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于丹为什么这样红？
于丹为什么这样红？
学术写作依据其本身的内在逻辑，确如施特劳斯所深谙洞悉的，总会同时是对当下日常现实意识形态的一个批判性介入。然而，学术写作所经常采用的表述模式——黑话写作，则实质性地削减了这份批判性。即使我们不走上施特劳斯主义的“写作”道路——即，刻意周密地以隐微黑话进行写作，但学术写作仍难以完全避免掉各类艰涩陌生的“专业术语”。那么，“象牙塔”内的学术写作——一种始终无法彻底“去黑话化”的写作——又如何来使自己有力度地、批判性地介入日常的意识形态机器？或者说，如何令这些包含（如果不是饱含的话）黑话的学术话语，同当下日常现实中的“此在”产生关联？
齐泽克晚近二十年的思想实践，无疑在这个面向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镜鉴。齐泽克这位当代左翼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思想斗士，最主要的理论资源乃来自于拉康——二十世纪思想大家中被公认的最首屈一指的“黑话王”。然而，正如齐氏本人在电影《齐泽克！》中所述，现在最喜欢其著作的读者，却并非是在学术界的同行圈内，而是在学院之外。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包含着大量的“另类”分析，分析的对象从好莱坞电影、畅销小说，到社会时事、八卦绯闻，再到网络虚拟生活、电脑游戏，一直到饭桌上的政治笑话乃至黄色笑话，甚至是日常生活最私密的性与爱……他的学术写作和日常现实的生活/生命结合得如此紧密，让人常常一读进去便无法释手，以至于，这位来自东欧小国、闯荡英语学术界二十年（1989至今）的思想者，如今粉丝已遍布全球，据称许多好莱坞的影视明星，床头厕上，也塞满此公的学术大著；而在上海的“新天地”高级白领酒吧区，穿着廉价T恤的老齐一现身，便被眼尖的年轻女大学生涌上来要求合影……那些在拉康本人的讲座与著作中不知所云、莫测“玄”深的黑话术语，竟在老齐的笔下化作千刀万针，犀利而尖锐地刺入到读者的当下存在中。我在墨尔本的好朋友兼housemate，一位研读生物医学的当地博士生，经常饭后听我闲聊齐泽克，某日禁不住问我借了一本老齐的书整晚翻看。这位生活风流的帅公子，第二天看到我竟是恨恨地长叹道：这几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如此惶恐——我不就是齐泽克所分析的“变态狂”么！拉康尽管是齐泽克最核心的思想源头，但齐氏不止一次地表示，极为讨厌拉康身上那种法国思想家的拿腔拿调、做姿做态。在一次下午茶的谈话中老齐曾对我说：他之所以在八十年代中期成为拉康理论的坚定的追随者与阐释者，一开始并非是在“理性”上被这种理论所“说服”（当代有理有据的“理论”实在太多），而是自己日常生命的存在性体触，对后期拉康的各种概念产生了某种感应、浸润；也就是说，形成了某种存在性的“关联”。如果某概念无法最终被“related”到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上，他就会对这概念从骨子里感到惶恐不安。我们看到，齐泽克晚近所写的那本《（如何阅读）拉康》的小册子，根本不是在——如同该书系的其它著作那样——“正儿八经地”、“纯学术性地”引介拉康的思想体系。读者实质上真正读到的是：拉康的那些高深概念，是如何进入一个思想实践者的日常生命（齐泽克本人）中，是如何同当下的意识形态产生出批判性的“关联”。
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的学术写作，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便是：读者们为什么要来阅读你们的黑话写作，比如说，那些关于《论语》的学理上“正确”的解读？在几年前写给一位年轻友人的札记《谈翻译与读书》中，我曾就一份国学阅读书单而提出：“读书者首先要追问自己的是，为什么在今天要读《论语》（以及那相关的一整个系统的注释典籍）？这不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这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若不对自己当下的存在境况有一个迫切的反思，那么，读书就不可能有一个内在的追索视角、一个生命性-存在性的迫切追问。”在那篇札记中，我所强调的便是这样一点：“必须同自己所处身的当下现实——乃至，同自己（自己的'此在’）——建立起一个'关系’，惟如此，那套全面的读书工夫方才不是做给人看——最隐秘的是，做给自己看——的'表面工夫’。”否则，“即使'长达数十年’投入下去，对于《论语》'做到字、词、句、义的烂熟于心’，这难道不仍仅仅是一个表面工夫（'量’的工夫）？换言之，若没有遭遇存在论——永远是'当下的存在论’（ontology of the present），一如福柯所言——的焦灼，那么这种读书计划，便纯粹是个人性的兴致工夫。”人们今天为什么要读《论语》？将其《论语》之“心得”、“感悟”卖了上千万册的于丹给出了她的答案，为人们在今天读《论语》找到了一份理由，尽管这份理由本身，借用“十博士”的用语，是十足“庸俗”、乃至“媚俗”的。然而，即使于丹对儒家思想的阐释在学理上是多么粗鄙、错漏，但对于儒学的一个核心思想——“道不远人”，从写作实践上便可看出，于丹的理解比很多专业的学者实在要“浸润”得多。在《于丹〈论语〉心得》的后记中，于丹是这样地谈到“道不远人”：
以我的学养和阅历，真要作《论语》的讲解和辨析，万万不敢。那就像是让我去作这眼温泉的化学成分分析一样，我没有能力拿出一份数据精准的化验报告。我所能担承的角色只是一个体验者，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像两千多年中数以千万计泡过这眼温泉的人一样，用自己的身体最敏感的病灶去承受温泉的恩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经典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令人敬畏到顶礼膜拜，而恰恰在于它的包容与流动，可以让千古人群温暖地浸润其中，在每一个生命个体中，以不同的感悟延展了殊途同归的价值。所谓道不远人，大概如此。我眼中真正的圣贤从来不拎着晦涩艰深的典故吓唬人，也从来不堆砌出佶屈聱牙的言语麻烦人。
显然，于丹很清楚当代那些学术“大师”们的写作实践之问题在哪里。于是，她干脆不在学理层面上同那些批评者们作交锋，而直接指向生命性的实践与体验。她不客气地把当代中国学术界那种“晦涩艰深”、“佶屈聱牙”的黑话写作，称为是在“吓唬人”、“麻烦人”，而根本缺乏生命性的“浸润”。一言蔽之，当代学术话语，根本性地缺乏那“以身体之、以血验之”的写作实践。而于丹本人的“道不远人”的写作，则直接面向“每一个生命个体”，她将《论语》等古典文本同处身于当下现实之内的生命个体，作出了一种特殊的“关联”。而于丹《论语》阐释真正最需要批判性关注（critical attention）的地方，就正是这个特殊“关联”。它的逻辑乃是：只要感悟出《论语》、《庄子》中的道理（一碗古典中国版的“心灵鸡汤”），人们每天就能够真正地过上“好日子”。
于是，透过“于丹现象”，我们真正可以看到的是：尽管于丹的著述，很大程度上——再次借用批判她最猛的“十博士”的辞藻来说——是在极其恶心地“糟蹋”、“猥亵”、“意淫”国学，但她那“红得发紫”（有好事者把各种相关媒体与争论还编成了一本《于丹为什么这样红》的畅销书48）的公共写作，确实是触到了生活在当下意识形态秩序内的人们的某种存在性-生命性的焦灼——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是如此地渴望过上“好日子”，是如此无奈地在寻找一种可藉此去认为当下生活是“幸福”的“依据”。
“于丹为什么这样红”？正因为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命是充满着如此深重的焦灼！这就是“于丹现象”所清楚昭示的存在性的状况。刚过去的2008年，于丹“替死者把好日子过下去”的话音未落，多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刚刚睁开他们那一双双乌黑明亮眼睛的新生生命，又在毒奶中无言地告别了他/她没有“福气”去过的“好日子”。“断肠又至谁家院？不待西南落陨星。”49于丹你“以身体之，以血验之”，你摸着自己良心说一句，这是“好日子”么！要“淡定”，要“平和”，要“调整心态”，要“安贫乐道”，要“该放下时且放下”，你走到那一双双无地痛哭的父母跟前去说！“这次大震，发生在5月12日。早一天5月11日是母亲节。让我们想想生命中还有多少个节日能够与我们的父母在一起？”那官商层层结合、奶制品毒杀婴孩事件被曝光后，于丹为何不再继续出来，疾呼一句“保护住孩子！以命换命！”于丹所端到人们嘴边的这碗“心灵鸡汤”，对它去作“化学成分分析”，其“化验报告”中是不会出现“三聚氰胺”成分的——它不像那归属“国家免检产品”的三鹿奶粉那样，通过可被“精准”检测出的“化学成分”来毒害生命体；而却是通过进入日常意识形态，“无形”地毒遍——麻遍——整个心灵（心要“淡定”、要“平和”，心态要“调整”、要“安贫乐道”、要“学会克制”、要“该放下时且放下”……）。马克思，以及一个世纪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阿隆，都曾强调过，那无形的符号性话语，可以是最毒人的“鸦片”。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批判的激进实践，便正是去投入一场永不会终结（永不可能彻底取得全面胜利）的“反鸦片”战争。正如同，尽管现在经历了一轮反毒奶的斗争，市场社会中仍实质上到处流通着各种各样人们尚未意识到的类-毒奶制品，不管经过多少轮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日常现实的每个角落，仍然到处会弥漫着意识形态之雾，永无可能一劳永逸地彻底消意识形态之“毒”。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正是扎根在意识形态批判终极意义上的不可能性之上。
公共写作，总是对当下意识形态的一个介入，在意识形态中产生出不同的“化学效应”（话语效应）。因此，它总是具有着伦理-政治的向度，即使那些表面看上去完全“去伦理化”、“去政治化”的话语。2008之后，每一个中国的思想实践者，都应该重新默听一下马克思的墓志铭：用各种学术话语去解释世界是根本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
结语
既然公共写作总是同当下现实发生“关联”，总是对意识形态秩序的一个“介入”，那么，问题的真正关键即在于，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介入，是“温顺的”（如号称“以身体之以血验之”的于丹，以及表面上和她纯粹相反的专业学术精英），还是批判的。而《爱与死的幽灵学》这本书所核心讨论的就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激进思想实践，在今天还是否可能。也许我的理论阐述（此书在理论上颇多地继承了齐泽克所开辟的哲学-精神分析路向）并不能获得每一位读者的赞同与认肯，但作为思想实践的这一写作行动本身，则正是我对自己被抛入其中的当下现实秩序的一个批判实践。读者诸君从中体触到的，是一个呼吸着、思想着的日常生命，从中读到的，是关于爱与死的一段段个体性-生命性实践。
尽管《庄子》尝言“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荀子》亦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然而选择“有言”的《庄子》，亦曾有这么一段近似自我感慨的话：“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作为“玄学”的幽灵学，本身是一个书写（言）；而其所言之“知”，无它，一份纯属于个体生命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