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玩伴闰土后人
“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
这段话描写的，正是所有“八零九零”都最为熟悉的课文《少年闰土》里闰土的形象。鲁迅对闰土的偏爱，在这篇文章里也体现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如果要问鲁迅最喜欢自己笔下的哪个人物，那答案无疑只能是“闰土”。这除了因为闰土身上具有的各种优良品质外， 还因为：闰土曾是鲁迅儿时最好的玩伴。
闰土形象
闰土虽是鲁迅最好的“玩伴”，但他的地位却和鲁迅相差极大，用今天的话说：两人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阶层。当时，鲁迅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周家大少爷，而闰土则是周家忙月（过年过节帮忙的工人）的长子。
闰土本不叫闰土，他的本名叫章闰水，如其他“名里带土”的人一样，闰土命里也缺土。或许是闰土父亲章福庆怕闰土养不好的缘故，本不富裕的他们竟还弄了个银圈戴在了闰土的脖子上。
鲁迅一看到这个银圈子就知道闰土在家里是极得宠的，所以，他在文章里说：
“（他）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
闰土那在周家做工的父亲当真很爱闰土，所以，在周家做工时，章福庆经常会和少东家鲁迅说起自己的儿子。久而久之，鲁迅便对这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孩子有了莫名的亲切感。
同那个年代很多的穷苦人家孩子一样，闰土的父母经常在城里做活，而作为孩子的他则留守在农村。
闰土第一次来城里，便是为了来周家。对他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奇异的经历。但他来周家，并非来做客，也不是单纯看父母，而是来“帮工”。
原来，当时的周家正筹备一场大祭祀，而这祭祀，根据鲁迅在《少年闰土》里的说法“乃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
鲁迅
既是三十多年才轮一回的大祭祀，自然需要“大筹备”，自然地，周府这时候就非常需要人手。作为周家“忙月”的章福庆便在见府里忙不过来时提出“让自己儿子闰土过来管祭器”。
章福庆提出让儿子帮忙的要求后，鲁迅父亲周伯宜想了想后便答应了。周伯宜答应让一个孩子“管祭器”，多是因为他对一直在自己府上帮忙的章福庆有极大的信任和偏爱。
实际上，当时的章福庆并不仅仅是周家的“忙月”，他经常充当周家管家替周家处理收租事宜。从此也可看出周家对闰土一家的信任。
周伯宜答应了章福庆的要求后，鲁迅高兴极了，他开始日日期盼着闰土的到来。
盼星星盼月亮盼过来的“闰土”果然没让鲁迅失望，他给鲁迅带来了一个和自己平日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以前终日只知读书的鲁迅简直惊呆了。所以，在闰土给鲁迅讲完海边拾贝壳、西瓜地里钢叉叉猹等等新奇事后，鲁迅忍不住感叹：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闰土与鲁迅
除了和长妈妈一样给鲁迅讲新奇事儿外，打小在农村长大的闰土还会跟鲁迅讲自己在农村的各种生活，比如，雪地里捕鸟一类的。每每这时，鲁迅总听得入神，对他而言，闰土口中的“稻鸡、角鸡、鹁（bó）鸪（gū）、蓝背、青蛙似两只脚的鱼”等组成的，无疑是一个奇幻的世界。
鲁迅太喜欢那个奇幻世界了，以至于他忍不住叹道：“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一朋友所不知道的。”
因为太喜欢闰土，正月过去，他必须回家去时，鲁迅还急得大哭，因为舍不得少爷鲁迅，闰土也躲在厨房呜呜呜地哭。
闰土终究要回到自己所在的农村，而鲁迅也终究要回到书屋读书，他们终究在这次短暂交集后“各归各位”了。
此后，他们虽相互给彼此寄过一次礼物，但他们的命运注定已是“平行线”了。
两人分开后，闰土这个深受鲁迅影响的孩子曾和父母提及过“上学”。根据史料记载，闰土父亲章福庆当时同意了让闰土上学的要求，而从当时闰土一家的经济条件来看，供闰土上学似乎也并非难事。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次决定后不久，就在闰土满怀期待地准备上学时：他的父亲章福庆病倒了。
几乎在同时，鲁迅所在的周家也遭难了，先是他的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后是他的父亲周伯宜抱重病，自此，周家家道中落，全家不得已避难乡下。
青少年鲁迅
如此一来，周家自然也就不需要帮工了，原本可以继承父亲前往周家做工的闰土也不得已只能另寻出路。
闰土的父亲几时去世已经不得而知了，世人只知，如鲁迅父亲去世后鲁迅得扛起周家一样，章福庆去世后，闰土也不得已扛起了章家。
以此看，闰土与鲁迅在命运上实是极其相似。
所不同的是，后来的鲁迅通过不断求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后来还靠写作成为了一代文豪。而闰土的命运则要坎坷得多——
给章福庆办完丧事后，闰土身上已经身无分文。为了能活下去，他不得不拼命做工。随着孩子的越来越多，闰土的负担也便越来越重了。
常年不断地辛苦劳作，压弯了他的脊背，父亲死后，他所有的人生便只剩下了：挑土、摇船、下地、养家。此后，“西瓜地里钢叉叉猹，海边捡贝壳，雪地里捕鸟……”等等这些，都成了他的前尘往事一般的存在。
闰土学会了抽烟，只有抽烟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好像是活过的。可因为经济状况不好，闰土抽的烟总是那种次得不能再次的。
1919年，鲁迅再次见到了闰土，此时的闰土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闰土了。闰土先前紫色的圆脸被“灰黄脸”取代，他眼睛也变成了和昔日父亲一样的肿胀通红样。见面那天，闰土头上戴了一顶破毡帽，身上则只穿了一件极薄的棉衣。这副打扮，一看便是乡里底层百姓的装扮。
而此时的鲁迅则一袭长衫，经由写作等，他依旧是这个社会的上层，一如当年。
此时的鲁迅和闰土都已人到中年，而此时距离他们分开也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光景。但再见时，两人之间隔着的显然已不仅是时间，而是各种说不出的东西。
闰土见了鲁迅显得很生分，这种生分绝不是因为时间，而是因为身份，鲁迅毕竟是个敏感的人，他怎会察觉不出闰土对自己的“生分”。
所以，鲁迅当时即便有许多话要说，可这些话也终究被“什么东西挡着似的，只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
闰土见着这样的鲁迅终于恭敬而分明地叫了一声“老爷”……
鲁迅在看到闰土后面的孩子水生时，才恍惚看到一些昔日“闰土”的影子。水生是闰土的第五个孩子了，而此时的鲁迅虽有原配朱安却一直未曾生下任何子嗣：他们终究是不一样了。
后来的鲁迅才知道，此时的闰土如他笔下那些穷苦人一样：苦到了极致了。因为孩子多加上收成不好，他们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闰土的苦，早刻在了脸上布满的皱纹和紧皱的眉头上了，闰土的苦，他自己形容不出，但他拿出烟管默默吸烟时，鲁迅却分明看到了。
这次见面，成了鲁迅和闰土人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1934年，浙江绍兴一场大旱将闰土推向了深渊。那段日子，上章家收租的人，比地里活着的禾苗还要多。
人都说“祸不单行”，偏偏此时，他的身体也垮了，因为一个背上的脓疮没及时医治（没钱）导致发炎，他最终竟被夺取了性命。
同在这一年，鲁迅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两年后，鲁迅也终随闰土而去了。
闰土去世几年后，他的长子章启生竟也因病去世了。而此时，闰土的孙子、章启生的儿子章贵年仅3岁。
父亲的早逝，让章贵不得已成了被寄养在叔叔家的苦孩子。此间，他只得依靠替人种地、放牛、做长工生活。
章贵
行到此，章贵的面前，展开的是一幅和昔日祖辈完全一致的苦难画卷。
然而，命运就是这般奇特。就在世人以为章贵的命运将重蹈祖辈覆辙时，他的命运迎来了惊天逆转。
1953年，绍兴市政府为了纪念鲁迅先生，特地在鲁迅家乡建了一座鲁迅纪念馆。因着这个缘故，章贵竟从此走上了一条和祖辈完全不同的道路：他被请到了鲁迅纪念馆工作。
对于章贵而言，这份工作简直是“天赐”，被通知要去纪念馆工作时，他瞪着眼道：“我不识字啊！”听了他的话后，工作人员笑笑说：“识字的多了，但和你一样同鲁迅有这么深的渊源的，可没几个！”
听了这话后，章贵从似懂非懂地点了头。
“鲁迅纪念馆”是个处处彰显文化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不识字还真就不行。于是，章贵便在相关人员的安排下开始学习文化知识了。
白天，他在纪念馆工作学习，晚上，他便在夜大学习文化知识。这个曾被闰土视为理想的“学文化”项目，到他的第三代时，终于被实现了。
章贵在写作
章贵是个吃过生活苦头的人，学知识这点苦对他而言自然算不得什么。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章贵日夜苦读。也是在学会了识文断字后，他才真正明白了章家和周家的渊源。于是，他对祖辈和鲁迅之间的故事便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人的命运就是这般奇特，就因为鲁迅小说的缘故，章贵及其家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后来，章贵还成了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
因为潜心研究鲁迅著作，他成了对鲁迅研究最深的人物之一了。有时，他还会亲自出现在鲁迅纪念馆为前来参观的人介绍鲁迅及其作品。
在这些之外，最让章贵高兴的是：作为闰土后人的他，还和鲁迅的后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976年，鲁迅逝世40周年之际，鲁迅之子周海婴和章贵一同前往了日本。周海婴是鲁迅的独子，他当时正在从事无线电工作。行到此，鲁迅后人和闰土后人在身份上终于属于同一阶层了。
这种种，怎不让周海婴和章贵感叹呢！
周海婴虽只比章贵大了几岁，但他们却着实差着辈儿：章贵是闰土的孙子，而周海婴则是鲁迅的儿子。
周海婴与长子周令飞
自然而然地，周海婴对这个昔日父亲玩伴的后人便很是照顾了。章贵很享受这个大哥一样的鲁迅后人的照顾，后来，他曾在回忆中说：
“那时除了日本的15天以外，在上海呆了20来天，当时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他好像是个大哥哥一样照顾小弟弟，有时候过马路的时候他拉着我走，怕我撞到车上去了。”
周海婴除了做无线电还喜欢摄影，所以，他为章贵和自己拍下了很多合影。这些照片后来，还都被洗了出来。
这次短暂相聚后，周海婴与章贵又回到了各自的生活轨迹上。但与鲁迅和闰土不同的是，两人之间常有往来，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会“鸿雁传书”。周海婴惊叹章贵的一笔好字，而章贵也惊叹周海婴的行文很有鲁迅的感觉。
长期研究鲁迅的章贵觉得周海婴虽和鲁迅从事行业不同，但他们却又是极其相似的，后来，他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说：
“也可能是遗传因子的关系，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些鲁迅先生的影子。他的耿直，他的直言、敢说敢言，有所作为。”
极其有意思的是，章贵和周海婴来往密切，而他的一儿一女又与周海婴的几个孩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每次，周海婴和子女来了绍兴，章贵和孩子们总会同他们聚到一块儿。期间，他们谈笑风生，好不惬意。
章贵等与周作人合影
除了与鲁迅后人建立良好而深厚的情谊外，身为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的章贵还写下了几十万字的鲁迅研究资料，这些都为后人人研究鲁迅提供了更好的参考。
世人绝想不到的是，继章贵因为鲁迅被改变命运后，他的两个儿女也因鲁迅而被改变了命运。
章贵与妻子齐誉婷一共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他们的儿子章洲原本只上了高中。高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绍兴一家纺织厂工作。
因为自小熟读鲁迅作品，章洲在鲁迅作品里读到了自己祖辈和周家的故事，他也因此深知“没有文化的可悲”。父亲做了鲁迅纪念馆馆长后，看到父亲提笔写作后他深受触动，自然地，他也萌生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欲望。
因深感读书不够，章洲后来毅然选择了再深造，他脱产读了三年电视大学的企业管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了刚刚组建的绍兴信托投资公司工作。经过努力，短短几年，章洲便从“红马甲”升为证券交易部的经理。
章贵的女儿和儿子一样，也深深懂得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她经过努力后，也成了一名教师。
儿子女儿都成为文化人后，最高兴的自然是章贵了。他曾在一次和人闲谈时，煞有介事地说：“我们章家人，现在终于又可以有快乐的童年了……”
从鲁迅纪念馆退休后，章贵并没舍得真的离开纪念馆，只要得空，他便会回到馆里转转。对他而言，守护鲁迅纪念馆，已经成了使命一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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