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宇辉｜人类纪的生与死

本文是《如何凝视动物：在人类纪的边缘重思动物性》（发表于《新美术》2017年第2期）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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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2016年新作Staying with the Trouble: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下简称ST）的出版，人类纪这个近年来持续升温的主题注定将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即便她在书中清晰勾勒了从人类纪→资本纪→克苏鲁纪（Chthulucene）的演变历程，但这其实并非是如孔德的社会动力学抑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那般试图提出另一种宏大的历史元叙事；或许正相反，哈拉维在书中反复强调的核心的时间性维度正是“当下”。仅在开篇导引（Introduction）的前两个段落之中，她就用“thickpresent”、“truly present”以及“ongoingpresence”这三个异曲同工的说法来明确突出这一要点。“thick”强调当下并非线性时间轴上的一个可计量的、同质性的点，而是包含着自身不可还原的“厚度”，即它是作为不同要素之间彼此互动和并存的关系场域；进而，“ongoing”所强调的则是当下本身的生成、开放的时间样态，换言之，当下之为当下，并非是因为它在时间/空间上有着可明确限定的边界或框架，而恰恰是在于它如紧急的“问题”一般迫近每一个卷入其中的存在者，并由此激发回应和创造之“合力”。书中反复出现的“with”、“com-”这些说法皆明示此点。而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翻绳戏（string figures）”——更是足以作为此种“共-”、“同-”之关系网络的生动描摹。

基于此种考量，则从人类纪到克苏鲁纪的演化就绝非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前后更迭，而更是针对人类纪之“忧患（trouble）”所提出的种种可能的解决策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Staying with the Trouble”恰好可以对译成“生于忧患”这句格言。孟子的原意本也是强调忧患才是激发人的生命意志的最强烈契机。而在人类纪的语境之下，种种根本性的忧患也正是驱迫我们重新反思自身的生存困境的终极契机。

“人类纪的生与死”：“末世（Apocalypse）”，抑或“灭绝（Extinction）”

如何思索人类纪的忧患？这首先需要我们深入澄清人类纪这个复杂纠葛的概念的内涵。自发端之初（Crutzen & Stoermer），它本来是作为一个地质学的概念，用来与“全新纪”（Holocene，也即“RecentWhole”）相对，标志着地质发展演变的一个新阶段。概括起来，即是人类成为改变地质运动的一种关键性力量（“humanity having become a geological force”）。人类的生存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深刻影响，乃至急剧加速了环境的污染、资源的耗竭、物种的灭绝等等毁灭性的趋势。如此看来，人类纪从一开始就绝非单纯是一个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中立的概念，相反，它从骨子里就透射着一种灰暗乃至绝望的末世终结的氛围。也正是因此，针对人类纪的争论从来就并非只是“分期”、“断代”这样明晰简单，而总已经包含着对人类生存的最根本、最迫切危机和困境的追问、反省乃至回应。或许正是因此，很多人会望文生义地将人类纪简化为另一个同根词“Anthropocentric”，甚至将人类纪称作“人类中心纪”，而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视作“万物的尺度”，将人类奉为万物之灵；但人类纪则正相反，它试图在边缘、极限、断裂之处来思索人类生存的困境，进而探索超越之途。在这个意义上，它恰可说是福柯意义上的“界限之思”。或许亦可将其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思路相比拟：在此在在世的因缘网络彻底陷落、崩溃的边缘之处，在畏的促迫和死之领悟面前，此在方才能够真正切近自身的存在。Timothy Clark提出，应将人类纪视作一个“阈限概念（threshold concept）”，并进而提出其“边缘生态批判（Ecocriticism on the edge）”的理念，这绝对是极为敏锐深刻的洞见。值得注意的是，他是通过对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批判提出自己的思路，而后者恰恰将人类纪等同于另一种近乎人类中心的“总体效应（overview effect）”：“塞尔赞颂着这个总体化的时刻，人类的规划在此达致了顶峰”。塞尔的论述中确实充斥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味道（“俯瞰视角（seen from above）”，“翱翔天宇，通览全景”等等），但这些鲜明特征都不可能在人类纪的忧患备忘录之中出现。人类纪的思想家们既无意安居于中心，也从未致力于构建另一种宏大的、统一的、整体性的世界图景。

由此亦得以澄清另一种对人类纪的通常误解，即将其等同于一种末世论的学说。此种涉及到历史与时间性的误解似乎要比前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误解更为根深蒂固，因为一般的读者总会追问，难道人类纪不就是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另一种描画吗？难道人类纪不正是从未来的终结的“目的”返归当下之困境的哲学性反思吗？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纪或许理应被视作贯穿“基督教西方的历史意识”的“末世论主题”的另一重极为晚近的变奏。然而，比照洛维特所概括出的西方末世论主题的三大基本特征，我们便会欣然接受Christian Schwägerl的观点，即人类纪绝对是一种“反-启示”、“反-末世”（Anti-Apocalypse）的时间性立场。这三个特征出现于《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绪论的结末部分。首先，“未来是末世论的真正焦点”，因为未来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终结”和“目的”，由此取代了无常而盲目的“命运”。其次，末世论的未来视角意在反过来对历史运动本身进行更为明确的界定，即基于终极的目的来揭示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和阶段。第三，末世论“一开始就通过把人类历史引向一个终极目标而赋予它一种统一……对于未来而言，'人类’是一个理念和一个理想。”显然，为人类的历史发展提供一个统一性的总体图景，这个末世论的终极旨归将它与人类中心的立场紧密关联在一起。甚至可以说，任何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最终都必然导向末世论的历史意识。由此，对照人类纪的思索，我们会看到它与末世论的人类中心模式的时间性框架是处处抵牾的。首先，人类纪绝非（单纯）指向未来，否则它与那些以描绘地球毁灭、人类终结为乐的种种所谓“灾难片”就并无二致。但在那些以娱乐大众为唯一目的的灾难片之中，惊心动魄的毁灭场景在视听特效方面虽然往往达致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它们至多只能冲击观者的视觉，而无法震撼心灵。屏幕上的灾难场景始终与观者之间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它既无法真正触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亦无法转化为改变人们行动的直接力量。而人类纪则不同，看似它所描绘的仍然无非是毁灭、终结的末世图景，但它却体现出两个极为不同的特征。

首先，它将朝向未来的忧思与当下的行动“直接”相关。换言之，末世论的未来“仅仅存在于期待和希望之中”，而人类纪的未来则是一种真实的物质力量，它渗透于、弥漫于人类生存的每一个方面，甚至时时刻刻都在与人类的行动发生直接的关系。在人类纪的图景之中，庞大之物（“hyperobjects”（TimothyMorton语）：大气，海洋，土地等等）与人类行动的微观尺度直接、紧密相连；同样，地质运动的长时段（“long-term future”）亦与人类行动的“短时思索（short-term thinking）”直接发生着相互作用。正是基于这些考量，Christian Schwägerl极为精准地将人类纪的未来称为“深度未来（deep future）”，并明确指出，此种未来是“反启示（Apocalypse No）”而非“当下启示（Apocalypse Now）” 。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哈拉维对人类纪的八点质疑也恰可以作为敞开人类纪的“界限之思”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其中第（4）点就明确指出我们应该从元-神话、元-叙事所构建的History转向交织（entangled）、共生（sympoietic）的网络（Web）。然而，这并非单纯是从历时转向共时（索绪尔）、甚或从历史转向空间（福柯《另类空间》），而更是突出强调了人类纪本身那种直接介入当下的实验、操作的特征。ST之中仍然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叙述和故事，然而，这些故事不再试图为人类历史提供统一的、终极的意义，相反，“叙事”（storying）与“造世”（worlding）关联在一起，情节的编织与世界网络的构织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为何ST几乎一半的篇幅都在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她提及了少数族裔关于编织（weaving）的种种神话，提及了UrsulaLe Guin的科幻小说，甚至是NeverAlone这部精彩的“开放世界的电脑游戏（world game）”，等等。这些都是因为科学的实证性研究、艺术的想象性创作与政治的积极行动，这三者在人类纪的视野之中是始终密切交织在一起的：“艺术家/科学家/激进行动者的创造性联合（generative coalitions）”。实际上，ST中奉为圭臬的“SF”方法本身就具有如此丰富的向度：“科幻（science fiction）,思辨虚构（speculativefabulation）,翻绳戏（string figures）, 思辨女性主义（speculative feminism）, 科学事实（science fact）, 迄今为止（so far）.”科学-哲学-艺术-行动，所有这些皆构成着翻绳戏般的“开放世界游戏”。由此亦可以有力回应很多人对人类纪“理论”的质疑：“一种认知和想象上的变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变革那些破坏环境的生活模式的前提条件？”这个问题之所以并不成立，那是因为本不存在科学的“硬”事实与艺术的“软”想像之间的截然区分。

其次，人类纪的未来与末世论的未来在时间性上也有着根本差异。后者是基于终结的“目的”来反观性地奠定历史进程和阶段的统一性，而前者则正相反，它是差异的时间性/空间性的交织、互渗与共生。而这一点也正是哈拉维对克苏鲁纪的核心界定：“'我的’克苏鲁纪，这个词中充溢着种种悬而未决的希腊语源的细根，它是无数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交织，是无数内激发的集群体（intra-active entities-in-assemblages）的交织”。同样，当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中对现代性的迷执进行深刻批判时，也是首先从“现代的时间结构与现代制度”之间的相互勾结入手，进而指出我们必须从根本上破除现代性时间的三重迷误（“历法时间、进步性时间、蜕化性时间”），洞察“多重时间性（polytemporal）”的真相：“时间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框架，而仅仅是实体之联系的一个临时产物。……每一组暂时性的要素，都可能将来自于不同时间的要素组合到一起。”正是在根本的时间样态的层次之上，方可真正实现拉图尔意义上的杂合体、拟客体或网络。由此，人类纪的时间与末世论的时间之间的根本差异已昭然若揭。

其实，拉图尔的论述对于理解人类纪的时间性还有着另一重关键启示，那就是重新理解自然概念，并由此深入反思物种“灭绝”这另一个人类纪的核心主题。诚如众多学者清醒认识到的，人类纪的一个典型特征正是自然的消失，或准确说来是作为与人类相对的“外部”的自然的消失。换言之，以往在自然/文化、自然/人工之间所划定的清晰界限正在逐渐消弭，文化的、人工的世界不断地吞噬着“外部”的自然，并将其转化为“内部”。借用Christian Schwägerl的生动描述，在全新纪，还始终有一个“外部的宏大世界（big world out there）”，也即，自然作为一个无限延展的外部包围着、庇护着、但往往也震慑着人类；而进入人类纪之后，所有的外部都转化为“大内部（the great inside）”，甚至我们不妨可以将“环-境（environment）”替换成“内-境（invironment）”。这样一种转化当然可以从人类纪和资本纪的相互勾结的角度来理解，或者说，资本纪正是推动自然之内化过程的一个核心加速力量。当Paul Crutzen将人类纪的起点明确标定于工业革命之时，就已经明示了这个要点。“外部”的自然日益转化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部”资源（Jason W. Moore所谓的“廉价自然（Cheap Nature）”），这似乎正是人类纪的典型的向心运动。正是针对这一主导趋势，晚近对于资本纪的批判性反思针锋相对地提出另一种离心的运动作为解脱之途。诚如资本纪的代表性理论家Jason Moore所明确倡导的，如今我们应该重新探寻一种关联，在其中“资本、权力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形成一个发展的、不均衡的、但又有模式可循的整体”。之所以要再度将自然带回到批判考察的视野之中，重建一种开放性的整体关联，正是因为以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总是将自然排斥在外（或仅仅作为外部的条件和背景），而没有看到，其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只有在更大的生态网络之中才能得到准确深入的认识和剖析。简言之，如今要重建的正是“人类中的自然（nature-in-humanity）”与“自然中的人类（humanity-in-nature）”之间的相互关联：“人类行动与显著的生物圈变化合在一起，才是人类纪”。这里，关键的转折点其实正在于生命（life）问题。这也是JasonMoore对资本纪所进行的诊断的敏锐之处。他首先指出，主流的批判理论却皆未能真正将资本与自然这内/外这两个方面真正关联在一起：环保主义者（environmentalists）控诉技术的失控性发展，马克思主义者着力分析阶级的结构，而经济学家们又仅仅试图从“现代市场（modern markets）”入手找到根本症结。但他随即指出，资本纪所标志的一个关键转变恰恰要在内与外的彼此转化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当资本逐步吞噬自然、人类的发展日益将外部的自然转化为内部的资源之时，其实人类本身并未真正彻底脱离自然、乃至转化为一个“无世界”的主体。正相反，这个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以全新的关系纳入到生命网络（“webof life”）之中的过程。换言之，当劳动（labor）取代土地（land）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之时，这一方面是生命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内化”运动，但同时也是人不断重写他在更为庞大的生命网络之中的地位的“外化”运动。前一个方面之中，人是生产的主体；而后一个方面之中，人则是作为一个“种群（spiecies）”。以生命为枢纽，我们看到了内/外交互转化的关键纽带。借用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立场，可以说自然本来就应该是复数而非单数的。作为单数的自然是作为人类活动之背景和资源的自然，是“被制作出来”的“人类自我中心论的替代品”，它呈现为一种总体性的图景，而且此种总体性是以人类的智能（intelligence）为根本动机（reason）的：“'自然’就是使之能够用某种单元有序的系列概括存在者的等级”。在拉图尔看来，这样一种自然虽然是种种生态主义口口声声所要致力于拯救的对象，但却最终要被政治生态学所否弃，因为它只是一个从未真正存在过的无效的、甚至是麻痹性的幻觉和幻象。真正的自然所预设的绝非人/自然之间的总体性的对立框架，而恰恰是人不断卷入其中的开放性网络：“政治生态学宣称要言说自然，但它实际上谈论的是无数的纠葛，且总是一些假定人类所参与的纠葛。”简言之，若说单数的自然的关键词是“对立（Opposition）”（由此衍生出各种典型形态：抗争、辩护、维权，等等），那么，复数的自然的关键词则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开敞（Open）”，它令人类“依附于世间万物”。

正是带着这个基本视角，我们得以回归本文的另一个核心主题，即“灭绝”。对于人类纪的思索来说，它是比“末世”更为真实的时间性形态和更为有效的思索性框架。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它一方面体现出哈拉维意义上的“ongoing presence”，一种激发行动的迫切的当下力量；另一方面，作为政治生态学的诉求，它又将人类更为深入地卷入生命网络的复杂纠葛之中。与末世论那种试图赋予人类历史以统一性时间图景的特征不同，人类纪的迫近灭绝的“忧患”之思试图在断裂之处实现新生、在趋向终结之边界实现积聚性爆发。种种关于“灭绝”的人类纪修辞皆体现出这个要点：最关键的正是“加速”（Timothy Clark）和“累积”（accumulating）。而这两个关键词都应该从阈限/边界（threshold/limit）的角度来理解：加速并非速度的单纯线性的增长，而更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来迫近临界点；同样，Justin McBrien如此精准概括的“累积”也绝非是单纯数量上的积聚，而更是突破现有种群的尺度和等级的剧烈突变：“不仅是生产性的；更是坏死性的（necrotic）, 它展现出一种缓慢的暴力，侵占着、繁殖着所有那些交互交叠的历史、生物、地质的时间性。”这里，“生产性”与“坏死性”的交织，恰好构成了人类纪的累积性灭绝的两个并存的方面。它们所揭示的时间性运动并非单纯趋向终结的线性加速，而更是在缓慢的过程之中不断“繁殖”出无数交织的时空维度。Mcbrien将这一独特的灭绝过程概括为趋向“新的死亡（New Death）”之“生成-灭绝（becoming extinction）”。用“新”来界定死亡，正是意在将其与人类中心的末世般的死亡相区别；用“生成”来形容灭绝，更是意在突显灭绝过程之中所蕴藏着的创生性的时空向度。进而，McBrien甚至建议用“Necrocene”这个概念来标志这个全新的时间性阶段。在某种意义上，“Necrocene”要比哈拉维的克苏鲁纪更为切近当下，因为它既能突出多元时间性的共生样态（sym-, com-, -with-），而同时又极为有效地清除了哈拉维的叙事-造世中的多少不切实际的浪漫氛围。即将到来的世代（“-cene”）也许并不应该是充满想象和异域情怀的“神话-纪”，而更是生死攸关的转换环节。作为时刻纠缠着资本纪的“重影（shadow double）”，“Necrocene”或许更可以被恰当称作“幽灵-纪”。

而我们更倾向于Necrocene这个说法，还因为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体现出与“开敞（Open）”之间的更为直接相关的切实含义，那就是自溶（autolysis）或“自噬（aform of self-digestion）”：“在其中，一个细胞通过自我催化而实现自我毁灭。”多元时间性，共生的网络编织，所有这些特征皆在自噬的生成转化运动之中体现出复杂而生动的“具象”。自噬，总体现出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方面，它是机体的一种不断坏死（necro-）的过程，也即机体在一部分一部分地失去生命；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生命形态转化的过程，也即机体既有的边界倾向于瓦解，并逐渐弥散于更大的生命网络之中。在这里，生与死这两条基本的、但又互逆的时间线交织并存，并不断重新书写着内与外、个体与环境之间的边界。也正是因此，或许我们可以将Necrocene恰切译作“自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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