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晟 | 郑成功海上贸易及其内部组织之特点
一、明中叶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
明代沿海地区私人海上贸易向极发展，其成分亦比较复杂，有大商人，有闽浙大姓（即豪门地主），也有大批丧失土地的流亡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一直与海外商人从事贸易活动，甚至不惜栖身海外诸国，至生子孙。下面依据《明史·外国传》所载中国沿海人民商贩其地的情况，摘要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明中叶以后，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提供了物质条件。以福建为例：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巡按陈子贞曾谓：
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故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向年未通番而地方多事，迩来既通番而内外乂安，明效彰彰耳！……是其利不独在外，而且在官也。
《泉州府志·风俗》条也称：
泉地隘而硗瘠，濒海之邑，耕四而渔六。山县田于亩者十三，田于山十七，岁入谷少而人浮于食。饔飱所资，上则吴浙，下则粵之潮、高。如数月海船不至，则待哺矣。
嘉靖时的漳州月港，其私人“通番”者更是不计其数，几乎家家都可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因而“海道不靖”。后来“倭患”问题有所缓解，“漳、泉（人）寻又通倭，倭亦以巨航至”。至于福州长乐县，“近海之民”亦多'走海如鹜。这一地区正是随着郑和下西洋“每次海行必泊长乐”后，才使这里的经济有所繁荣。清王胜时《漫游纪事》谈到福建私人海舶的发展状况：
往时闽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西至欧罗巴，东至吕宋、日本长琦。每一舶至，赚钱极多。
明末福建长乐著名学者谢肇淛也曾对当时这一现象作过评论：
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外国朝鲜、琉球、吕宋、安南、占城、满剌加、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资，十九起家。
于是射利愚民，辐辕竞趋，以为奇货。
天启时，由于荷兰对台湾的侵扰，造成福建沿海地区海禁日趋严重，私人海上贸易受到影响。于是福建官员沈铁向当时的巡抚南居益建议在澎湖“置将屯兵，永为重镇”，借以达到”通商便民”的目的。其中道：
夫澎湖、大湾（即台湾）上下官兵船只把港，则番船不许出入，红夷（指荷人）不许互市，无待言者。然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两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自红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一夥豪右奸民，倚借势官结纳游总官兵，或假给东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买卖文引，载货出外径往交趾、日本、吕宋等夷买卖觅利，'中以硝磺器械违禁接济更多，不但米粮饮食也。禁愈急而豪右岀没愈神。……不如俟澎湖岛设兵镇后，红夷息肩，暂援旧例，听洋商明给文引，往贩东西二洋。……庶可生意饱商民之腹，亦可以夷货增中国之利。
然而，事实上沈的建议并未能实行。因为当时的东南沿海并不安宁。这样，一些私人海上贸易集团就必须具备强大的武装，以防不虞。而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正是明末这种私人海上贸易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们经济实力之雄厚，贸易活动之广泛，是中国历史罕见的。
二、郑成功海上贸易的规模
郑成功海上贸易的规模，可以从郑氏贸易的范围、船只数目、财产数字以及所拥有之土地等方面，得到一个大致轮廓。
首先，郑氏父子贸易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日本、荷兰、英国以及东南亚的吕宋、暹罗、交趾一带。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甚多，不赘。
其次是郑氏的贸易船只数目。关于这方面史籍的记载，虽不尽相同，但大多接近。
《伪郑逸事》称，郑部之舰船“以数千计”。
又说：
（成功）造战舰三千余艘，顺治十三年（1656）将大发兵窥江南。过浙之东瓯，泊舟三日，连江八十里，见者增慄。
早在1646年，郑成功的部下杨廷世、刘九皋到广西去见永历帝。永历帝问郑的兵船钱粮数目，二人对以“舳舻千艘”。这时郑的兵力尚嫌薄弱。后来郑成功的水师数目时有变化，但相差不远。康熙元年（1662）三月，郑成功已收复台湾，清朝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向清廷报告：
本月（指三月）初六日，探至（福建）桐山界上，有贼（郑）船千余只已抵达沙埕，未审向往等情。
本月廿八日，据报称：本日瞭见外洋有船四、五百之数，自南往北行驶，又有贼船一百只余，停泊苔山等情。
桐山及沙埕均在闽北，不是郑成功的根据地，而竟有船只千余只，正好证明这时郑成功的舰队数目，当不少于数千只。
郑氏父子的家私数目亦颇惊人。《南明野史》中记载，郑芝龙对隆武帝朱聿键表示，“倾家相助可四百万”。后来到了郑成功、郑经时期，海外贸易日益扩大，因之所积财富更多。郑经在台湾时，他的部下户官郑泰据守金门，“善理财，积赀百余万”。郑泰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别以四十万寄日本国，以备不虞”。1663年他被郑经杀死后，郑经一直欲将这笔钱取出而未果，直到1675年，郑经再派人去取，仅将郑泰所寄日本之七十一万银取回二十六万归来。以此一例，即可见郑氏财富之多。
郑氏拥有的军队也不少。据《李朝实录》记载，1647年，郑芝龙手下贸易船只漂泊朝鲜，其中舡主徐胜系福建晋江人。据徐称，郑芝龙当时已“统兵四十万”。1652年，郑成功与清军作战，围困潼州凡八月有余，当时郑军仅在此一地即“聚集二十七万”人。后来虽有所减少，而至1657年时尚有“雄兵二十余万”。
不仅如此，郑氏父子本身还是一个拥有众多土地的人。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清朝户部尚书车克奏称：
郑成功父子田产在海上者，田有数万顷，价值数十万金，每岁田租不赀。以之抵充正赋，则足以苏八闽之困；以之接济兵饷，则足以省挽输之劳。……而其平日所抢霸小民之田产，独得安然无恙，真神人共愤，国法难容者也。
这个记载即使有所夸大，当亦相差不远。因为早在明末，郑芝龙即以闽地大旱为由，将福建沿海流民“载往台湾令垦辟荒土而收其赋”，并“以此富强”。黄宗羲：《行朝录》亦指出，这些人“以衣食之余，纳租郑氏”。台湾如此，福建也不例外。郑芝龙对田地之有兴趣，还表现在他利用隆武帝在位的一年（1645—1646）之中，依靠权势，“增置庄仓五百余所”。他还利用这一机会企图以清理福建寺田为名，“纳赎可得八十万”，终因隆武帝未同意而作罢论。就这样，郑芝龙也已是“田园遍闽广”了。他的过早降清，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三、郑氏之“通洋之利”及其内部组织的特点
关于郑成功的海上贸易，简单谈下面三点：
1、郑成功的“通洋之利”：
清初郁永河《伪郑逸事》曾指出：
（郑）成功以海外弹丸地，养兵十余万，……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陆，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这正说明郑氏父子维持了隆武帝政权所需的一切开支，自然也包括庞大的军费。而这些费用实际上均来自“通洋之利”。1647年七月，有福建商贾徐胜等五十一人，因商船中炮飘流至朝鲜。他们即系郑氏贸易集团之船只，由于郑芝龙以隆武政权“经用不足，请于皇帝”，乃令徐胜等“领官银贸贩，以助军饷”。他们“于今年五月驾船于束埔寨向日本”，从事海上贸易。另有林东荣等人同徐胜一样，“亦以商贩自福京（指福州）向日本，遇飓风，船覆”而飘至朝鲜。
当隆武帝在位时，郑成功因见其父对抗清斗争持观望态度，曾劝皇帝“通洋裕国”，一方面“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另方面应“大开海道，与贩各港，以足其饷”，这样“选将练兵，号召天下，（抗清）进取不难矣”。
郑成功从海外贸易中取得军费，大约通过三种方式：
一是外国贸易船只之进口税：即福建沿海船舶不得郑氏令箭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以“吕宋、日本、暹罗、咬（口留）巴、东京、交趾等国洋船可以充继”粮饷。这种进口税收是以厦门作为中心进行征纳的。后来清朝利用郑芝龙劝降郑成功时，还将此贸易专利权明确让予郑成功，以为诱饵。据《明清史料》丁编记载，顺治十年（1653）清政府给郑成功之《拟海澄公敕稿》中称：
兹封尔（指郑）为海澄公，赐之敕印，镇守泉州等处地方，禄俸如例。……海洋船只俱令管理稽查，收纳税课，所部官员照旧统辖，以俟叙录……。
《台湾外纪》卷五亦称，如郑成功降清，“仍令管理一应洋船，输纳税银”，“盖伊父子向擅此利”，“不若明收其税耳”。
清朝福建总督刘清泰所上密折中，也建议如郑成功降清，“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其往来洋船，俱著管理，稽察奸究，输纳税课”。
二是郑氏在台湾对外国贸易船只所收之进口税：郑氏父子一向在台湾经营海上贸易，并拥有相当之势力。据荷人C・E・S《被忽视的福摩萨》一书所载，当时户官郑泰曾向郑成功献策，如果“从福摩萨运往国姓爷辖地的货物，在装货地抽税，比在到达地的厦门抽税有利得多”。于是郑成功在与荷兰贸易中，均改在台湾抽税。
三是郑氏自行经营的海外贸易：自郑芝龙开始，郑氏集团一直派海船往返于日本及南洋诸国。《伪郑逸事》谈道：
“海外诸国以日本最富强，而需中国百货尤多。”
1651年，郑成功部下冯澄世亦认为：
“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且借彼此粮以济吾用，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
也说明郑成功海上贸易获利甚夥。1653年八月，郑成功拒绝其父郑芝龙的劝降时，颇为自信地说：
“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有余”。
这一点，连清朝人也不得不承认：
“我朝严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贾垄断，厚赂守口官兵，潜通郑氏以达厦门，然后通贩各国。凡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唯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
因此，郑氏及其家族单靠从事贸易获利所得，即可以几十万乃至百万计。前谈户官郑泰是其中之佼佼者，其它人之财产，亦可类推。
2、郑氏海商贸易集团内部组织之特点：
郑氏贸易集团由于兴起之后即与封建政权紧密结合，故其内部组织亦自有其特点：
（1）成份复杂，一身而数任：郑芝龙出身海盗，其成员来自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且他们本身亦拥有武装，并不足怪。由于郑氏父子活跃于明末清初战争频仍之际，又建立了政权。因此他的组织成员，既是贸易之夥伴，又是他们的部下官兵，具有两重性。据《明清史料》丁编所载，当时有个叫陈龙的，福州福清入，1648年时本为商人，过了几年“到海口镇里被阮全镇拿下海去”，先是做郑部亲军林奇的旗鼓，后来在攻打广东时成了水师船的左冲锋官，因为打仗有功，升为郑部的协将总兵。此外，郑成功的大将尚有系优旦出身者。《广阳杂记》卷二：
洪复，泉州同安人，初为优旦，赐姓拔以为将。丰姿娇艳如妇人，而勇冠三军，射能百步穿杨。赐姓尝巴：观汝才略，可为大将，惜汝之性情气质柔媚耳。……赐姓尝攻漳州营，为敌所劫，披靡而走。思文（隆武帝）所赐七印，一囊贮之，遗失于营中。（洪）复独骑随敌后入营中，挟囊而走。敌始觉，追之。复发三矢，连毙三人，敌不敢追，遂以印反命。后果死江南之难。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郑成功的部下有世为奴仆的人当成了头目。据《泉州府志》卷三二：
晋江四十七都黄姓系宦后故家，其同乡谢姓世为婢仆。有谢拔因弟谢世为海上伪目，迫胁黄愿将六岁幼女爱娘许配其子谢储，欲借以洗主仆之羞……。
正由于郑的部下成员无所不包，因而在他收复台湾后，仍然在大陆耳目甚多，并始终保持着贸易乃至军事方面的联系。
不仅内部成员的身份如此，即贸易船只的情况亦相同。郑氏集团的战船同时又是贸易商船。两者难于区分。1646年，《粤行纪事》的作者瞿昌文到了福建，“见巨舰以千计，水师居半，俱郑芝龙叔鸿逵、弟芝豹辈部领通商者”。一旦军事需要，即可临时征调他的贸易船只，因此，随时集结应用。1661年，郑成功为收复台湾，除在厦门征集二百艘战船外，同时命令从日本，交趾、柬埔寨、暹罗等处的商船，一律回归待命。1679年，清兵攻厦门时，郑经也曾调拨他的各路商船北上，用于战事。
（2）郑氏集团内部重要成员都具有相对独立性：郑氏集团之骨干多系海盗出身，其内部组织体现了哥儿们入伙的特点。郑氏的主要将领，多拥有各自商船，自有武器，互不统属。1651年，当郑成功开始聚集兵力与清军作战时，无论从兵力或财源上均嫌不足。于是他的叔祖郑鸿逵乃将其自己的船只，全部交给郑成功掌握，自己却“艺植花木”，“笙歌自娱”。这正是郑氏集团中的特点。1656年，郑成功军在揭阳一战失利，郑的部将黄悟则被罚“铠甲五百领”。由于黄悟在这次战斗中本身已损失甚大，“亡其铁甲兵三百余名，（又）窘于赔补”，因而立即投降清朝。清则封黄为海澄公，以示拉拢。
类似的情况还很多。1679年，郑经部将刘国轩，因见郑氏政权内部财政困滩，乃“请停文武俸，自出粮饷兵三月”，并得到郑经的同意。《台湾外纪》详述其事曰：
（刘）国轩见军糈不足，又屡屡加征百姓。隨自辞俸食，并请捐资月养辖兵，启曰：……请辞月俸，愿竭微资自给辖兵三月，稍宽百姓万一。（郑）经允从之”。
后来他下面的其它将领如吴淑、何祐、江胜、林升等，俱循刘国轩例，或捐资助饷，或自行解决所部兵粮。前镇大将施明良亦随之捐银一千两，以助兵饷。1683年，郑氏集团之吏官洪磊尚派其部下黄成，于是年闰六月，将自己的“兴贩之船”，自台湾发出开往日本、暹罗从事贸易；刘国轩也于是月派部下蓝泽将其贸易货船开往日本、暹罗。这些船都是属于他们各自的“生理之船”，具有相对之独立性，各有自己之属下人经营，别人亦不干预。但作为郑氏集团的领袖人物如郑成功等人，他们是以“舶主”之地位，成为大家公举的首领，因而对其部下自能驾驭。
3，郑氏集团内部之弱点：郑氏集团是依靠宗族及乡亲关系来保持其“舶主”地位的，尽管其内部有些新的因素，但总的来看，仍并未摆脱中国固有的封建依附性（即与封建政权相结合），也不可能再前进一步，达到扩大商业资本，出现具有资本主义商业经营之性质。
郑芝龙作为海上贸易集团的领袖，如果不是依恃明朝任用他为福建的军事长官，他的贸易资本不会这样多，权势也不会这样大，他的海上劲敌也不会一个个被消灭；如果他不大力扶植隆武帝政权，也不会利用这一机会，一下扩充“庄仓五百余所”。把资金转移到土地上，这正是郑氏集团从事海上贸易的弱点，也是时代的局限性。从这一角度看，明末的郑芝龙颇似宋末的蒲寿庚。蒲寿庚在宋末是资力雄厚的大海商，由于南宋让他总管海上贸易，从而主宰“蕃舶”利者三十年。
其次，郑氏集团内部的乡族关系、同伙关系，也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很难牢固持久的。一旦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在政治上就会有某些动摇，难以长期团结一致，尤其缺乏一种共同的信念和目标。郑氏集团经营海上贸易几十年，而终归失败了，其悲剧正在这里。
傅衣凌教授曾经指出：
“郑芝龙降明投清，表现出反复无常的态度，这正是中国海商集国的脆弱性的表现。就是说，中国的商人资本始终没有脱离土地权力的羁绊。郑芝龙本人就是如此，他的田园遍闽广，成为地主、官僚。他们在海上贸易的活动，也还没有完全脱离海盗的行径，使其商业活动内涵着某些弱点。其次，则是他们的商业组合都以乡族关系为中心。……这个亲属关系限制了中国海商走向股份公司，以扩大资本。郑芝龙的投清，即是陷于这一个历史的悲剧。”
傅先生的这一重要论断，无疑是对明代及郑成功海商贸易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
文献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页49-55。文中注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郑克晟，祖籍福建长乐，1931年9月出生于北京。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于张政烺、余逊、邓广铭、邵循正、向达等教授。1955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63年初调至南开大学，先后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古籍所所长，兼任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出版《明代政争探源》、《明清史探实》、《清史》（上、副主编）等专著，并主持《清文海》的编纂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