蝉蜕河东”相符。是其先本山西人，并非彝族，因为宦于滇，遂为滇人。至其入滇时间，各书所载虽有些出入，但多数认为是在晋时。爨氏入滇，遂把中原文化带入云南，所以爨文化乃是汉、彝民族文化融合的文化，也就是中原文化和土著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自不能单纯解释为彝文或彝族文化。
滇文化（也可说是楚文化）、爨文化、南诏大理文化是云南古代文化三大系。爨文化上承滇文化，下启南诏大理文化，是一支承先启后，起着纽带作用的文化。自晋初至唐天宝时将近500年，从出土的“两爨碑”看，并非彝文，而且文学水平和艺术价值都很高，康有为誉《爨宝子碑》为正书古石第一；书法家誉《囊龙颜碑》为神品，阮元题云：“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足见其水平之高。又曲靖市八塔台出土的青铜器，铸工精良，造型优美，可见当时生产力已相当发达。北周时，梁睿上疏杨坚，称南宁州四郡“户口殷实，金宝富饶，二河有骏马、明珠。”又说：“其地沃垠，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出名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则远振威名，二则有益军国。”樊绰《云南志》也说：“当天宝中，东北自靖州，西南至宣城（今元江），邑落相望，牛羊被野。”由此可见其物产异常丰富，工农业也相当发达，历史地位非常重要，这和文化发达是分不开的；无论从爱国、爱乡的角度出发，或是从民族交融、团结的角度衡量，它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着很高的价值，所以研究爨文化的意义是很重大的。然而在这四五百年间，除了已发现的几块碑石及近、现代发掘岀来的少数文物外，别无其它载籍流传，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这段时间，中原战乱频繁，无暇顾及南中，虽然当时朝廷也派过许多剌史、郡守、南夷校尉和相当于此的官吏，但多数都是遥领，有名无实。实际到任的只有李毅、王逊、徐循、徐文盛、李宓等少数几人，其中除文盛外，又多釆取高压手段或挑拨离间政策，不得民心；而且他们多只重军事，忽视生产建设和文教事业；因此在正史或别史上记载南中之事甚为简略，乃至阙如。同时，爨氏内部也时有纠纷，甚至相互残杀，如爨崇道杀害了爨归王、爨日进等；又南诏阁罗凤遣昆州杨牟利以兵胁西爨，“自曲州、石城、开麻、昆州南北至龙和皆残于兵。”因为这种种原因，所以爨氏也没有什么记录流传，致使这几百年的历史文献成为空白！
从发现两爨碑的过程来看，小爨碑是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才在越州杨旗田出土，距立碑时大亨四年（即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已埋没了1300余年；大爨碑立于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至清道光初年（约1821年）才被发现，其间亦已相隔1300余年。以此为例，则可想见有关爨文化的文物、典籍还有许多埋藏于地下，未被发现；因此必须进一步寻找线索，发掘有关爨文化的文献资料，加以研究整理。如八塔台之类的地方，与两爨碑类似的遗物，不能说没有，哪怕是断碣残碑、一鳞一爪都不放过；对于私家藏书或文物，也应广泛动员奉献出来，以供采择研讨；对于现存的正史、杂史、笔记、杂录等有关这一段时间的资料，当然也应进一步索隐钩沉，搜罗整理.这样广泛搜求，深入探索，想必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有助于爨文化的进一步研究，以补充这一段历史空白的。
转自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编：《云南文史论集——云南省文史研究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33-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