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高房子——故乡纪事028》
（插图：王花朵）
前几天，正当我在用大脑修复天木镇的往日光影时，子彬兄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在老家，他说小全要来了，我们可以喝一杯。
我的脑里突然迸发一个想法，把旧的天木镇画出来。
小全是我的发小，与我有相似的故镇的记忆，且他和子彬都从小工于画，于是我就和他说了这个想法，他俩当天去商量。
其实这也是我的妄想，任何人的家乡都在河流里，只不过如果你顺流而下的时候，看不见它的幻化，而你一旦上岸停留，再回过头去，你会发现它只是似曾相识的流水。
倚着史料的导引，之前和之后都发生了很多事。而史料恰恰是大象的器官，我则是盲人。我怪史料不说真话，其实它们也只能看见眼前的一小点儿范围。但是转过头去，那些射向真相的箭头还都是来自于一个原点，这个原点离我太远了。
在我们家乡天木镇的主干街道靠西的路北，有一幢一度是坐标性的建筑，我们全镇人都叫它“大高房子”，后来在一把大火中化为灰烬。其实它是供销社专卖轻工品的商店，与副食店、土产店比是“供销三杰”，而它面积最大，举架与798那些工厂一样，有4米多的高度，在文化宫改成二层电影院之前，它是天木镇最高的建筑，它还是一座人字顶的大瓦房。
是以人们叫它大高房子一点也不为过。
“去哪儿了，他婶儿！”站在院子里的妇女问路上行走的妇女。
“去大高房子了！”他婶掩不住的得意洋洋。“扯几尺布，染一下，给大姑娘做件衣服，姑娘大了，爱臭美了。”
偶尔你会遇到这样的对白，可见大高房子的重要性。
大高房子常规的布局是除却两个向南对开的大门外，四周一圈都是柜台，地中间广场一样空旷，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有可能在炉子四周临时摆一些摊位，卖暖瓶、年画、对联这些紧俏货，炉子一直在地中间。
大高房子西侧的柜台是木质的，又高又厚。柜台上铺开的是人们常买的白色、黑色、红色的棉布。白布可以染成任何花色，黑布一般给中老年人做衣服，也做孝布用；红布的用途很多，给小孩子做兜肚，喜庆的日子的装饰，曾祖辈的老人去世，叫喜丧，也会用到红布。
柜台里面，售货员的身后是大展橱，上面一排斜立着各色的花布和花被面。我和丫蛋儿无数次去那里观瞻，赏析那些图案和色彩，交流我们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打算。我们踮着脚，含着口水，双手扒着柜台，一卷一卷看那花布们，边看边品评、争论。
《漂亮裙子》王花朵
“那个圆点的好看，你要是穿上，像花大姐！”我的意见是丫蛋儿穿那卷黑底白色圆点的布做的衣服，花大姐就是瓢虫。
“那个好，那个我喜欢，那个像蒿子花的。”别看平时过家家时对我举案齐眉，在审美方面丫蛋儿很有主见。不过她不认识满天星，说那个碎花布像蒿子花。
“那个猫爪的也好看，要不就那个猫爪的吧。”我偏不要丫蛋儿喜欢那个像满天星一样的花布。
“呦！这么小不点儿就张罗买新衣服啊？”售货员大概把能聊到的家常都聊了好几遍了，忽然发现了我俩，开始转移目标，调笑我俩。
在我们那里，“新衣裳”这词，对小孩子是过年的意思，对大姑娘小伙子则是成亲的意思，售货员明显故意拌在一起用。
那时卖布的售货员特别轻闲，一整天打发不了几个人。因为就算你有钱，没有布票，一样不卖给你。布票是按人头、按大人小孩每年定量发放的，谁家要是娶媳妇，首先就要四处借布票，哪一家当年的布票也难多出一床大被和两身新衣的。
“管得着吗？过年买行不行啊？”没想到丫蛋儿对售货员的话很在意，红着脸反驳。
“草还没有没牛眼，离过年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你这小妮子，这么早就要找婆家？哈哈哈……”
售货员笑得开心，大高房子里都是她的声音在四处乱撞。
我见丫蛋儿眼圈红了，还在组织语言准备回击，忙息事宁人，拉拉她，向北边柜台一指。
一种比大脸盆小、比小菜盆大的搪瓷盆，盆口朝外立在橱窗里，这个品种我们以前没有见过。
除了卖布的柜台，大高房子的北、东、南三面全都是玻璃橱窗，这在当时很是时尚。橱窗里摆设商品，我们不用踮脚也能一目了然。大高房子有一个专门打扫卫生的妇女，除了冬天负责烧炉子，剩下的事儿就是用一块抹布擦柜台上的灰和玻璃上我们的小手印。
我和丫蛋儿没少在橱窗上印我俩的小手印。
对我俩来说，大高房子就像一本书，从封面封底正文注释全都熟烂于心了，所以那个新来的盆一下子吸引了我们。那个盆底印着两条小鱼，头尾相反，好像它们在玩一种把自己转晕的转圈游戏，那游戏的名称叫“迷楞歌”，我记得迷楞歌是这样的：
“迷楞迷楞歌，长大做火车，火车一拉鼻儿，到了胡家屯儿”。
我们看腻了印有脖子上挂毛巾的男子的茶缸，他的手套和毛巾都那么白，不真实，因为我们知道，下一次田，或者一个夏天下来，手套是黑的，毛巾是蜡黄色的。
大高房子最南边一排柜台在我印象中从未摆满过，从东到西虎头蛇尾下去。从东门进去向左一拐就是南排最挤的柜台，算术本、方格本、四线方格本，还有纸厚一点的画画本，沾水笔尖、2B铅笔、文具盒、铅笔刀等。
我曾一度迷恋过那里展示的一支包尖钢笔，与那些敞尖钢笔比较，它更像一穗成熟的玉米，那笔肚子里都是甜甜的玉米汁。有一阶段，它们中的一支朱红色笔身的钢笔，从玻璃展台的缝隙里掉到下一层的稿纸上，躺在那里没人管，持续了很多天。我时不时隔着玻璃伸出手，做抚摸状。其实我与它的距离也就一公分多，可我就是够不到它。
有一夜我只好梦见它，我骑着它在村子上空飞，平时高过房子的柳树梢直刮我的脚，我忽然看见丫蛋儿在她家院子里仰头叫我，说什么我也听不清，只看见她穿着大高房子里那块满天星花布衣裳。
丫蛋儿不喜欢笔墨，她很少陪我看南侧的柜台。
那些笔啊本啊过了之后有卖皮球的地方，丫蛋儿特别喜欢这里。皮球身后还常年摆着一只足球、一只篮球和一只排球，好像从没卖出去过，上面有太阳晒和积灰后的痕迹。
再往西就是摆书的地方，记得毛选四卷摆在红布上，有很多本，第五卷出来的时候，大高房子门前放了礼花，那是连夜从县城取回来的，摆成高高的垛。平时其它的书就很少了，只记得记得有唐诗三百首，四大名著什么的。
我在大高房子最大的一笔消费，是背着母亲把她让我花在东柜台的钱我给花在了南柜台。东边的柜台是鞋帽，狗皮帽子，橡胶鞋，雨鞋，还有鸡毛掸子什么的都在那里，我不太感兴趣东边柜台的商品。
一切皆是命中注定，就在母亲打算给我买一双“拦网鞋”的时候，南柜台增加了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书里面有许多插图很诱人，故事也很曲折，售货员又不让翻阅太久。我每次翻到冬妮娅那里她就一定索回，我终于狠了狠心，花了4块2毛5分钱买了下来，对家人称是借的，对母亲说鞋子断货。
这事儿露馅时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
丫蛋儿不高兴我看冬妮娅，他说老毛子男的坏，女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其实丫蛋儿只见过二毛子、三毛子，因为我们村有一个二毛子，至于老毛子，丫蛋儿也只是听大人讲的。虽说是道听途说，但大多是一手经验的讲述，这在一些史料里也证实过了。
胡夫子的爷爷胡大干迁来胡家屯的时候，我们这里日本人多，但往北一过河到了山根下，老毛子就多起来了，日俄来回拉锯，我们天木镇是年轮。故而“跑大鼻子”的事儿我的那些叔婶辈并不陌生，胡大干还暗地里组织过和大鼻子对着干的活动。
不过我对冬妮娅很迷恋，特别是她的少女时代，与丫蛋儿比较，冬妮娅更像细锣筛出的面粉，这可能是我最终与丫蛋儿错失良缘的深层次原因。
《爸爸和我》王花朵
在书柜的西边就是稀稀拉拉的小人书了，我瞧不上眼。
那几本小人书连J玲玲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她家有两大箱子小人书。于是每每走到小人书那里，我都会用手指在玻璃上快速划一条长线，像音乐指挥最后一棒，然后就从西门出去了。
但是好多年大高房子有一处地方对我来说是神秘莫测的，就是北柜台后边的那个门，经常看到各种货物从那个门搬进来上架，他们内部的人包括售货员也都是从那个门进来和离开，开窗板子的除外。
1974年的冬天，我们那里罕见地气温下降到零下38度，家中柴火不足以御寒了，我毅然加入捡煤渣的大军，挎上一个点种的柳条篓，带着铁丝编成的小耙子，活跃在天木镇有煤灰和垃圾堆的地方。
这个职业使我得以跃墙进入大高房子后院一探究竟。
令我吃惊的是，从前门看各是各的呈现场地的大高房子、食品丶土产日杂，在后面全是在同一个院子。
我还发现院子里还有一个做糕点的厂房和一个做酱油的厂房，几棵年纪不小的大榆树遮盖着它们。
如今偶尔和同龄家乡人聊起大高房子，他们大多先是一愣神儿，继而会问：你是说过去那个大高房子吗？
我说是。
他们往往会说：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它啥样子了。
这就是大高房子的命。
（20190610~11呼和浩特）
摄影：翟瑛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