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享乐哲学的谱系（下）
享乐哲学的谱系
亨利·列斐伏尔 著
鲁问水 译
本文选译自亨利·列斐伏尔《走向享乐的建筑》一书，标题为译者所加。
（ Henri Lefebvre.Toward an architecture of enjoyment,edited by Lukasz Stanek;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4.）
就像建筑的纪念碑一样，哲学的纪念碑误解了享乐。当然，所有这些建筑都呈现了一个乌托邦。正如马克思和尼采所指出的那样，哲学家相信他可以用他的体系改变世界，但是他们只是解释了这个体系。然而，这种乌托邦不是一种享乐。权力的乌托邦看到自己在一个不朽的永恒轮回中重现，它对应着知识的乌托邦，一种忧郁而痛苦的知识。
斯宾诺莎本人并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哲学是在笛卡尔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误解了享乐。这并不是说左翼知识分子缺乏高贵品格，而是激情的定义（因此，对爱和性的定义）归功于其精湛的天真。“恋爱是同时有外缘印象做原因的一种发痒。”（Amor est titillatio, concomitante idea causae externae）3 表面上哲学不赞成这种鼓动。值得称赞的是，我们可以承认“发痒”（titillation）一词及其客体理念的含混魅力，它对于快乐是必不可少的，后来被自恋（narcissism）、革命自发性和性欲所忽视，这些理论会明确或含蓄地宣称快乐不需要对象。“客体,隐藏自己!”这些文字是当代无政府-情境主义者写在墙上的话。早在这之前，让雅克·卢梭就告诉了他的亲爱的读者们说他曾有过许多乐趣，但拥有的私人财物却很少。
笛卡尔传统和欧洲逻各斯的知识禁欲主义是从对“主体”的定义出发的，它认为，主体是以一种思维的形式存在;它与空间的联系，因此与客体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一个概念。作为中心，我思一点也不像一个燃烧的炉子。知识哲学憎恶想象以及情感，而专注于理解的行为(判断、逻辑、演绎、概念)，否定其他感性的因此消极的活动。
狄德罗，在哲学家中独树一帜，他摆脱了被动、感性与知识的主动性相对立的庸俗分类。他以一种巨大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努力，推动欧洲思想超越了自身的局限，超越了自身的枯燥，超越了自身的理性主义抽象。虽然有点机械唯物主义的拉·梅特利写了《艺术之日》（L’art de jouir）4，但是狄德罗把它付诸实践，其中包含了所有的快乐的内涵:艺术反对抽象知识，尤其是音乐，女性和女性气质的复兴，感觉和总体的身体即所有的感官的恢复。十八世纪的快乐科学是通过他那令人愉悦的散文来表达出来的，歌唱出来的。
功利主义，即基于英国经验主义对快乐的计算，与狄德罗的丰饶性（generosity）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功利主义假设快乐和享受是按照一个程序展开和发展的。它通过量化快乐的本质使其机械化。
逻各斯在康德那里达到顶峰。严谨而机智，哲学超越了绝对。逻辑转向了科学。道德规定了绝对律令。康德为资产阶级的崛起扫清了道路，资产阶级将在节约投资的需要和享乐的嗜好之间挣扎（马克思）。解决这个重大而不幸的问题的办法是虚伪。当我们的财富和事业伴随着小小的谎言、妓院或情妇、中年危机都已经安全地远离我们而去，快乐将被保留在某些特定的时刻：青春、剩余和成熟。但是对于公众、门面（facade）、群众而言，道德是很有必要的。
在享乐正式成为哲学的一部分之前，我们不得不等待黑格尔。但是有什么限制呢!“需要、劳动和享受”（need, labor, enjoyment）的三位一体在黑格尔的社会和国家建构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享受必须通过生产劳动来获得，作为对个人活动的一种补偿。但是是什么活动呢?不是城邦的自由公民，而是民族国家的负责任的成员，对集体有益的劳动活动。它是一种特定的、理性的享受形式，局限于家庭、职业或国家背景下生产的物品。它与黑格尔明确批判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爱情追求毫无共同之处。他是一种合理的，规范的，道德的享受。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选择收养的人都是家长，一个准确而准时地履行职责的工作人员。
在西方逻各斯中的享受进一步快乐科学中反映出来，成为了“满足”。需求被分类，物品被盖章，工作被组织起来，从而在国家内部产生一种广泛的满足感，一个主权实体带来的满足感是由其免费授予其所有成员的。由此可见，满足是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的——它总是来自于国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在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殊死搏斗中，是什么促使主人走向自身的毁灭?享乐。他沉溺于享乐，从而失去与现实、知识和由奴隶所带来的工作利益的联系。这就导致了辩证的颠倒。黑格尔是历史哲学家和哲学史学家，他对罗马帝国及其衰败的认识从未间断。他希望确保现代民族国家能够避免这种情况。他告诫主人们，政客，远离享乐；他建议道德。
尼采明白主人们丧失了享乐感，因为他们专注于权力的态度和价值，他揭示了权力和权力意志的基础(马克思会用自然主义的比喻说这是根本)。为了继续支配那些被他羞辱、压迫和剥削的人，主人必须展示他自己，必须昂首阔步，在世俗的化装舞会上戴上面具，表演，遵守严格的礼仪。统治者被囚禁在他的统治中以维持其统治的条件和组成部分。如果他不通过残酷的新发明来更新它，而这些发明的效用很快就会耗尽，那么他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和享受。只有被羞辱的、被压迫的、被剥削的人民，才能保留一种活力，一种在节日和革命中所消耗的享乐的活力。
马克思对享乐理论有什么贡献?不是很多，但也不少。不仅仅因为黑格尔三位一体的需求-劳动-享受仍然是他的思想和计划的中心，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虽然马克思，特别是在国家问题上，是强烈反对黑格尔的，但是在享乐这一点上他扩展了黑格尔的论点。然而，他为理论增添了很多内容。工人阶级为什么要控制社会，无非是为了获得那种被拥有生产资料和为自己的阶级利益管理社会的资产阶级所否定的享受？当工人们为获得这种享受同时也有了权力(政治的)，这将是他们和世界的社会与社会关系转型的第一个瞬间。第二个瞬间是通过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来否定劳动本身。直到最近，随着技术进步、部分领域自动化和后来出现的新矛盾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一被误解的方面才显露出来。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工人阶级可以领导总体革命，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一个享乐的时代。当然，这也会存在困难。它不仅源于政治，也源于普遍超越的要求，包括政治的超越。工人阶级的使命是超越自己，超越现有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状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主体）。为了超越自我，工人们的任务就是否定自己。马克思声称，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资产阶级的统治是由它建立和维持的生产方式的俘虏，它在经济（储蓄、生产融资）和浪费之间摇摆，但没有多少乐趣。
至于傅立叶，我们应该怀疑他最近的成功。它的起源是什么?人们认为他提供了一种快乐的编码:一种激情的词汇。（第一层次）基础的激情，第二层次的激情——卡巴利主义者（Cabalist），黄油味（或多样性），复合物——迫使第一层次的激情改变，使之相互结合。正如和声可以用来通过使用不同的音色来改变不同音程的组合一样。“女性”的激情包含某种情感内容(欲望、野心、阴谋)这可以导致一种无限的生产——情感话语的生产。
但是除了这些关于和谐的争论，傅立叶主义者制度被大大高估了，它所提倡的无非是持续的劳动，因此是一种集体苦行（ascesis）的形式。在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y ）的一天中，需要法郎吉的成员持续不断地尽力服务。如果我们用音乐上的类比，基于同样的术语，这显然是力比多和力比多乌托邦，在法伦斯太尔式歌剧中，劳动对应于文字，激情对应于歌唱，情感融合进芭蕾舞的模式之中。那么，和谐在哪里呢?就此而言，也不是没有乐趣，傅立叶把我们留在黑暗之中。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享乐。它只是通过不加分工的连续劳动来克服分工，因为它是超分配的（overdivided）。
然而，对黑格尔来说，满意与毁灭联系在一起。他的肯定性建构的邪恶的、消极的一面有时占主导地位。需求销毁了对象(消耗它)，并在满足时摧毁它。它会因需要而暂时消失。欲望在现象学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止一个现代主义者对欲望的思考来自于它，尽管结果是折衷的:有一点唯物主义，一点黑格尔主义，以及一点尼采主义。在现象学中，欲望似乎只会立即消失。它立即被摧毁，要么成为一种需要，要么抓住一个不再与它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对象——劳动、道德、政治纪律等等——所以，欲望死于无序的，精神错乱的享受。它自我毁灭。
叔本华虽然极力反对黑格尔主义，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欲望自我毁灭的思想。只有通过自我否定才能表现出生存的意愿。表象世界遵循充分的理性原则，而内在世界——生活的意志，是盲目的、无意识的，除了它自己的暴力没有其他的法则。生命的意志通过产生表象(生物、事物和物体的虚幻多样性)来否定自己。它在艺术中被进一步否定，当它呈现出美丽外表的幻觉时，它就与自身分离了。它在沉思和禁欲主义中是完全否定的，最后，在叔本华所宣称的宇宙自毁之中，它将达到生命意志的顶峰。
存在的意志只在非存在的意志中体验自我享受:毁灭，自我毁灭，等等。从本质上来讲,完全暴力的生存意志，将暴力转化成对自身的暴力;焦虑和痛苦变成狂喜。意志的爆炸使它在一种致命的快乐中释放出来。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提到尼采是很令人惊讶的，因为他的禁欲主义，英雄向超人挺近，以及查拉图斯特拉在洞穴中的孤独。此外，尼采的思想经常被人们看是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是抵御马克思主义之失败的避难所。然而，一个新的真相浮现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以“改变生活”为目标的世界变革，它包含着两个方面。这一运动不可能被构想，也无法预测，或者简单而片面地实现。革命（ revolution）和颠覆（subversion）是相辅相成的:革命是在政治层面进行的，颠覆则是破坏政治的。马克思为革命开道，尼采为颠覆开道。革命本身只会带来的新的社会政治形式的风险;颠覆将利用革命的弱点来废除那些形式。对于马克思来说，它们其中的一个会跟随另一个。就像“人性”对自然的占有必须伴随着对自然的科学和技术控制一样。随后发生的事件掩盖了单边主义过程的假象和生成的复杂性。革命和颠覆之间产生了新的矛盾，正如支配（domination ）和取用（appropriation）之间的矛盾一样。
然而，尼采是以一种对抗性的方式反对马克思主义吗?这一错误的主张(卢卡奇顽固地坚持)呼应了同样错误的主张，这种虚假的观点具有欺骗性，实际上扭曲了尼采主义的观点：认为尼采主义本质上、主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因此是反动。这是绝对错误的一种形式，主要是因为并不存在尼采主义。尼采从未提出一个哲学的解释世界的体系。有一段时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写作时期，他认为对世界、价值观的诠释是无法展现出来的。这就是他所说的“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每一个评价都定义了一个肯定，即一种观点，一种比较，然后这种评价就被合法化，被证明为合理的，并且“扎下了根”（founded）(一个比尼采更为海德格尔式的术语，但这个术语源自尼采的哲学信仰)。透视主义和相对主义手牵手并行不悖。价值观是如何产生的?它们的起源是什么？这是在仍然可以被称为“哲学”的东西中发现的许多问题之一，但根据尼采的说法，这也可以被称为“语文学”（philology）。
对尼采来说，价值、肯定、比较产生于创造行为，是由权力意志决定的。当尼采因此认识到价值(其他人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发源地，他将自己从哲学本身以及哲学的严肃感和沉重感中解放出来。他开怀大笑，他手舞足蹈。沉闷的科学如此含蓄地强调自身，却被快乐的科学所抵消。这也是一种认知的行为，但它克服了天真和笨重的肯定行为，因为它能认识到它们之所是。它不再重复那些将产生道德、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幻觉。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对重复的认识。然而，虚无主义的危险将会增长。一个人怎么能继续留在这个已经站不住脚的位置上呢?要么是一个认识到总体相对性的哲学家坚守着这个立场，以一个新的怀疑论者或愤世嫉俗者自娱自乐;要么他创造了一种价值，一种超越性的哲学和古老的价值，以及产生这些价值的任何东西(权力的意志)。通过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尼采做出了一个选择。他只有一个视角，他把它变成了超越真理的真理，超越意义的意义。超人通过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考验。超人的、创造性的意志，从权力意志中解放出来，克服(超越)了权力意志。
查拉图斯特拉不禁止快乐或肉欲。相反，他追求的是感官、健康和快乐的纯真。他拒绝一种苍白而寂静的幸福，但劝阻我们不要这样做以追求身体健康的方式追求感官享受。
我劝你们杀死你的感官了吗?我主张感官是无辜的。
而如果这个淫荡母狗要一块肉遭到拒绝，那么它会多么懂得彬彬有礼地乞讨一点点精神啊！……你们有着太太残酷的眼睛，你在贪婪地看着受苦的人。你们的欲望不是伪装起来，自称为同情吗?
在你的思想和感情背后，我的兄弟，站着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一个无名的智者——名叫自己（heist Selbst）。他居住在你的身体里;他就是你的身体。
从事创造的身体为自己创造了精神，作为它的意志之手。
“淫欲就是罪恶，”一个进行死亡说教的人说“让我们隐退，不生孩子。”
查拉图斯特拉说。颠覆是诗意的，否则就是虚无。“只有在国家终止的地方，才会出现并非多余的人:必要的人之歌，即无与伦比、不可替代的旋律独，才从其开始。国家的尽头在哪里?我的弟兄们，你们超我这边看哪!难道你没有看到它，彩虹和超人的桥梁吗?”12查拉图斯特拉并不排斥快乐的科学;他把它带到了另一个目的。那么什么是快乐的科学呢?我们应该回忆一下亚里斯提卜，他把快乐排除在痛苦之外。柏拉图对此评论说，大多数的快乐和痛苦是混合在一起的，这种混合给快乐带来了一个实际的问题，这属于哲学的范畴。快乐像思想一样虚假，像思想一样不纯洁，以至于到了一定程度它不再是快乐。我们怎样才能避免从这个斜坡上滑下来，这会导致痛苦，就像它会导致丑陋一样吗?对叔本华来说，只有痛苦才是真实的、必要的、根本的;痛苦在快乐中短暂地、非常短暂地中止了。
尼采的分析对亚里斯提卜和叔本华提出了异议。它扩展了柏拉图的观点，但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立场。尼采强烈反对的是满足这一概念。没有纯粹和绝对的快乐，就像没有绝对的痛苦一样(这个词本身可以通过改变它的方式复活)。14生活只会带来妥协和含糊不清，焦虑和快乐交织在一起。快乐的科学避免了这样的陷阱。许多快乐和许多痛苦一样都是陷阱。羞辱的记忆包括令人不安的快乐，它使被压迫者周围的压迫场所变得更加紧张。痛苦事件的重复(半是虚构的，半是真实的)，通过记忆或反思，奇怪地从事件中消失，使我们带着一种忧郁的满足感回到它，怨恨为我们设置了特别微妙的陷阱;它戴着面具，把自己伪装起来，既是为了保存那朦胧的快乐，也是为了报复。解放后，甚至在后来的庆祝活动中，人们都能感觉到怨恨的影响，从而玷污了胜利。
没有运动，没有活动就没有快乐，因此，没有努力就没有快乐。但尼采认为，只有肤浅的分析才会认为努力是不愉快的。有努力就有意志。这种行为本身不仅包含着困难和努力，而且有朝向一种目标的动员。努力，无论是体力上的还是脑力上的，是劳动还是自由的花费，都包含着它自身的理性和快乐。它寻求它的报偿，但这不是外在的。努力会战胜阻力，一种相反的力量，另一种努力。它的快乐，它的享受，与它的胜利，与它所追求的目标的实现是一致的。斗争，即使是暴力的行动，其本身也包含着快乐的原则。对尼采来说，“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没有对立，因为“真实”(只要我们不把它与现实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混为一谈)不能与行动、斗争或创造性能量的消耗分离开来。
模糊两可支配着情感，正如它支配着思想和意识一样。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或更多)方面，两个侧面，两种(或更多)的值。没有可分离的本质，没有不同的活动，继一个行动或者一个决定之后除了分离，除了一种分析性的区分之外什么也没有。模糊包含、掩饰和揭示了快乐和痛苦、服务的肯定和削弱活力的肯定、谈论表象和真实真理、镜子和镜子反映的东西之间的深刻矛盾。
含糊不清（Ambiguities）、模棱两可（ambivalences）、支支吾吾（equivocations）、调和（blends）、混合（mixtures），模仿（mimicry），不确定的身份（uncertain identifcations），陌生性的（unfamiliarity），欺骗性的常态（deceitful normality），以及被揭示的非常态（ revealing anomalie），这些词，这些术语，这些概念，这些隐喻描述了“作为人类”的肉体状况，并揭示了它的一点点真相。
仅仅是满足永远不会产生快乐；事实是，意志在前进并掌握它以自己的方式所发现的一切。最深的现象，隐藏在感觉和知识之中，正如它隐藏在快乐之中一样，是一种力量的作用。“人不追求快乐，也不逃避不快……快乐和不快乐只是结果，只是附带现象”。生命到底想要什么，哪怕是每一个有机体中最微小的一部分?提高其行动能力。
“因此，不愉快不仅不会导致减少我们的权力感，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它实际上刺激了这个权力的感觉——障碍是这种权力意志的刺激。”快乐和痛苦指的是对生命力的欣赏、判断、“肯定”和“否定”，而不是对逻辑的肯定和否定。虽然痛苦可能不是快乐，但它不是快乐的对立面。“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快乐是由一些有节奏的、不愉快的小刺激所制约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交媾中，我们看到工作中的不快是快乐的一部分。”“每一种形式的快乐和不快都在寻求一个复杂的结果……追求[权力的增加]而带来快乐或不快乐;在这种意志的驱使下，它寻求反抗，它需要某种反对它的东西。”
一个分析家第一次描述了欲望和快乐，一个诗人坚持一个高度复杂过程的各个方面：趋势和紧张，激励与障碍，节奏，深刻的模糊，爆炸的能量，一种门槛的突破和跨越。
我们从哲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回想起来，是特别令人失望的。带着天真或微妙，他们拒绝快乐、享受、感官享乐和身体上的快乐，并拒绝宣扬灵性。当他们确实提升快乐的时候，他们把它变成一个实体，永远都是形而上学的。通过将它与痛苦进行严格对比，使之成为了不可理解的，难以实行的。然而，当他们审视真正的快乐和有效达到的快乐时，他们谴责不洁;他们寻求绝对的道路:绝对的快乐，绝对的欢乐，绝对的痛苦。他们放弃了那些与缺乏智慧和知识相关的人:谦卑的,贫穷的,疯狂的(谁不需要知道这一点,他们只是做他们能做的事情，不管是好是坏,但从来没有达到哲学对象的状态,或者只到了某一点,然后就是最近这样)。
它要求颠覆性思想的到来，以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并使其实际而具体的条件得到探索和承认。哲学希望它自己是朴素的，哲学家是知识的苦行僧，是身体的敌人，是非身体的符号的杰出承载者。当哲学通过克服自身来否定自己时，它的真理就出现了。这是唯物主义的真理，与唯心主义，唯灵论相对，尽管这个提法有嘲讽的，说教的，哲学化的一面。反享受对应着享受，非身体对应着身体，这是“真实的”表述。
哲学不可能是颠覆性的。尽管它支持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联系，但它本质上仍然是政治性的;甚至当它批评这个政治时刻时，它也融入并支持它。因此，它可以发挥政治作用，甚至支持政治革命，这是一个限制因素。颠覆攻击哲学就像它攻击国家一样。其原因和资源可以在诗歌、音乐、快乐的科学、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艺术中发现的改变世界的能力中找到。
因此，哲学提供的批判性分析证实了纪念性（monumentality）。这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方面的，另一个是实践方面，在所谓的历史和社会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就像纪念碑一样，另一种权力的表达方式，哲学家拒绝享受，而颠覆，以享受的名义，拒绝哲学。
那么，就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僵局了吗？我们的分析证实出去的路被堵死了。享受的乌托邦只是众多乌托邦其中之一：完美、幸福、美丽、纯洁。颠覆者尼采提供了一个根本的重新定位:一个新的决定，性质是不确定的。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好坏，与他的意识一起，超越自然之上和之外，这是可能性的源泉;孤立地看，它本身就是混乱不堪的，但它通过强调这种混乱不堪存在的某些方面，使意识和思想引入秩序。在自然界中，我们发现了劳动（有大量的物种可以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昆虫种群中）和非劳动(掠夺或泰然自若的必需的分泌)，暴力和非暴力，破坏和创造，爱和恨。在那里还有一些其他事物，它们没有达到或超过这种对立，这是人类思想和判断的结果。
大自然是诸多瞬间的某种混乱，人类活动试图将其分离开来，即使这需要识别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并重新创造它们。例如，快乐和繁殖(受精)在自然界中是密切相关的，“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试图将其分离开来。这将是对自然的取用的一部分，但是没有风险就无法实现，包括在追求自然的过程中冒着丧失快乐和失去生育能力的风险。
这种性质，被理解为不可理解的，被确定为不确定的，但对我们来说是可确定的，并没有把快乐和痛苦分开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该词语及其含义。因为这是否意味着，对于动物来说，快乐和痛苦是无法区分的?不，除了一些变态的人类之外，任何生物都不喜欢受苦。这种模糊性及其分析表明，对于有生命的存在，不可能存在纯粹的状态;只有有意识的和认知性的存在(正是这一存在构成了作为行动的知识)才会分离并计划去分别体验它所分离的东西——甚至，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如果他必须通过某些二次的操作，随后重新组合这些分离的元素:它们的结合推迟了混乱。
这一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一条穿越一系列障碍的道路。艺术的作用不就是将生活体验从困惑中解脱出来，使之朝向快乐吗？是将自我满足融入快乐之中，还是至少将其沉思与快乐融为一体呢？通过受苦，我们也必须理解对死亡的恐惧，对短暂的表象的恐惧。与自然的混乱相比，艺术作品被认为是有选择性的，与某种预期的享受相比，艺术作品是综合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建筑可以拥有所谓的美学效果，难道不需要引导生活体验，并通过某种形式的智力干预，将其引向丰富性吗?这并不是说建筑可以像我们生产一个物品那样“制造”快乐，也不是说建筑效果可以取代其他“审美”(因为预期的效果与唯美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所以加引号)效果。它也不是象征快乐和幻想的建筑功能，或者一种必然失败的雄心壮志。
建筑能否适应特定的的享乐和愉悦的条件——节奏、障碍、紧张——而这些都是欲望所能克服的吗?毫无疑问，如果你能说点别的，如果你能成功地使自己相信那些被认为是非常合理的说法几乎是绝对错误的，那么你就会成功。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诗人说的是栖居。栖居作为一种对空间的占有的表现，在诗人的词句面前崩溃了;他没有描述栖居的条件，因为诗歌是对人说的，人对语言的反应是倾听，是承认语言的主权。“语言在一开始向我们招手，然后在最后再次吸引我们，引导我们走向事物的本质。”这样的诗歌使栖居的存在成为可能，因为诗歌和栖居把它们的存在作为一种评价的方式，从而给人一种与他的存在相适应的尺度。“尺度衡量人的本质”。他把自己的存在当作一个居住者，作为一个终有一死的人来展开。对于天空而言，人们建造居所，而人本身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他有能力将天、地带到他面前的事物中，无论是神圣的还是终有一死的。这种力量“把农场布置在向南而望的山坡上，在邻近春天的草地上……它没有忘记祭坛角落后面的社区桌子;它又在房间里为神圣的育儿场所和“死亡之树”腾出了空间。”
这种对乡村住宅的诗意——形而上学的描述完全忽略了享乐。它什么都没有增加，也什么都没有改变。哲学上的修辞扭曲或回避了本质，就好像“人”的目标和意义仅仅是实现了一个由无形的、神秘的人所宣布的命运。
我们是不是要从这些深渊中爬上来，重新振作起来，重新焕发活力，蜕了一层皮之后，“更加敏感，更恶毒，对欢乐的品味更加细腻，对一切美好事物有更温柔的舌头，感官上更愉快，在欢乐中有第二次更危险的纯洁无邪，既孩子气，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百倍地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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