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吗？让年龄告诉你！
原作者：Jonathan Rauch
译者： ringohan
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出人类幸福的生物学机理，告诉人们该如何度过中年（临时的）低潮。
乔纳森·方赫
今年夏天，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很不开心，常常感到困惑。他今年47岁，多年奋斗之后，终于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稳固了学术地位。然而，他非但没有感到满足，反倒感到陷入困境，幻想着逃脱。这种反应让他感到吃惊。没有道理这样呀。是不是出问题了？我把自己知道的最佳答案告诉他，向他介绍了有关U型曲线的事情。
并非人人都要经历这种U型曲线，但许多人的确要经历，我就是这样。客观地讲，40多岁时，我取得了许多成功。我有稳定而幸福的配偶，身体健康，收入有保障，有一份很好的职业，同事们都很出色；我出版了一本书，还为一流报刊撰写文章，获得了新闻大奖。假如这是你说给的另一个人的事，假如我刚走出大学门，你告诉我这样的事情，我一定会说：“哇，我就想这样！”然而，每天早晨（早上往往是情绪最差的时候）起来，我都感到失望，头脑里想的全是自己的失败。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就太少，白白浪费了时间，我需要某种莫名的改变或者干脆逃脱。
我也十分明白，这种不满只是爱发牢骚，缺乏理智，所以我不会对外表露。想到这里（我的确经常想到），我不愿意采用“中年危机”这一术语，因为这段时间我生活稳定，实际上并未经历危机：失望情绪更像连绵不断的毛毛雨。最让我感到烦恼的是感激心的丧失，远远超过了失望本身，而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没有权利做的事情。我相信理智终会战胜一切，常常逐个计算自己的好事，直接在脑子里列出清单，有时在纸上写下所有需要感谢的东西。跟自己一道推理思考可能起一时的作用，但不久失望情绪又会卷土重来。随着时间推移，周变成月，月变成年，我对自己的印象开始发生变化。以前我总是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个快乐的人，但现在我似乎总爱唠叨各种各样的不满，不管这些不满时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我想，我不得不安心做个不满者。
步入50岁后不久，我遇到一些真正的挫折。父母双亡，其中一位患了可怕的疾病，我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去世却孤苦无助。我工作的杂志重组，我失去了工作。创业的努力——企图创立一个新的网上市场，将有故事想法的记者与寻找故事的编辑撮合在一起——也遇上了麻烦。我的肩部、肘部和膝盖都开始出现疼痛。然而，失望和自责的迷雾开始消散，先是不知不觉，后来则更为明显。现在我54岁了，感觉自己好像从一条暗道走了出来。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作家。很久以前，我30岁，他66岁，他告诉我：“中年危机从40多岁开始，到时候你看着自己的生活就会想，难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大约10年后，中年危机结束，你再看看自己的生活一定会想，实际上我的生活还是挺不错的。”50多岁时回想他说的话，我感到他说的完全没错。我再次有了二三十岁时的冒险心，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吃惊，我也不感到吃惊。清晨起来，我想的又是未来，而不是50多年的过去。感激之情又重新回到我的身上。
大约50岁时，我发现了这种U型曲线后，之后就开始钻研这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我倒希望自己在40多岁（40岁以前更好）就懂得幸福受年龄影响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中年的艰难时段，不管你把它叫做中年危机还是其它什么东西，其实向某种更好的东西的过渡，有理由相信，这种东西就是智慧。我希望当时有人能告诉我我现在可以向忧愁的朋友的东西：你自身根本没有问题，并不是唯独你会这种感觉。
上世纪70年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了解到各国衡量人民幸福的调查，他很感兴趣，就着手收集并整理这些数据。在分析过程中他发现了后来所称的伊斯特林悖论：超过某一点，国家富裕程度的增加并不能增加幸福度。伊斯特林现在南加州大学任教，作为重点研究人类幸福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创始人而广受赞誉。不过在那个时候，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研究幸福这样的主观问题只是出于好奇。
30年后的90年代，幸福经济学重新出现。这一次有一群劳动经济学家，包括达特茅斯大学的戴维·布兰奇弗劳尔（David Blanchflower ）和华威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对工作与幸福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促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活满意度调查，并意外地发现在世界各国反复出现的模式。“无论观察什么样的数据，”在布兰奇弗劳尔最近一次采访中告诉我，“都会取得相同的东西”：进入成年的头一二十年里，生活满意度呈下降趋势，40多岁或50岁刚出头时到最低点，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升高，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常常（尽管不总是）高于刚进入成年时的水平。这种模式后来被称为幸福的U型曲线。
与此同时，专攻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卡罗尔·格雷厄姆（目前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我也是那里的高级研究员）正在研究迅速脱贫的秘鲁人。她想知道“这些人如何看待自己取得的成就？”她告诉我，她吃惊地发现，客观生活条件并不决定主观的生活满意度；与其他国家一样，许多已经脱贫的人士感觉比当年贫穷时的日子还穷。“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她说。仔细查询相关文件，她发现了幸福经济学方面的稀缺文献，深入研究调查数据，她首先在拉丁美洲，然后又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了相同的U型曲线。“这是一种统计规律，”她说。“与人类状况相关。”
在对衡量整体生活满意度而不是每时每刻的情绪时的调查提问的答案中，人们发现了U型曲线。曲线的准确形状以及曲线最低点所对应的年龄，因国家、调查问题、调查人口以及统计分析方法不同而不同。这条U型曲线并非无处不在的。实际上，人们可能怀疑，由各种调查、各个国家、各个年代以及各种分析构成的千差万别场景当中是否能够显示这种单一的图形。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图案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例如，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中，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向80个国家的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考虑所有因素，近来您对自己一生满意度如何？”结果他们发现，在55个国家中，U型曲线的最低点平均出现在46岁。格雷厄姆（Graham ）和美林娜·尼克拉夫（ Milena Nikolova）最近研究了一项国际性的调查，这项调查请来自149个国家的人从0到10给自己的生活打分，10代表“对你来说可能最好的生活”而0则代表最差。他们在80个国家中找了年龄与幸福的关系，在除9个外的71个国家里，满意度最低点出现在39岁到57岁之间（平均最低点为50岁左右）。
猿猴的幸福感最低点出现在相对人类45到50岁之间，意味着幸福曲线并非人类独有。
富裕国家的人寿命长，晚年健康状况好，这条曲线往往更明显。有时这条曲线直接在原始调查数据中显现——也就是说，中年人整个满意度下降。但是，这里有某种诀窍：在许多情况下（包括我前面引述的两项分析），只有在对收入、婚姻状况、就业等情况进行调整，仅研究年龄单独构成的影响时，才会出现这种基于年龄的U型曲线。有些学者——包括这一领域的元老伊斯特林——并不看好这种调整。主持威斯康星大学老化研究所的心理学家卡罗尔·莱福（Carol Ryff）告诉我，“在我看来，这样做让问题变得更隐晦，而不是更清晰。”但是，过滤掉重要的生活环境后，就能显示出某种有趣的事情：生活满意度上可能存在某种潜在的模式，与人们的现状无关。换句话说，如果其它一切条件相同，与生命的其它时段相比，人在中年更难感到满足。布兰奇福劳和奥斯瓦尔德发现，从统计上来说，从20岁到45岁人失去的幸福，相当于非自愿失业效果的三分之一。
“我认为这是有关人类的一阶发现，寿命将超过我们数百年时间，” 奥斯瓦尔德告诉我。但并非所有人情愿认识到这种程度。许多心理学家之所以表示怀疑，部分原因是这条U型曲线是基于大数据组合的统计规律，而心理学家却喜欢研究实际的人，不管是个体研究还是通过试验群进行研究，而且最好涵盖人的整个生命过程。“我认为对生活过程的模式进行概括性描述是错误的，”莱福告诉我。“在最后分析中，如果告诉他人，这些都是宏大而通用的故事，那么我们所讨论就不是真正的人。”因此，心理学家研究中年危机——即具有中年独特现象，而不仅是生活中随时可能遇到的压力或困难时——时，他们没有找到这一危机的证据，他们经济学各个方面存在确凿证据的可能持冷漠态度。
然而，在近期研究工作中，相信存在U型曲线的研究人员找到越来越的证据，这些证据很难斥之为仅仅的统计关联。奥斯瓦尔德、特伦斯·程（Terence Cheng）和纳塔尤德·鲍德莎伊（Nattavudh Powdthavee）在来自三个国家的4个径向数据集中发现了这种U型曲线：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证据，因为它追溯的是个人长时间的生活经历，而不是在统计快照中比较不同年龄的人们。同样，在研究了27个欧洲国家的样本后，布兰奇福劳和奥斯瓦尔德发现，使用抗抑郁药物上存在在一种“十分明显的山形图形”，顶端出现在四十八九岁。人在中年使用抗抑郁药物的可能性几乎“翻番”。在收集相关数据的美国两个州（新罕布什尔州和新墨西哥州），他们也发现了同样的图形。
奥斯瓦尔德与其他四位学者（其中两位是灵长类动物学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黑猩猩和猩猩的心态也呈现U型曲线，这一发现让许多人感到吃惊。他们请动物园管理员、研究员和其他照料动物的人填写问卷，要他们给自己掌管的灵长类动物（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及美国的500只圈养黑猩猩和猩猩）的幸福程度打分。这些猿类动物的幸福感在相当于人45岁到50岁的阶段降至最低。在2012年发表的论文中，作者断言：“尽管人类生活以及社会的诸多方面可以提供部分解释，但我们的研究结果预示着，幸福的U型曲线并人类独有，也许其根源部分在于，我们与我们密切相关的猿类动物拥有共同的生物学机理。”
我认为，这一证据的意义在于：人在中年时段感到满足是完全可能的，但对我们许许多多人来说难以做到。这就是U型曲线对我的感觉，也是对本文中所列的用非科学的办法调查过的一些人的感觉。
“我认为这一定是某种内在的东西，”我45岁的朋友S告诉我。他向我描述了20多岁时他令人兴奋和有趣的生活（我当时真的很笨，但却认为自己知道的很多），30多岁拼命工作并得到稳定的回报（我感到自己走上正轨……看来真的要住上豪宅，实现美国梦），但40多岁时因意外离婚而突然受到打击，又成了单身父亲，又突发了心脏病。他说自己很难有满足满意的感觉，结果形成本文作者本人也曾经感觉过的那种自我怀疑：疑虑不断滋生，怀疑自己注定会牢骚满腹。他还想知道，他感觉到的这种不满是不是自己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其结果。“从专业上讲，情况是挺不错的，”S告诉我。“但也许正在发生某种事情，这种事情足以让妻子离我而去。如果心理上大幅滑落，我或许可以说任何事情将无法让我感到满足。也许我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我把生活看成一种可以战胜的挑战，而不是一种从中得到乐趣的冒险历程。我想逃到巴西——换个名字，在旅馆里干活。也许50多岁时会发生变化。”
我高兴地告诉他，机会在他一方。
我的朋友K的生活经历跟S差不多。她20多岁时职业生涯起步，开始时激动人心（有了'我所梦寐以求的工作），成就不断，30多岁冲劲降低（“感觉有点吃力”），40多岁受到重大挫折，父亲病故，母亲中风，女儿出生后丈夫离家，她又遭到解雇。她成功应对了所有这些挑战，受到解雇但专业上仍然做得不错（“事业上更好，赚了更多的钱”），对自己的生活，她有了一种她所称的黑色幽默，悲伤地告诉自己：至少麻烦太多，一下子说不清楚。
在过去几年里，情况有了非常明显的好转。50岁以后，K女士的生活不但外部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内心也没有出现波折。“我每天也许做同样的事情，可感觉却不同了，”她说。她的价值观已经从工作方面移开：“我觉得工作并非成功的巨大来源。现在我衡量自己的价值，主要是看如何帮助他人，对社区做出多大贡献。与这些年来可以相处朋友——一起成长的长期朋友——在一起我感到快乐。过去我想的总是奋斗与朝前看，而不是立足现在，从现在中得到满足，现在我有了强烈的感激之心。每当我发点牢骚或对发生的一些难事感觉不好时，平衡表就会立刻倒向经发生的所有的了不起的事情一侧。感激之心让我感到更满足，更富有奉献精神。”她说，到目前为止，50岁后的生活很好，而且不断变得更好。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尽管仍有阴郁的日子，但我觉得远比40多岁时更容易珍视现有的东西，甚至不像10年前那样要把好事情列出清单。我心爱的事情同性恋婚姻取得成功，50岁时获得合法婚姻，这件事情肯定有所帮助。但我的内心发生了变化，40多岁时我取得了那么多的成功，但似乎没有一项让我感到满足，所以我感到难以适应。对我来说，感激之心离我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像一件礼物一样再次回到我的身边。
事实证明，这件礼物具有很好的科学道理：研究表明，平均而言，从50岁出头一直到60岁、70岁，甚至70岁开外——对许多人来说，直到残疾或疾病最后夺取生命之前（在这一点上很难进行概括）——人们的满足感随年纪增长而增加。例如，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劳拉·卡尔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与七位同事发现，“感情生活的顶峰可能出现在70多岁之后”——这一发现尽管有理有据，但“常常不被普通大众及研究界认可。”卡尔斯滕森对我说，她自己中也存在这种模式。“对我来说，40多岁是最差的，”她说。“事业上永远都感到不足。我想，50多岁就会走出迷雾。”现在60岁的她说：“我感到非常幸运。我现在真的感觉到了。”艾琳·维森顿（Elaine Wethington）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位人类发展和社会学教授。她的研究同样发现，人们在中老年更容易感到满足，也更乐观。艾琳今年60出头，她说自己的生活拐点出现在50岁左右。她告诉我：“我感到工作和事业实现了一种自由的流动。”当然，也没有绝对的保证，但报道这篇文章让我想到，50多岁所感到上升趋势可能还会继续。我说到40多岁后发生回升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大声说: “等到６０多岁以后再说。”
当然，最有趣的问题（不幸的是，也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幸福如此频繁地呈现U型曲线？为什么人到中年普遍会出现不满情绪？为什么之后又出现向上趋势？
部分答案可能与研究人员所称的选择偏见有关：不幸福的人常常离世过早，因而从取样中消失。当然还有，中年时期人们常常受到各种压力，同时存在工作、孩子以及年迈父母的各种负担。但这些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我可以证明，我经历了U型曲线而这一过程中并没有衰落；从长期跟踪的个人幸福研究中了解到，其他人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考虑到U型曲线常常在调整生活中的其它变量（孩子、收入、工作和婚姻）后出现，这种曲线并不单单是环境形成的。
卡尔斯滕森及其同事在2011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了一种常见的，在我看来也是正确的假设。“随着人们的年龄增长以及时间地平线越来越短，”他们写道，“人们把精力投入最重要的事情，通常是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并从这些投入中越来越多地得到满足。”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年是重新校正时期，人们开始越来越少地按社会竞争评价自己的生活，而越来越多地看重社会联系。40多岁时，我发现自己整天与别人相比：给自己打分并作出评判，算计落伍的地方。我最好的卖点究竟在哪里？是我在文学上的杰作？巴拉克·奥巴马比我年轻，看看人家！与我的朋友K一样，50多岁时我发现自己更加珍视人与人际关系，享受着这种关系带来的快乐，这样似乎幸好将无法赢取的地位竞争推到脑后。还有，卡尔斯滕森告诉我：“当未来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受到制约，人们便专注于现在，我们以为这样更有利于感情经历。在老年时期，不断被激活的目标是活在当下的意义、味道以及生活方式。”这正是K女士和我自己非正式研究取样中的其他人所反映出的变化。
不过，在我看来，最有意义的就是公众传说及研究文献中经常描述的那种变化：出于某些原因，我们对于自己的局限更乐意接受了。“在临时条件设定的目标随年龄增长系统性地发生变化，”卡尔斯滕森说。“人们认为未来的制约越来越多，因而设定的目标就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容易实现。”对我来说，越来越高的期望已经退却，随之而去的还有失望及失败的感觉。
人们期望上的差距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小的思想，最近得到经验上的支持，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健康与幸福研究中心青年心理学家哈尼斯·施万特（Hannes Schwandt）的研究发现。他采用一种德国式的径向调查研究1991年到2004年的数据。与通常情况不同，这项调查询问人们对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以及期望5年后达到的满意度。利用这种方法，施万特可以比较同一人群的期望以及随后的现实情况。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发现无论调查对象的经济状况、年代差异有多大，甚至无论是在东德还是西德（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结果都是相同的。年轻人一直显著高估5年后可能达到的满意度，而老年人则低估未来的满意度。因此，年轻就是永远的失望，而中老年则是愉快和惊喜。此外，施万特发现，处于两个阶段之间的中年会经历某种双重打击：满意度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这就是U型曲线，十分清晰地自动展现出来），但人的期望也在下降（事实上，期望比满意下降得更快）。换句话说，中年人往往既感到失望，又感到悲观，这就是痛苦的根源。然而，最终，期望停止下降，停留在比年轻时更低的水平上，现实则开始超过期望。令人意外的事情几乎到变成积极的好事，生活满意度掉头上升。在施万特的取样中，交叉点出现在人们往往预期的位置：50多岁。
“这一发现，”施万特写道：“支持这样的假设，即生活满意度U型年龄曲线是由中年时未实现的，而在老年放弃的愿望所驱动的。老年使放弃这些愿望既有好处，也感到有多大的后悔。”
好了，但是，为什么这种放弃与重新定位如此可靠地发生在中年？确凿的解释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不过，大脑科学领域已出现一些端倪，其暗示的答案既令人感到欣慰，又年代久远。
狄丽普·V·杰斯特（Dilip V. Jeste ）是位杰出的精神病学家，具有非凡的血统。说他“杰出”，就是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拥有多个专业职务，他最近担任美国精神病协会主席，是美国最有成就的遗传精神学家之一。他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各种奖状和证书，从美国精神病学院老年精神病学家研究大奖到《圣地亚哥杂志》“2013年顶级医生”。说他“非凡”，就是他在印度的一个小镇（他说话来带轻快的Marathi口音）长大，毅然决定将医学研究重点放在帮助老年人地度过老年，而不是仅仅是给他们治病——他相信，智慧这一概念不仅仅属于伊索和亚里斯多德，而且属于顶尖的神经科学。杰斯特现年70岁，其实并不神秘，如果不看他矫健的身姿，你一定认为弱不禁风。他和同事们使用磁扫描技术和心理测验电池进行大脑研究，寻找人们内心和感情运作的信息。
孩提时代在印度，杰斯特就读到佛洛依德的《梦的解析》。他说，“这本书就像著名作家阿加莎·克里斯汀作品中的秘密，”让他走上来美国攻读精神病学学位并从事专业研究的道路，他先后曾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和加州大学圣哥亚地分校工作。在研究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时，他惊奇地发现，随着年龄增加，老年精神病人的病情往往会得到好转。这一发现启发他深入探索人们如何成功地——也就是幸福地——度过晚年的问题，尽管老年存在健康问题和其它不利的环境。2006年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发现，即人们在生命最后几十年，尽管存在慢性健康问题发作，容易让人预感沮丧或悲痛，但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却感到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差。2013年他再次发表了这一发现。“真是非常令人感到意外，”他说。
“我的问题是，”杰斯特告诉我，“认知上是否存在任何随着年龄增长而实际得到改善的东西？”我进而想到智慧，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尽管存在体力上的限制，我们在老年看到的生活满意感是否与随年龄增长变得更为聪明有关。
至少，杰斯特在医疗界的同事对此表示怀疑，他们告诉他，对智慧的研究应该留给哲学家，而不是神经科学家或精神学家。“我把它作为一种挑战。”杰斯特在一个对智慧充满尊敬的社会里长大。“在印度长大本省就是文化，”他说。“我们读过印度的圣经吉塔（Gita）。其实吉塔就是一份关于智者如何做事的文件。”最近几年来，在智慧研究方面，西方精神病学出现了一种很小众但从科学上却合法的研究文献体。在整理现代研究与古代文献中杰斯特发现，在许多不同地区，智慧的概念几世纪来一直“惊人地相似”：“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们对什么是智者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看法。”智者的品质常常包括同情心和怜悯心、良好的社会推理及决策能力、平静的心态、容忍不同价值观，对不确定及含糊的事情泰然处之。这些东西结合为一体远远超过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因为这些品质一起发挥作用，不但提高了智者的生活，而且也提高生活中的社区的生活。智慧是亲社会的。（难道存在要求减少智慧的社会？）杰斯特说，人类在经过成果丰硕的时段之后，还要生活非常长的时间；也许智慧为我们的儿童和社会组织提供了许多好处，从进化的角度看，智慧让社会更值得保留老年人。
“在任何年龄上，智慧都是很有用的，”他说。“但是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年轻人产出高，因此，即使缺乏智慧也没有什么问题。但老年需要找到对人类生存贡献的其它途径。”他说，“还有可能是年轻人更喜欢竞争力，而老年人则更注重感情调节、对多样性的容忍以及更多的见解。”杰斯特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智慧概念的广泛存在说明它有一定的生物根据。这就是他在大脑中寻求智慧根源的原因。
感情生活的高潮也许到70多岁才会出现。
今年夏天，我在圣地亚哥观察杰斯特和UCSD一位名叫丽莎·艾尔勒（Lisa Eyler）的临床心理学家从事大脑扫描试验，探索老年人处理与智慧元素之一——怜悯心相关的任务的方式。他们接待了一位71岁的商务教练J，给她戴上耳机，并戴着可以看到投射图像的光学装置，再有一个“按键盒”她可以对看到的东西做出反应，还有一个紧急按键可以终止实验。之后，就将她放入一台体型巨大、十分吵杂的MRI功能扫描机。她在机器里呆了一个小时，从事设定的各种任务，刺激认知和感情中心——记忆字母、拼接脸部表情——同时，计算机记录过程中她的大脑的图像。然后，让J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由一位博士后研究员进行标准化的心理测试，显示拍摄的她的图片——有些图像温和善良，有些让人扫兴——同时对她的反应进行记录。最后，安排J跟一位临床医师进行面谈。J认为自己是位智者吗？有时候是，有时间思考时比处于危机中更像位智者。她的智慧是否随年龄增长而增长？肯定是。智慧增长使她发生很大改观了吗？答案还是肯定的；她学会了不再鲁莽行事，更能看到别人最优秀之处，即使这些优点不在表面。将这些信息与来自数十个其它目标的结果进行核对，寻找有关老年同情心神经学方面的见解。这些结果又为对智慧添砖加瓦。
杰斯特说，智慧科学尚在幼年。实质上，人随着年龄增大而变得更为聪明（并非从长期经验中学习——当然，这种学习也是智慧的要素之一），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大脑中并无任何“智慧机体”。智慧是一种固有的非常庞杂的品质，一种从其它多种功能中涌现的特性。（对智慧的心理学扫描测试包括现内容彼此差距很大的39项问题，UCSD的心理学家正在努力将数字减少为易于控制的十几项。）
然而，看来老化的某些元素的确有助于提高智慧，有助于提高生活满意度。一群德国神经科学家2012年撰写的论文颇为令人回味，论文的题目是《别愤怒地回望！成功与不成功老年生活对失去机会的响应》。他们使用大脑扫描和其它有关精神及感情活动的物理实验，研究结果发现，与年轻人相比（平均年龄25岁），健康的老年人（平均66岁）“对后悔的反应降低”。也就是说，老年人对无法改变的事情更难感到不快——当然，这种态度符合与视淡泊、平静为智慧一部分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人们公认，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大脑对负面刺激的反应强度降低。“年轻人具有更多的负面感情，”康奈尔大学教授艾琳·威廷顿（Elaine Wethington,）告诉我。因此，老年人的大脑可能不受早年曾打击过我们的那些愤怒情绪的感染。同时，正如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劳拉·卡尔斯滕森（ Laura Carstensen）告诉我的那样（在总结大量证据的基础上），“年轻人在调节自己的情绪时感到痛苦。”多年前，我曾问父亲50岁后为何不再发怒，他也给出了非常相似的回答。年轻时愤怒像阴影一样笼罩我的父亲，还打乱了我们的家庭生活。“我知道了，对5美分的挑衅不必做出5美元的反应，”父亲说。
其它研究也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社会推理能力以及长期决策能力得到提高；人的灵性（尤其在妇女当中）得到增加；老年人在处理不确定及含糊事件方面更感到自若。特别有趣的是，杰斯特和他的同事发现表明，老年人在大脑的其它区域征用额外的神经网络，补偿大脑特定区域的恶化，增加所谓神经可塑性，补偿认识能力的下降，也许还带来其它好处。杰斯特还指出，随着年龄的增加，大脑中与回报相连的电路丧失了部分灵敏度，可能降低了冲动和上瘾倾向。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所有这些都无法证明，随着年龄增加，人们会变得更为聪明（或者更为满足、平静，更具有感激心）。许多年轻人很聪明，而许多老年人却很糊涂。不过，研究的确暗示，在许多方面年龄增长改变了我们，让我们更容易变得聪明（满足、平静，富有满足感）。还有，我相信这也表明需要反思中年生活的意义。
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戴维·布兰奇福劳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和卡罗尔·格雷厄姆和其他人士研究这种U型曲线时，对此感兴趣的人几乎没有。而现在呢？“真是莫名其妙，”格雷厄姆告诉我。“我都跟不上。”再过几年，科学将对年龄增长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了解，甚至可以使用所了解的部分知识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阶段，让我们变得聪明起来。但我认为，这条U型曲线的更大意义并不在于其科学性和医学根据，而是在于文化意义。U型曲线给社会一个机会，告诉大家有关中老年不同的、更好的故事，这个故事更为准确，更为宽容，少了许多尴尬和孤独。
当然，现在首要的故事是中年危机的说法。尽管作为独特的生命阶段，中年危机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据《年富力强的年代：中年人的发明》作者帕特丽夏·科恩（Patricia Cohen）所言），但现在所谓的中年危机概念存在的时间并不长，首次在1965年已故心理学家埃利奥特·杰奎斯（Elliott Jaques）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出现。1974年，畅销书《时间通道：成年生活中可以预计的危机》的作家盖尔·希西（Gail Sheehy）以一位40岁的男子为例，对中年危机进行了描述，他:
尽管实现了自己事业目标，但却感到沮丧和不受赏识。他指责工作，或妻子，或自己的实际环境囚禁了他。他的脑子里充满突破羁绊的幻想。后来他遇到一位很有意思的女人，换个工作领域，去这个国家非常好的地方——所有这些像磁铁一样，使他无时无刻地渴望解脱。然而，一旦渴望的目标得以实现，他的心态却开始逆转。新的环境似乎又成为危险的陷阱，他渴望回到以前的家，回到老婆和孩子身边。突然之间，以前失去的东西又变得十分珍贵。
难怪许多妻子常常目瞪口呆。
我40岁时的感觉也与这种描述去之不远。我完全赞成希西（Sheehy）的见解。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妻子们目瞪口呆”而潜入的人们的反感。中年危机几乎刚一出来，社会对它的描述就有不负责任、逃避现实、自我放纵以及反社会行为的含义。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维辛顿（Wethington,）在2000年发表的研究中就发现，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报告自己经历过中年危机，许多否认这一概念的人则认为这仅仅是不成熟行为的一种很憋足的借口。同时，危机一词也增添了这种污名，因为当证据指向某种非常像长期不愉快的但却可控的衰落时，中年危机却表示一种震撼、颠覆或失控。
我认为U型曲线讲述了一个情感上更公平、更准确的故事。它所代表的不是混乱或者颠覆性的故事，而是朝向新平衡的艰难但却自然的过度。我发现，当我对存在问题的中年人谈论中年危机时，他们的反应都是一种解脱。明白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本身就具有医治效果。普林斯顿大学的汉尼斯·施万特就注意到一种他所称的反馈效果:“部分失望是失望本身造成的。”如果更多的人懂得U型曲线普遍存在，他们就不大可能做出最终构成不满的错误预测——也不大可能因失望不满的感觉而严厉指责自己。
“上课时我常说，我们无法摆脱这种现象，”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告诉我：“但至少你们知道40岁情绪低落完全是正常的事情。”他补充说：“情绪低落时，你们找错了原因。”人们四处寻找原因，往往造成归因错误，做出错误的决定。当然，这些可以引起真正的典型中年危机，包括贸然的改变和判断不当的行为。四十七八岁时，我自己有了难以命名的不满足感，它像追逐主人的黄蜂一样，死死地叮在我的事业上，那是一种不期而至、令人讨厌又挥之不去的催促，不停地缠着我，要我放弃自己的杂志专栏——《今天》，现在还等什么？幸运地是，更为理智的判断和朋友们挡住了我，让我不要理会这种无用而自我毁灭的冲动，不要鲁莽行事。不过，回头来看，我真希望当时有人对提前发出警告，说U性曲线，而不是我的专栏，才是我不满的可能根源，告诉我其他许多人，可能还有大量的灵长类动物，都是同样的情况。
有关年龄增长与幸福的交集，科学还有许多东西需要了解，但我并不认为开始普及U型曲线的说法，现在并不算过早。因此，我常常告诉三、四十多岁的人，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他们轰轰烈烈地度过中年——但如果辉煌不了，那也不是唯独他们这样，情况会好起来，因此以坚定的部分走过，不做任何愚蠢的事情。乔治·奥威尔40岁（他46岁去世）写道：“从内心看，所有生活都是一连串的失败。”感谢上帝，他说的是错误的——智慧增长，我可以看到这一点。
幸福的U型曲线
布鲁克林斯学者格雷厄姆（Graham ）和美林娜·尼克拉夫（ Milena Nikolova）根据盖洛普民调结果进行分析，显示在美国年龄与幸福之间存在着明显关系。调查对象以“可能最好的生活”为参考对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程度打分，0表示最低，10则表示最好。
转自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