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博物馆的发展优势与瓶颈研究
摘要：遗址博物馆区别于综合性博物馆和普通专题博物馆，有其独特的内涵属性与发展模式。虽然在我国出现较早，但对其研究尚处起步阶段。本文从我国历史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现状出发，通过对比，探讨了遗址博物馆的核心优势与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问题。
近年来，国家对文博考古事业高度重视，老遗址的新发现和新遗址的不断涌现，持续充实和完善着中华文明的序列与基因。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进步与城市发展的需要，许多地方把依托遗址建设博物馆作为对遗址保护利用的首选。此类博物馆区别于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和行业专题博物馆，有着独特的内涵属性与发展模式。但在博物馆学领域，针对此类遗址博物馆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厘清其区别与其他博物馆的优势与瓶颈，对建立起关于遗址博物馆全面、系统、科学的认识有重大意义。
01
研究对象的界定
关于遗址博物馆的准确定义与分类，在我国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值得参考的是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82年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一书中对“遗址博物馆”的定义与分类。国际博物馆协会将“遗址博物馆”定义为“为了就地保存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自然或文化遗产而建的博物馆，即博物馆建在该遗产被创造或发现的原地”，并将遗址博物馆分为四种类型:
(一)生态遗址博物馆，即博物馆建在未受到人为改变的自然环境内。如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的神农架自然博物馆。
(二)民族遗址博物馆，即博物馆所在遗址是或曾经是一个民族的居住地，博物馆展示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等。如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的中国回族博物馆、广西省靖西市壮族博物馆。
(三)历史遗址博物馆，即博物馆所在地曾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如战争堡垒、公共建筑、私人住宅等，如北京市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大连市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等。
(四)考古遗址博物馆，即博物馆建在考古遗址的原址上，如陕西省西安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等。
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对遗址博物馆的分类和本文的研究目标，本文约定：后续文中提到的“遗址博物馆”特指198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对“遗址博物馆”分类当中的“历史遗址博物馆”与“考古遗址博物馆”，非广义上的遗址博物馆概念。后续文中提到的“遗址”，除特别说明外，泛指以上两类历史与考古遗址博物馆建立所依托的“遗址”。
02
遗址博物馆的发展优势
（一）有利于提升访客观感
从访客体验角度看，遗址博物馆最大的优势是能够为访客带来更加直观的感受，在其他类型的博物馆中，文物是孤立的，展示的文物脱离了它产生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等因素，人们很难把它放到相应的时空坐标中去考虑。
当然，在其他类型博物馆当中或许也会有对遗址的描述与展示，但展示手段仅限于文字、图片、视频、模拟场景等，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也许会有更多诸如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出现，但很难替代访客在现场身临其境的观感。这也是遗址博物馆与其他类型博物馆的显著区别。
纵观我国遗址博物馆在筹建时的选址因素，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依托遗址本体，直接在遗址上或遗址内建设。如北京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河南定鼎门遗址博物馆等。
另一类是避开遗址的核心区，在保护区外就近选址建馆。较为典型的是2019年建成开放的河南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保护区南部约300米的位置[3]。
无论哪一类都是基于遗址本身所在地进行选址。这种与遗址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会对到访观众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和影响，这是任何其他描述和展示方式都无法企及的。
即便是距离二里头遗址稍远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站在博物馆的二、三层室外空间，也可纵览整个大遗址公园(图1）。遗址博物馆的选址同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地在空间上的一致性，是目前国内大部分遗址博物馆的选址共识，可以为到访公众带来更为直观的感受。
（二）有利于做好遗址安全工作
虽然很多学者认为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会对遗址产生多方面影响，[4]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遗址被利用，遗址的安全保障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从我国遗址博物馆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历史遗址博物馆还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大部分都是依托不可移动文物而建。
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十六条规定：“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要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就必须扛起不可移动文物的安全责任。
如果遗址博物馆依托的是古建筑、石窟寺等，那么其本身多数就肩负着遗址的安全保卫职能，国内大部分此类遗址博物馆都设有专门的安全管理部门。如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下设有安全管理处，根据其岗位描述，安全管理处负责整个恭王府的安防、消防、应急等工作。
如果遗址博物馆依托的是范围较大的考古遗址，则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遗址博物馆对博物馆外的遗址区同时负有安全监管责任，如甘肃省大地湾遗址博物馆，设有安全保护室，其安全监管对象除了博物馆本体及馆藏文物外，还肩负着遗址区和周边环境的安全保卫工作。[5]再如湖北省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虽然在其官网的机构设置页面未见有专门的安全管理部门，但通过查询其已公开的2021年部门预算可以看到，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年度工作任务的第一项就是落实安全责任制，确保遗址保护范围、考古工地安全及馆藏文物安全率100%。[6]
另外一种情况是遗址博物馆仅对博物馆的安全负责，如河南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由于其保护区外建馆的性质，遗址博物馆虽然设有安全保卫部，但其安全责任仅限于博物馆本身。再如浙江良渚博物院，虽然其设有安全保障部，但该部门的安全责任目标也是仅限于博物馆本身。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还是良渚博物院，诸如此类的博物馆建立的前提是已经对遗址进行了保护规划。地方政府再建立遗址博物馆的同时，多数也会设有专门机构负责遗址安全工作。
如针对二里头遗址，地方政府设立了偃师市二里头和商城遗址保护服务中心，专门负责遗址的安全巡查、保护工作；杭州则是专门成立了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并设置有良渚遗址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专门负责良渚遗址的日常巡查和保护，配合有关部门打击盗挖、贩卖文物等犯罪活动。
（三）有利于带动周边产业
博物馆的兴建，离不开地方政府在人员编制、财政投入等方面的支持。从目前遗址博物馆的筹建动机来看，一方面是文物保护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地方政府对打造“文化地标”和“城市内涵”的迫切期盼。
《辞海》中对“景观”的解释为：景域的外观，即地表空间或外貌。并把景观分为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还有自然与人文景观之间的过渡型景观。
遗址博物馆作为旅游目的地，毫无疑问应属于人文景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运营好遗址博物馆这块金字招牌，对地区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以三星堆遗址博物馆为例，自央视直播三星堆上新以来，公众对三星堆遗址博物馆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不仅带来了流量，同时直接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据统计，仅2021年3月27日当天，就有超过9000人进入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参观，门票收入达51万元，文创产品销量更是超过11万元，是去年峰值的数倍。首旅如家预订大数据显示，3月20日至3月21日的周末，三星堆遗址博物馆附近酒店的预订率大幅增加100%。去哪儿、飞猪平台数据显示，3月底，三星堆博物馆门票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超110%，成都酒店预订量周环比增长近50%。[7]
由此可见，除了门票这种最直接的经济回报外，遗址博物馆带来的访客也会对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周边产业带来进一步深层消费。
03
制约遗址博物馆发展的瓶颈问题
（一）受制于遗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遗址博物馆的命名尚未有统一规范，但就目前国内通行做法来看，大多数采用了“遗址名+博物馆（博物院、纪念馆、研究院）”的形式。如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宁波市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台湾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馆等。
现行的这种命名方式规范且严谨，但会存在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遗址博物馆的知名度与其依托的遗址在公众当中的认知度密切相关。
历史遗址博物馆当中的故宫博物院、云岗石窟博物馆、福建土楼博物馆，以及考古遗址博物馆当中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西安大明宫遗址博物馆等。这些遗址博物馆所依托的遗址在建立博物馆前，本就已经享有较高知名度，这其中有些还是当地乃至国家的文化地标、世界文化遗产，所以依托这些遗址所建立的博物馆本身就自带流量，几乎不用担心客源。而受限于公众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目前国内大部分遗址博物馆，尤其是中小型遗址博物馆并没有这样的优势。
在历史遗址博物馆中，很多博物馆所依托的遗址也许历史和科学研究价值较高，但在公众当中却缺乏知名度。
比如四川省广元市的皇泽寺博物馆，依托皇泽寺摩崖造像所建。该处摩崖石窟群的开凿集中在南北朝后期和唐代的300余年之间，遗存至今的窟龛有57个，佛教造像1200多躯。因位于摩崖造像前的川主庙名为皇泽寺，故被称为皇泽寺摩崖造像。[8]这处遗址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艺术等科研价值。
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信息，2019年，该馆参观人数仅为15万人次。而同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遗址博物馆承德市避暑山庄博物馆2019年的参观人数为190万人次，敦煌研究院同年参观人数为216万人次。
从考古遗址博物馆来看，此类情况同样存在。比如位于山东省章丘市的城子崖遗址博物馆，依托的也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子崖遗址”。该遗址是龙山文化的发现地、命名地，山东最早发掘的史前遗址。经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考古发掘，创造了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多项第一，被誉为“考古圣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性意义。[9] 但就是依托这样一处重要的遗址所建立的遗址博物馆，自1991年建成后，发展却举步维艰。
有学者在对城子崖遗址的保护与开发研究时曾对该博物馆进行了实地考察，该学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笔者于2011年9月和12月两次前往博物馆实地考察，发现该馆已经破败不堪，展厅内的文物只有几十件，博物馆的门口传达室没有工作人员值班，丝毫不担心馆内文物是否丢失，博物馆前的广场则荒草丛生，整个博物馆成了'被遗忘的角落’。[10]”虽然该博物馆在2012年进行了提升改造工程，并于2013年重新开馆。但经查询，2019年博物馆在举办了350次研学活动的情况下，年参观人数仍然只有15万人次，与其学术地位严重不符。
当然，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遗址本身在公众当中的认知度较低。比如“龙山文化”一词，在史学界声名显赫。但在普通公众的认知当中，很难将其与华夏文明的发源联系在一起，更难以想象这个词就能够代表一个铜石并用的时代。
造成这种认知差异的原因从内因看是宣传不够。从外因来看，一方面受我国基础教育中历史课程所限，无法将所有遗址全部涵盖进教材中；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遗址众多，公众也确实难以搞清楚诸多遗址所代表的意义。
（二）受制于遗址看点对公众的吸引力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历史底蕴深厚，是文物资源大国。截至2021年，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公布5292个，现有不可移动文物更是高达76.7万处。在这众多遗址当中，有的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有的已成残垣断壁，难成体系与规模；还有的受限于资金和技术实力，已经回填保护。依托这些遗址所建立的遗址博物馆，受限于遗址本身的观赏性，正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上述第一种遗址博物馆依托的遗址存在诸多看点。此类遗址博物馆以历史遗址博物馆为主，比如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恭王府是我国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素来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之说。[11]公众会被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气派的王室建筑所吸引。
再如陕西法门寺博物馆，它以法门寺遗址为依托，以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唐代佛塔地宫考古发现为契机，以世界仅存的真身佛指舍利及罕见的大唐王朝宫廷奉纳文物作为博物馆展示的基础，每年吸引着百万访客，除法门寺极高的佛教地位外，还由于地宫出土了“八重宝函、铜浮屠、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图2）”三件超级国宝。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鹤梁题刻而建设，2019年的参观人数高达230万人次，它吸引公众的地方不但在于“三峡”这个名称自带流量，而且由于该遗址的独特位置，博物馆还是世界首座水下遗址博物馆，公众的参观线路以水下为主[12]。
一些考古遗址博物馆因其独特性，吸引了大量观众前往参观。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以“兵马俑”享誉世界；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以“最早的中国”吸引着四方来客；依托陕西华清宫遗址所建的唐华清宫御汤遗址博物馆，深入发掘古代沐浴史和唐代皇家沐浴文化为看点，仅以五组汤池遗址为核心，2019年吸引访客473万人次。
第二种遗址博物馆本身观赏性较差，以史前考古遗址博物馆最为典型。由于大部分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遗物在数量上以陶器和石器为主，这两种质地的文物在视觉上不敌造型繁复的青铜器和精美的金银器，显得原始、朴实，整体上可观赏性较弱，虽然价值高，却往往很难引起参观者的共鸣，难以激发参观兴趣。[13]
比如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乐遗址建立的新乐遗址博物馆，该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它不仅将人类在沈阳地区活动的历史追溯到七千二百多年以前，填补了辽河下游地区人类早期活动的空白，丰富了区域文化编年体系，同时还为我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时空框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14]但由于该遗址出土的文物主要以石制的石斧、石凿、磨盘、磨棒、刮削器以及陶制的陶罐、陶高足钵、陶簸箕形器等为主，观赏性不强，新乐遗址博物馆的陈列展示先天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虽然该博物馆的珍贵文物高达1048件（套），但从打造博物馆看点上来说，并不具有太大优势，其2019年的参观人数不到6万人次，而同在一个城市的“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珍贵文物仅有282件（套），由于其知名度极高，藏品和展览又颇具看点，2019年到访人次高达185万。
这种看点不足的情况除了史前考古遗址博物馆比较典型以外，在中小型遗址博物馆当中也具有普遍性。
由于我国的古代建筑多采用夯土基础和砖木结构，长期的水土流失、风化、火灾、地震、洪水等自然因素对此类古遗址的破坏非常严重，目前我国遗留的遗址当中，绝大部分地上已难觅踪迹，仅在地下还有些遗迹残存，可观赏性较差，看点不足。
尤其是在文物资源丰富的地区，地方政府的资源有限，肯定无法做到一碗水端平。在对遗址博物馆筹建，以及级别认定、安排编制、资金支持的时候，会着重考虑遗址对游客的吸引力。这就导致一些中小型遗址博物馆的资金困难，人员力量不足，难以对遗址的内涵和看点进行二次发掘和创新，最后形成恶性循环。
（三）受制于遗址研究水平的高低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遗址博物馆对研究水平的依赖更高。这里指的研究水平不仅包括对遗址本身历史文化价值的研究水平，还包括了对遗址展示、数字化手段、科技融合、运营管理等多方面的研究水平。如果说其他博物馆的核心在于可移动文物。对普通公众来讲，只要博物馆的藏品华丽、有特点，就有吸引人的理由。那么对于遗址博物馆来讲，其依托的遗址才是核心。如果遗址本身具有很强的可看性还好，但如果遗址本身的可看性不高，就会对遗址博物馆的研究成果以及成果的转化能力带来极大的挑战。
例如，对名人故居类纪念馆的研究，就是要准确把握人物特点，读懂人物成长和心路历程，深刻理解人物精神内涵和历史价值，明确出生地、成长地之人文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对人物的影响。
做的比较好的例子是依托焦裕禄烈士墓建立的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该馆藏品虽不算精致，但社会关注度高、研究氛围浓厚，2019年的参观人数高达345万人次，而山东省淄博市的博山焦裕禄纪念馆，同期参观人数仅为15万人次。同样依靠重要历史人物，影响力却相差数十倍，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深思。
大部分考古类遗址博物馆的考古发掘工作由考古队（院、所）掌握，且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要经过文物行政部门层层审批，资金由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拨付，这就无法由发掘单位安排发掘进度。
另外，受国际考古学理念的影响，中国考古学界的理念也正在逐渐由突击式发掘转向循序渐进式的可持续挖掘，虽然这样能够保证考古工作的连续性，也能提升考古工作的质量，但会导致遗址全貌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彻底揭示出来。国内有很多遗址虽经过多次发掘，但揭示出的也只是冰山一角。其界限、性质、功能、范围等细节问题常常模糊不清。
以二里头遗址为例，“六十年间，数代的考古人在二里头的耕耘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4万余平方米）不及遗址现存总面积（300万平方米）的2%。” [15]虽然考古研究工作是一项漫长的研究积累过程，但相对缓慢的发掘进度和研究成果，会导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陈展更新和成果转化缺少相应的学术支撑。因此，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和创新经常不得不被滞后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所束缚。
04
结 语
遗址博物馆作为考古、博物馆、古建筑、文物保护、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等多学科的交汇点，国内对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一些学者对遗址博物馆的研究仅停留在考古遗址博物馆层面，而没有将历史遗址博物馆涵盖进去，这是不够全面的。
当然，对遗址博物馆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我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正以小步快跑的趋势发展。随着社会进程的不断向前，相信人们的认识也会越来越丰满。只有建立起适应时代发展的遗址博物馆学术体系，才能够让珍贵的遗址资源和依托其建立的博物馆在对立与统一中更好地讲述历史、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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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所述的博物馆级别、馆藏文物数量、参观人数的数据均来源于国家文物局网站于2020年10月25日更新的《全国博物馆名录》。
图片来自郑芮《锡杖：比魔杖更神奇的佛教法器——再读<哈利波特>》，梵华网：http://fh.china.com.cn/ch2017/zx/2018-08-24/3082.html.
本文来源
《中国博物馆》杂志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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