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骗不死人（十七）
三江有月：骗不死人（十七）
刘歆字子骏，是刘向的小儿子，生年史无记载。一般情况下说是因为断袖的汉哀帝刘欣跟他名字读音一样，故讳为刘秀（到东汉似乎只能继续讳回去了）。
刘歆算是个神童，很小的时候就名动朝野，他通习今文的《诗》、《书》、《易》和《谷梁春秋》等，后以能通经学、善属文为汉成帝召见，待诏宦者署，做了黄门郎。不久之后，王莽也在王凤的推荐下也来了，两个出身豪贵的年轻人成为拼桌子的同事，加上志趣相投，就成为关系密切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再后来，扬雄也加入了，西汉末年的儒家三子终告聚首。汉成帝河平三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十六年，刘歆受诏成为父亲的副手，开始整理皇家典籍，也开创了儒家经学的新纪元。到建平元年，也就是公元前六年，更是光武帝刘秀出生的那一年，刘向去世了，刘歆也就成为中垒校尉，继续统领校书工作。
汉哀帝即位，时为大司马的王莽自不会忘了这个一直经常在一起讨论经学的铁哥们，推举他做了侍中太中大夫，此后又逐渐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成为显赫的人物。但好景不长，不多久，王莽撂挑子辞职了，没人照应的刘歆不久也因为古今大战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请求离京去当地方官，先后干过河五原、涿郡的太守，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直到汉平帝即位，再次执掌朝政的王莽，才重新起用了刘歆，任命刘歆为右曹太中大夫。
不久，王莽成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成为大汉朝学术文化事业的首席。后人经常说王莽和刘歆狼狈为奸，利用政权力量大力支持刘歆推行古文经学，同时换取刘歆利用古文经学为其固位、篡权和托古改制制造舆论，提供谋略。
元始三年也就是公元三年，王莽女儿为平帝皇后，刘歆占卜为吉符，并为之杂定婚礼，由此，王莽得加号宰衡。次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刘歆典其事，其制度之盛无与伦比，从而赢得天下儒生学士好感，他们上书认为这比唐虞发举、成周造业更有意义，要求让王莽位在诸侯王上，王莽得加“九锡”。再次年，刘歆作《三统历谱》，据说从其父“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理论出发，考其三代历日，从而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成为随后王莽篡权建新的基础理论。
不管怎么说，王莽当上皇帝了，根据哀章的献符，刘歆也成为新朝的国师。而刘歆搞出来的那本《周官》易名《周礼》之后也作为新朝的施政大纲，自然是大红人，就连刘歆的儿子获罪被杀都未影响刘歆的地位。史载，公元二十三年，也就是新朝灭亡前夕，刘歆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和刘向的完全正面形象不一样，刘歆因为王莽，一直争议很大。但在学术界，刘歆毫无疑问是个划时代的大宗师和大伟人。
我们前面提到过古今大战，如果说是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的话，那么重视名物制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开其山门了。刘歆是貌似胜利一方的古文经学学术界公认的实际开创者。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贡献自然首先是发现和倡导宣扬了一批晚出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并为社会和士人广泛得知，遂转相传习不辍，尤其是《周礼》、《左传》、《毛诗》等传流至今，成为经学的重要文献。然后就是他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由此，刘歆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
先说说第一次古今大战。
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下诏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遗憾得紧，今文博士们根本就不愿意和刘歆辩论，无一人出场迎战，并直接集体否定了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站在台上四顾无人的刘歆十分恼火，文人脾气上来，就写了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的书文。这后来成为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在那篇文章里，刘歆首先肯定了是孔子修订六经，指出孔子正《乐》、斧《礼》、选《诗》、修《易》、序《书》、制《麟》，是为了以纪帝王之道，但孔子薨而微言绝，经历战国和暴秦，孔子一门其实已经被灭了。刘歆不留余地地宣称，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早已不是孔子那套了，他认为今文经学章句学风严重，终日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接着，刘歆拿出了硬通货，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事实，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文本，说明这些版本根正苗红的可靠性及其伟大的学术、人文价值，进而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损公肥私，怕失去名誉地位而违背为国做学问的原则，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达到党同门，妒道真的政治目的，几乎就是党门嫉道的欺君大罪（其实历代官方学者都大体如此吧）。埋汰完那些古文经学太常博士后，刘歆最后还是给人家留了条后路，说根据汉宣帝时代并置《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等不同义理书籍的成例，他认为应当将古文经、今文经同时列为学官。
这样一篇言辞激烈的东西出来，不引起太常博士们的强烈反应甚至怨恨是不可能的，但这批博士们却依然无法应战，毕竟作学问这事（仅指真正研究学问）显然不是光靠人多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但人家有办法，今文博士们的办法不稀罕，但是管用，这个办法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且效果显著，那就是：找领导哭诉。
我们知道，领导一般都是正确的。在领导擅长的领域，绝大部分情况下领导的决定肯定可以取得预定的成功，哪怕有可能更好的办法都不会影响领导的英明，因为其他办法无法证明其高效；万一不幸失败或者效果不佳，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出现，只要不是无可挽回的大错，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那么，到领导不擅长的领域又会怎么样呢？我还告诉你，领导依然正确无比，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要听取专家型亲信下属的意见就可以了；一旦下属意见不一致，先组织辩论，辩论不分胜负往往都有理，基本上少数服从多数则可。
当然，领导也不会轻松，因为他经常会有意无意中当裁判，需要判定两派谁是谁非，而且多数是领导不擅长的领域，（不然直接问领导意见就是了，没必要打起来）。聪明的领导一般都会遵循如下原则：两派实力、人数相当或者差距不大，以平衡为主，苦心积虑、兼收并蓄的当个中间派就是了，也许会略偏稍强一方；一旦差距过大，问题更好解决，直接支持人多势众一方。下属们大都是人精，领导的这个方法也不是什么秘密，自然可以利用，所以没理的一方就会经常纠集一帮人，跑去跟领导断章取义要说法，往往就能够成事。
今文博士们找去哭诉的领导是大司空师丹。
对于师丹其人，我没做过太深入的研究，但知道他原先做过今文经博士，后来当了刘欣的老师也就是太子太傅，直到刘欣成了汉哀帝。然后封侯任左将军，然后接替王莽作大司马，然后很快调任大司空。刘欣当太子表现良好，当皇帝极其叛逆，可见师丹大体算是个严肃正直且有些认死理的好官。（一般情况，帝师多少都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性格，象我这样不够严肃的家伙，哪怕学问再大，也绝对不可能是帝师人选。）王家势大的时候，他对王家不满；刘欣登基，他拒绝升官；皇帝要提高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姬）的政治地位作皇太后和太后时，他和王莽联合抵制；等到王莽愤然辞官，他依然坚持已见，最后丢官失爵。到王莽重新出山，还把师丹请了出来。
今文经博士们向师丹哭诉的结果不言而喻，作为久负盛名的今文经学大家，听到刘歆居然出言不逊，把自己视为神圣的经学贬得一无是处，哪怕过去有多欣赏他，也是极为不高兴，何况刘歆人单势孤，这边可是满满一屋子，于是大怒，痛下决定，给了一个全面否定刘歆的结论。实际上，刘欣还是想袒护刘歆的，但他当时正为祖母和母亲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在师丹那里过关而犯愁，哪里会为了这等小事得罪师丹，于是只是说了句刘歆是个有能力的同志还是要给机会之类的话就了结了。得罪了当权大臣和整个学术界的刘歆因此被迫离京。
第一次古今大战还没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表面看古方完败，但在刘歆独挑今方的情况下，今方采取了非技术性手段获胜反倒大大挫伤了今文经一方的自信心，以至于在日后的古今大战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在古文经文本工作上方面，刘歆功勋卓著。他重排六经，认为《易》经伏羲、文王、孔子三圣，为六艺之原，故把《易经》列为六经之首，改变了过去《诗》《书》《礼》《乐》《易》《麟》的次序，并成为以后历代之标准；同时，刘向、刘歆父子发现了战国遗存的古文本，用来校对各种隶书手抄本本，确定费氏《易》为古文经典，而西汉流传的施氏、孟氏、梁氏、京房、高氏诸家版本则从此逐渐不传。刘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经过第一次古今大战，《古文尚书》和《逸礼》得以传播，尤其是《古文尚书》比欧阳氏、大小夏侯氏版本多出十六篇且核对修正了三家今文版本。刘歆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并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此外，刘歆还依《左氏传》重新整理《左氏春秋》，并探求全书的义理，以只有左丘明亲见过孔子为由确定了其在《春秋三传》中头把交椅的地位。
可以这么说，刘歆基本搞定了儒家经典的版本问题。通算一下十三经，《易经》用的是刘歆校核的费氏版本，《诗经》用的是刘歆拿出来的《毛诗》，《尚书》用的是刘歆拿出来的《古文尚书》；三礼之中，《礼记》用的是刘向（刘歆可能参与了）校正过的《小戴礼记》，《周礼》用的是刘歆修订整理的的《周官》，《仪礼》跟刘歆关系不大，但刘歆关注过，只有刘歆拿出来的《逸礼》未传（支持观点并不一定代表愿意改变习惯，也许就是《逸礼》不传的主要原因）；三传之中，《左传》是刘歆修订和推广的，《公羊传》是刘歆早期治学的专业所在，只有《谷梁传》跟他关系不大；其他的《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四部当时地位相对较低，但刘歆就搞过《尔雅注》，一定是关注过甚至极有可能也干涉过《论语》、《孟子》的版本。
继续说刘歆的其他功绩。
首先是子承父业方面，刘歆在其父刘向编纂《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为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著作。由于资料的佚失，我们有时候只能把《别录》和《七略》放在一起说，我经常把《别录》当做《七略》的中间成果。那么，不厌其烦地再次描述一下：《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大类、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刘向、刘歆父子历经二十多载，在刘歆手上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的官方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在校理群书中，他们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正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三万三千零玖拾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热门学科开始产生。
刘歆还是个卓越的天文学家，他在担任羲和职位时编制了三统历，他对天文学的贡献都记载在三统历之中。
三统历是根据太初历改编的，太初历是汉初天文学家邓平、落下闳等人编制的，从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一百零四年一直使用到西汉末。刘歆在系统叙述太初历内容的同时，补充了很多天文学知识，并仔细分析考证了上古以来的天文文献和天文记录，写成了《三统历谱》。这是一部完整的天文著作，它的内容有编制历法的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以及五星等的常数和位置的推算方法，还有基本的恒星位置数据，比如在书中，他最早提出了“岁星超辰”计算法，因而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可以说，《三统历谱》已经建立和包含了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使中国的天文学从那时开始逐步和神学脱离，开始走向科学系列。实际上，我一直想把“现代天文学始祖”这样的称号授予刘歆。
稍微解读一下。
我们前面提到过岁星就是木星，也提到过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等十二次，其实，这个十二次既是空间划分也是时间周期。岁星在恒星背景上约每十二年自西向东运行一周，古代就认为它是十二年一周天，因此把周天分为十二分，称为十二次，认为木星每年行经一次，十二年正好运行十二次，完成一周天。所以，古人一直以来就有以岁星纪年的习惯，我们经常看到古书中有什么岁在大火之类让一般人摸不着头脑的记载，比如前面提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就从武王伐纣时“岁在鹑火”发端的。后来人们觉得岁星由西向东的运行，和人们所熟悉的十二辰的方向正好相反，所以岁星纪年法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起来很不方便，古代的天文学家为此便设想出一个假岁星叫“太岁”，让它和真岁星背道而驰，这样就和十二辰的方向顺序相一致，并用它来纪年。直到春秋时期发现了岁星超辰才知道这东西不是特别准。
所谓岁星超辰，是因为事实上岁星并不是十二年绕天一周，而是约十一点八六二二年，所以每年移动的范围比一个星次稍微多一点，经过若干年后，岁星的实际位置就较按十二年一周天计算的位置超前一次，这就叫岁星超辰。刘歆分析了《左传》等史书中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载，经过建模采值和计算，提出了岁星每一百四十四年超辰一次，数值虽然并不准确，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科学的态度探索岁星超辰规律的十分宝贵的尝试。当然，他这个计算差别比较大，现代人如果把这个题目出给小学生，他们大概就可以计算出来八十四点七几的答案出来，也就是说八十五年一次岁星超辰。可那时，可没有那样的数值给你用的。顺带提一句，刘歆是历史上第一个不用“周三径一”的人，他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根据量器的铭文计算，所用圆周率是三点一五四七一，差距小得令人惊叹，世称“刘歆率”。
刘歆还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接近正确的日月交食周期的天文学家，虽然交食周期的最早记载在《史记》中，但刘歆通过古籍找寻日月食的自然规律提出了一百三十五个朔望月的交食周期值。
我想不必再说下去了，古代学者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学霸？打个比方，他同时参加了文理两科高考，各科总分七百五，分数线下来，清华北大三百分进，他居然文科七百八，理科七百七，（改卷的都忍不住加分了）。一句话，他早已远超了他那个时代，并且一直惠泽着他之后的时代。
其实，刘歆自己的著作大多已亡散，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今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其《七略》今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其《三统历谱》在《汉书·律历志》中也尚存梗概，但诸如《尔雅注》、《钟律书》等以及更多连名字都没留下的著作均佚。
插句题外话，我很多时候都在想，这么多好书都到哪里去了呢？
似乎反倒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好书更多，纵然存在真伪和版本问题。很多时候，我千辛万苦知道一本书的书名，往往发现它们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读起来却总是不那么如意。
没想通。
我的感觉是，秦以后历朝历代真的留书不多，留的似乎好的不多，好的可能真的不多，而真的却又说真话的不多了。打过一个油：
七绝—书殇
逰利逰名竞汗牛。
菁华瘞灭不须谋。
可怜手卷偏因伪，
多是秦皇坑里留。
还是回到刘歆身上吧，我们来点有趣的，《山海经》。
《山海经》是古往今来来第一奇书，这么说大约没太多反对意见，（另外两部奇书《周易》和《黄帝内经》虽然传得挺邪乎，但经常用来干正事，自然奇得不够）。现存最早关于《山海经》的记载是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这个似乎什么都懂的家伙居然这么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很多人说它荒诞不经（这样的东西居然也能叫经？），但所有学者案头都有一本随时拿出来参考；靠研究它也已经养活了无数人，今后还会继续养下去。
先得说，《山海经》根本就不是刘歆写的，甚至目前我们看到的版本，哪怕上面写着刘向刘歆的名字，也跟他们父子没有直接关系。但到底是哪个地方的谁或者谁们写的甚至什么时候写的这个问题据说就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学问，至今尚无统一答案。哦，其实大体也有个不靠谱的正确答案，就是从此书非出自一人一时，但一定是中国人，最早不过三代、最晚不出魏晋—嘘，不得有意见，学问嘛，不就这个样子么？
虽然我们没有发现《史记》之前的记载，但毫无疑问，《山海经》（哪个版本姑且不论）成名一定在史记之前。虽然有不少前人根据其记载至大禹而止以及刘歆说法而认定其作者为大禹和治水治国首席执行官伯益，显然未必有那么靠谱，但有无数学者还是研究考证出不少成果：干过周朝国立图书馆馆长的老子十有八九阅读并且整理过周朝的各类地理志，自然包括当时极有可能已经存在的《山海经》，没准扯到大禹和伯益就跟老子有关；孔子为编六经找老子请教经典书籍时，老子极有可能提到过此书，但孔子认为它是怪力乱神，没有编进六经，但可能是浏览过的；庄子列子则一定是看过此书的，不然，《庄子》、《列子》里那些奇思妙想就比较难找到出处了，一旦联系《山海经》，就好解释多了；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里大量引用了《山海经》的内容，证明吕不韦及其门客看到过这本书而且该书地位非凡，要知道吕不韦可是以千金求易一字的；屈原一定是痴迷此书才不好好学习治国的，不然，其《天问》和其它一些文章也不会一再使用《山海经》涉及的内容；而伟大的秦始皇后来痴迷仙道，笃信海外神仙，显然也是严重地中了地位高标的《山海经》之毒；至于那些文学大家们，似乎莫不从《山海经》中吸收了无数的营养。好了，这个话题继续扯下去会耽误我们讲故事，就此打住，一句话，这本书简直就是百家通杀的节奏。
后来的事情似乎要清楚一些，晋代郭璞在其著《山海经注》时（我们今天看到的实际就是从郭璞手里那本子而来甚至极有可能就是它），其卷首有刘秀（刘歆）《上山海经表》，大体可以说明许多问题的，其全文如下：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经》者，出於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於丘陵，巢於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本，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着《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着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考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考宣帝时，击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窫寙，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
我们知道，《山海经》在流传过程中损失惨重，实际上在刘歆之前它可能多出很多内容甚至有很多内容不一样。比如很多人都认为，最早的《山海经》极有可能在文字之外是配有图画的，后来的版本虽然留了一些图，但显然其遗失或者变化的比例远超过文字。
现在传世的，我们就假定是刘歆审定的那本《山海经》，全书篇幅不大，不到三万二千字，人们通常把它认作由《山经》和《海经》两大部分构成。《山经》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篇，故《山经》又称作《五藏山经》。而《海经》则分为《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三部分。其下《海外经》包括《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四篇;《海内经》包括《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四篇；《大荒经》包括《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海内经》五篇。通算下来共计十八篇，合上了刘歆上表的数目。
不过，《大荒经》里生生多了个方位之外的《海内经》，名字竟然和《海经》第二部分相同，令人大惑不解，为表示区别，我们通常称之为《大荒海内经》。很有意思的是，《山海经》里的方位次序是有悖常法的南西北东，有人因其以南为尊而认为这书是南方人所作，但《大荒经》里却又回归正常秩序，而班固在《汉书》里说《山海经》只有十三篇猜想恐怕是去掉方位不合群的《大荒经》五篇所致吧，也有人因此认为刘歆的本子只传下来十三篇，《大荒经》是后人加上去凑十八这个数字的。
关于文章结构的问题，我一直有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刘向、刘歆的《山海经》本来是四个部分构成的。
第一部分《山经》是《山海经》中最重要的部分，约有两万一千字，占了现存全书的三分之二，它以山川为纲，依南、西、北、东、中的次序分篇（故曰《五藏山经》），每篇又按山次分若干节，前后节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篇节间关系表现清楚。全文以方向和道里互为经纬，有条不紊，记述内容同时包括古史、草木、鸟兽、神话、宗教等。
第二部分《海经》分内外两部各四篇，分别依南、西、北、东的次序，《海外经》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
第三部分《大荒经》四篇，按东南西北次序，主要记载神话资料。
第四部分《大荒海内经》一篇说是全篇总结，实际更可能是整理出的残篇补遗，或者最多是两功能兼而有之，理当独立。
《山海经》全书记载了约六十多个邦国，五百多座山，三百多条水道，一百多位历史人物，四百多个神怪之兽，全书涉及的地域范围及相关物事虚实，历来众说纷纭。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一次国家地理大普查之后的文献记载，比如黄河、渭河、华山等等，地理位置与现实的大体一致，尤其是《五藏山经》，除了那些怪兽，极其符合地理百科全书或者博物志的特征。而其他几部分，也同样有一些地方似乎可以找到对应地望。
有一种说法是，《山海经》是一部记载中国古代邦国、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包罗万汇。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例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药、动物、植物、矿物、民俗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人们认为，《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而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就说水利这个我熟悉的专业，东汉明帝在王景治理黄河时给的参考书就有《山海经》，而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就有八十多处直接引用《山海经》，由于文中对河流的发源、流向甚至水系构成都进行了描述，今人尚有从中考证出完整黄河故道的壮举。
当然，《山海经》最被人怀疑的除了神怪异兽之外，恐怕就是根据书里的描述难以对应的地方远远大于可以确认的地方，特别是书里经常精确到里。于是有人说是地壳变化所致，但几千年变化如此之大，显然无法自圆其说；有人说是古人计量无法精确，致使产生差异，并且孜孜不倦地找到合乎实际的情况来印证此书的伟大，但更多差异似乎无法用精确与否去评判；就算是那些奇异的风俗，人们往往也以祭祀巫术的仪式之类来解释，但那些诡秘荒诞的描写总是经常让人感觉到解释的牵强。就算是地理价值最高的《五藏山经》，记载山四百四十多座，真正找到对应的也就一百四十来座，三分之一的水平，里距差距还比较大，且半数在《中山经》里；《海经》中涉及远方异国，除少量如天毒、朝鲜、倭之外，多以当地人形状为名，什么结胸国、大人国、三首国、长臂国（肯定不是国名）之类，倒给日后的《镜花缘》提供了素材。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时把《山海经》从史部地理类划入了列子部小说家类。
历代的学者似乎并不甘心。
即使是司马迁，他在《史记》里记载的黄帝谱系就完全照搬《山海经》，皇甫谧也认可了这个谱系。
关于盘古、黄帝、蚩尤、女娲、大禹等人的神迹，已接近半史的地位；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禹治水、羿射九日等无数传说，莫不流传至今；而帝俊及其东夷（这事以后再慢慢说）的研究也因此滥觞。
关于科学技术演进的研究，太阳黑子、极地、假日等奇异自然现象记录的求证，似乎一直就没停止过。
关于地理学著作的声音从来就是义正词严。
涉及岩溶洞穴、季节性河水变化、各气候带的地理景观和动植物分布，以及矿物、药物方面的论证层出不穷；据说已经有学者已经在山东青岛至江苏连云港一带完全考证出《海外东经》所有方国的地望。
而老外们也不甘寂寞，他们认为中国的东边没山，而《海内经》已经到了日本、朝鲜，那么似乎应该继续向东到北美洲去寻找《东山经》里提到的山以及《海外东经》《大荒东经》里的内容，最后，他们不光在印第安人那里找到了汤谷、扶桑和黑齿国，发现了大壑、甘渊、归墟、咸池的踪迹和传说，（比如大壑就是科罗拉多大峡谷，墨西哥的SIHO妈妈暗合羲和的音义），还居然查验出美国中部和西部的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喀特山脉和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与《东山经》记载的四条山系走向、山峰、河流走向、动植物、山与山的距离完全吻合，其契合程度甚至远超《中山经》。
我们不能再往下说了，再说连我都快要相信了。
实际上，对于《山海经》，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我们还是分三块整体梳理一下《山海经》表达的内容。
第一，《山海经》毫无疑问主要是记录地理的，它讨论的是世界地理的问题。这个世界东西长两万八千里，南北宽两万六千里，但到底是个接近正方形的长方形还是个椭圆形我们不得而知，虽然我们更常见到的是天圆地方的说法，但我更倾向于接近圆形的椭圆形—我们就叫它圆形吧。盘古开天辟地，其实不过是把那鸡蛋壳撑大了无数倍，似乎还是那个鸡蛋的形状。鸡蛋的中心是一片大陆，这是一个四面环海的近正方形平面漂浮体（也许这个才是所谓天圆地方中的地方），大陆以内称为海内，大陆以外就是海外乃至大荒了，但海外或者大荒里也还是有不少陆地的。（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海只跟教化有关，跟有无海水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我就一直不肯支持。）
第二，《山经》其实是完全独立的，它大体是这么描述的：东西各四列、南北各三列整齐的山系围绕着中山地带，而中山地带则由地支之数十二列山系组成，所有山加起来总共长达六万余里。
《中山经》十二山系的问题相对好办，它从北到南基本上依次展开，山系内从西到东，虽然很多山不大能够确认，但基本脉络大致是清晰的，第一列应该是山西的中条山系一带；二到七列以今河南省黄河流域诸山为主，上溯至陕西一带（华山应该在六列）；八列大体是汉水到大别山北一带；九列则是从岷山到三峡一带；十列比较奇怪，有点小，而且是从东到西逆行，很可能是古云梦泽东部北方沿水包括可能尚未长大的大洪山一带诸多小山；十一列则从伏牛山到大别山系涉及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十二列，从湖南君山到江西庐山一线，算是沿江南山系。
而四方那些山系也能找到一些影子，根据有关人士考证，《南山经》东起浙江舟山群岛，西抵湖南西部，南抵广东南海，最少包括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南五省；《西山经》东起山陕间黄河，南起陕甘秦岭山脉，北抵宁夏盐池西北，西北达新疆阿尔金山；《北山经》西起今内蒙、宁夏腾格里沙漠贺兰山，东抵河北太行山东麓，北至内蒙阴山以北，当然也有人说范围比这个更广。只有东山经比较难办一点。
有人说《东山经》包括只包括今山东及苏皖北境，但那一带属于冲积平原，山实在太少，道里上差距也太大，就算是把海边岛屿那些也算上，看起来似乎也不大够的样子。
说到这里，我好象又有机会彰显自己的博学了，因为突然想到个词：岛夷。最早出现岛夷是在《尚书·禹贡》（甚至和《山海经》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大体说的是古九州之一的冀州东面甚至东北面那些近海地区，和同一文内提到的嵎夷、莱夷、甚至淮夷等一起构成了东部沿近海地区，后来似乎东部沿近海这些地方就慢慢统称为岛夷了，这个区域和《东山经》的那个不出海范围似乎可以基本重合起来。
当然，岛夷这个词后来也有极大的意义变迁，比如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皆自认正统，北朝就蔑称南朝为岛夷；明清以来，岛夷和倭寇大部分时间属于同义词；而在宋元间，伟大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在他那本著名的《岛夷志》（这可是郑和下西洋的攻略宝典，可惜现存只有节略的《岛夷志略》了）里把东南亚、非洲、澳洲都称为岛夷。
由于东边几乎是个豁口，安排起《东山经》确实有些不太够，故老外才有前面把北美洲算上的说法，几乎就是板块漂移说的始祖架势，（只是不太明白泰山他是怎么办的，毕竟这东西用得太多，）对于这个事情，我实在无法发表意见，只好打个油了事：
七绝—再读《五藏山经》亦闻其与北美山系旧俗有合
六万里山寻未穷。
中南西北半其功。
岛夷自是无常地，
可许达人东复东。
第三，《海经》尤其是《海外经》实际上和《大荒经》大略是重合的，换句话讲，《海外经》和《大荒经》可能实际上就是描述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版本，这也是人们总是拿补遗性质的《大荒海内经》去和《海经》中的《海内经》平行的主要原因。但我认为，《海外经》和《大荒经》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在此之前，先得说说《海内经》。当然，讨论《海内经》得先把《海内东经》那一批系统性描述河流的文字剔走，毕竟那些东西不是原文，基本可以认定是郭璞编书的时候看到《海内东经》文字内容实在过少（也不知道本来就少还是佚失过多），就把《水经》的内容放了进去，反正那些水都是流向东方。
整体上看，《海内经》的方位比较杂乱，有一些也错得比较离谱，但粗略算来，《海内南经》大体包括浙江、福建、广东、湖南、广西、重庆、贵州、海南、印尼瓜哇岛等长江以南地区并经四川抵达西北，《海内西经》以昆仑山地区为主并经过新疆、陕西、山西、内蒙、河北到辽宁一带，《海内北经》从昆仑山向东经陕西、河北、朝鲜甚至到达可能到达了日本，《海内东经》在从河北、山东、浙江到太湖之余甚至继续提到昆仑山以及西域地区。假定《中山经》所涉及的地方就是可能叫做中国的核心地带，那么，《海内经》大体说的就是核心地带到海边甚至近海岛礁的事情。
《海外经》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我们几乎无法找到任何能够现实对应的地点，（虽然有人号称在苏鲁沿海一带找到了《海外东经》的地望，但美洲人似乎也找到了，也同样的义正词严，）但它依然有条有理地讲述着一个个奇异国名和那些千奇百怪的生物和风俗，还夹杂着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我们总舍不得说那些地方其实更有可能就不在国内，实际上，我们那些神通广大的上古大神是完全可以在中国工作而下班就居住在遥远的极地。（这个传统似乎保留下来了，当今很多大人物就喜欢把家安在遥远的异国）。
如果《海外经》说的就是大陆以外的事情，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大陆的的边缘到底在什么地方？尤其是西面和北面到底在什么地方终止？云贵、青藏两大高原和四川的那些雪山（我一直怀疑这个组合才是所谓的不周山）似乎被《海内经》堪堪掠过，难不成是古人认为那是大陆的终点；而北方到底是到大漠还是欧亚分界线也颇为难解，居然让我再次怀疑古人就已经创造出了板块漂移学说。
好吧，不纠结，我们继续说说《大荒经》。
毫无疑问，《大荒经》是《海外经》的另外一个版本，虽然有人说它比较凌乱，但它的内容远比《海外经》丰富和庞杂，尤其是增加了相当篇幅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几乎就是我们上古神系的主要构成。
此外《大荒经》还增加描写了很多的山，很有些要和《五藏山经》构成整体的思路。在这诸多的山峦中，有二十八座与众不同，前面被冠以“大荒之中”四个字，而且，均匀分布于四经之中，每经七座。（《大荒东经》的七座为大言山、合虚山、明星山、鞠陵于天山、孽摇頵羝山、猗天苏门山、壑明俊疾山，《大荒南经》的七座为衡石山、不庭之山、不姜山、去痓山、融天山、 涂之山、天台高山，《大荒西经》的七座为方山、丰沮玉门山、龙山、日月山、鏖鏊钜山、常阳之山、大荒之山，《大荒北经》的七座为不咸山，衡天山、先槛大逢之山、北极天柜山、成都载天山、不句山、融父山。）我们似乎又一次见到了这个我们前面隆重介绍过的二十八宿，于是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大荒经》中采取东南西北这样有别于其他的布局风格。如果在加上文中提到的十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我们又似乎能够猜想到一些什么。
就日月的事情扯一下所谓的二十八宿山，它们有什么特殊的功用呢？东边的七座被明确说明是日月所出之山，而西边的七座则是日月所入之山，这可是天地运行的大事。当然，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是作为坐标用来观测日月的。
地球赤道与绕太阳公转的黄道具有一个夹角，地球绕太阳公转时，太阳直晒点就会在南回归线与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在地球上的人们看来，每天太阳从东边升起与西边降落的地点都不一样。因此，人们在东西边各选定七座呈线性南北方向排列的山作为坐标，以观测太阳的南北移动，确定季节。太阳直照南回归线的那一天，就是从最南边的两座山升起和降落，这一天在节气上为冬至；太阳直照北回归线的那一天，就是从最北边的两座山升起与降落，这一天在节气上为夏至。太阳一年里在南回归线与北回归线之间往返一次，看起来太阳东升西落的位置也这样南北往返移动一次。同理，月亮绕地球的白道与地球绕太阳的黄道也存在一个夹角，这个夹角比赤道与黄道的夹角稍大五度多一点，忽略不计的话，月亮的视运动同样是在七座坐标山之间来回移动，不同的是，它一月一个来回。
日月可以，星辰行么？嘿嘿，还别说，可能也行。比如，鞠是一颗星名，《夏小正》里就有“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的星象描写，从东边最中间的鞠陵于天山的命名来看，可能就指明了鞠星出现的位置。
也许这个二十八宿山就是用来应和天象的，当然也可以说观测天象的。
整合一下，在这个包天包地鸡蛋壳世界的下半部分则大抵还是以蕴藏丰富的水土为主；而上半部分，也就是那个头顶高天、山水交错的中心平面陆地之外，四面环着大海，大海中还有许多陆地或者岛屿，一直延伸到极地和不断降低的天相接，天地或者天海相接的地方也就是传说的大荒终点。大荒之中住着很多神仙合作掌控鸡蛋壳，比如撑天按地，比如白天黑夜，从那里，日月星辰轮值按计划上班打卡，沿着鸡蛋壳壁也就是天的轨迹运行，并回归大荒休养生息。
整个一个天体结构和运行规则。
所以，我们无须去过于纠结《山海经》到底是据实而论还是向壁虚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个也许就是我们古代文明缘起的密码，它的影响和价值本就不低于任何史籍，绝对就是妥妥的一本正经。
这个庞大的话题我们还是用首诗告一段落：
七律—山海经
气同庄列骨同丘。志怪奇书属正流。
秦火未殃十八卷，汉儒一辑两千秋。
初因道里全青史，考据荒唐到美洲。
却羡苍天无所易，羲和御处月如钩。
在史籍里，声名狼藉的刘歆是王莽谋夺汉室江山政治阴谋的追随者甚至头号策划，后来他甚至以古文经学服务于王莽的改制活动，陷入政治旋涡后，又想极力挣脱，故谋诛王莽，却因事泄自杀。真是这样，那他确实该算得上史上最奇葩的政治小人，堂堂汉室宗亲，居然不遗余力帮外人掘了自家祖坟；年过七旬，却又再次反水，要造死党的反。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王莽这个可爱的西贝奸贼可能是最后一位庙堂君子，两汉之间那短短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实践让他收获了无数的豪族敌人，但同时，他也收获了刘歆、扬雄两位百世大儒的无限忠诚和肝胆相照。
实际上，我从未怀疑过刘歆、扬雄两位大儒的人格，自然不相信那些记载。要知道，在王莽、刘歆和扬雄三杰把持的两汉间儒家价值观里，求道是不二的选择，虽然经历过秦帝国的残酷打击和西汉初年的委曲求全，真正的儒家依然刚健明澈。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一直有个说法，就是领导干部一定要管好亲属和身边人，尤其是亲属，我以为这个接近真理。
事情还得从甄丰说起。还记得前面说到王莽时候提到哀章贡献的金匮符命么？根据符命，王莽任命在甄丰为四将军之首的更始将军。
实际上，哀章在这个问题上显然考虑不周，甄丰和刘歆、王舜一起作为王莽身边的重要人物，在汉平帝时期就已经当上了大司空要职，现在连四辅三公都没捞到，居然只能和守城门小班头王兴以及卖烧饼个体户王盛一个等级，肯定有些说不过去，更何况一向不如甄丰的亲弟弟甄邯都位列三公了，而哀章自己更是位居四辅高职。
（甄邯的后代里最有名的是个女子，曹魏的文昭皇后甄洛，也就是那个嫁给袁绍儿子又改嫁曹丕生下魏明帝曹叡的甄夫人。还没明白？嘿嘿，有个极其香艳的说法，就是这个甄夫人又叫甄宓，是曹植《洛神赋》中洛神宓妃的实指，甚至父子三个或者连带曹昂四个人都看上了这位绝代美人，也因此派生出无数版本的狗血宫廷戏或者凄美爱情剧来，至今仍然是小说家和戏曲编剧们极度热捧的人物，我还多次听到这就是古往今来第一美女的说法。）
地位从前三名一下子跌落到第八，甄丰估计是有些郁闷，但应该也就是郁闷，毕竟他是一个精通古文的当世大儒，也愿意为新朝改革大业作出贡献。可甄丰的儿子很有些不干，实际上，刘歆的家人似乎也不能接受他们从皇族到官宦之家的转变，刚巧他们同属“太子党”，于是就组成了个小圈子。这帮人主要包括：甄丰的儿子侍中甄寻；刘歆的儿子侍中刘棻（扬雄弟子）、长水校尉刘泳；刘歆的门人骑都尉丁隆；大司空王邑（就是昆阳之战那厮，王商之子，王莽从弟）的弟弟左关将军王奇。他们身边也都有一批志大才疏的帮闲和一些心怀叵测的内奸，平日没事也经常妄议一下朝政，发表一些过激言论，自然不会被那些暗地里反对新朝社会主义建设的势力所忽视，利用一下整点事情很正常，于是出事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始建国二年末，也就是公元十年末，新朝第一次重大政治危机终于如约而来了。事情嘛，主要跟谶有关。（有关这个谶书、谶言等系列的相关种种，我们在后面再系统介绍，这里只需知道，王莽的那些符命，也可以看做谶系的。）
甄寻是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在身边人的撺掇下，他伪造了个并不高明的赝品符命就给王莽上了上去，大概意思就是新朝要仿照周公召公分陕故事，立平晏和甄丰为左右二伯。结果居然就顺利过关了，王莽即拜甄丰为右伯，并且安排甄丰尽快述职西出。
伪造立伯符命这个事情，甄丰大抵是不知情的，就算知道一点也不会介入太深，而刘棻一众是否参与其中就实在不太好说了。至于王莽以及刘歆一众四辅三公，看明白的绝非一人，但迫于情面或者心有不忍，终究无人说破。不管怎样，甄寻第一次造假是成功牟利了。
甄寻还是个色胆包天的家伙，没过几天，他居然再次伪造符命，（谁出的馊主意？甄丰和刘棻他们应该一点都不知情，）丧心病狂的把魔爪伸向了王莽的女儿、汉平帝的正宫娘娘黄皇室主。这个漏洞百出的符命说的是让黄皇室主嫁给甄寻当老婆，自然引得王莽震怒，决定严惩弄巧成拙的甄寻，就派人去抓捕他。到了这个时候，按理说只有尚未赴任的甄丰把甄寻绑到王莽跟前认罪大约还是可以救下他的。但是，似乎是阴谋的一部分，甄寻此时大约是再次听信了身边人的妖言，很坑爹地选择了自救，他带上一些人（主要就是那几个参谋和设计制造符命的方士）跑进了华山。
当甄丰看到抓捕甄寻的人已经进府，而他却无法找到他那聪明过头的儿子时，大抵是万念俱灰，就选择一死以证清白，当时便服毒自尽。
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王莽得到的信息很有可能是甄丰畏罪自杀（总是怀疑有一封未送达的遗书），决定组织一个给尚方宝剑可以不必奏请便可抓捕的专案组继续调查。
巧的是，这个专案组的办案能力之强悍几乎可以入选历史前三，能和巫蛊之乱和胡惟庸案相提并论（也有说前三里排不上这事，我也不反对），他们神通广大、呼风唤雨、雷厉风行，没过多久就顺利抓住了甄寻一众（从相关情况看抓不住才怪），迅速屈打成招逼供兼诱供做成铁案，然后顺藤摸瓜扩展开来，牵连范围无限扩大，刘棻、刘泳、丁隆、王奇毫不意外的相继被抓捕，其余各大豪门子弟和中高级官员大面积涉案进了监狱，并且相关证据纷纷指向刘歆、扬雄和其他各路要员，一时间满世界风声鹤唳，整个就是要把新朝搞成停业整顿的节奏。
还好，事情有了个转折。当专案组气势汹汹杀到天禄阁宣布要将正在校书的扬雄逮捕法办的时候，这位伟大的文学家采取了一个激烈的抗议方式—跳楼。三世不升官老实做学问的六十多岁老人被逼跳楼摔掉大半条命这事终于被有心人传进皇宫，专案组行动方才被王莽叫停。可此时，刘棻、甄寻小圈子以及其他数百名官员已经铁证昭昭，按律当斩。
那个暗流涌动的冬天到底还发生了什么，也许没人知道了，但似乎谁也不好过：甄寻、刘棻、刘泳、丁隆、王奇五人极其牵连者数百人被处死，依据《尚书》记载大舜处置四凶的手法，流刘棻、刘泳于幽州，投王奇于崇山（大部分史籍没记载他，但看着象真的），放甄寻于三危，殛丁隆于羽山，都用驿车载着他们的尸体到达；扬雄被免官，虽后来重新启用，但受过伤的他基本就是半养老状态了，幸运又顽强活了八年才寿终正寝；刘歆在这件事里似乎从头到尾都没出现，但一天内死了两个儿子的他居然不久后又和王莽结成了儿女亲家，他的另外一个女儿刘愔嫁给了太子王临；也许是心力憔悴，次年春天，四辅之首的太师王舜病故，再次年，甄邯病故；而经此动荡的新朝似乎也颇伤了一些元气，想来民选皇帝和各级干部群众心情自然也不会太佳，皇帝圣人的形象开始有些斑驳。
又过了十一年，绿林赤眉已经先后起兵造反，扬雄也死了，新朝岌岌可危之际，宫里居然出事了。太子王临和皇后的侍女偷情，而这个侍女居然又是王莽的侍妾，由于懂天象的刘愔曾经预言过宫中会有白衣会（丧事），让太子以为有机会了，就和侍女就商量着要把王莽弄死。而这时王莽不知是发现了什么端倪还是碰巧，居然就废掉了太子，把王临和刘愔赶出未央宫居住。
王莽的皇后病危，王临给皇后写了一封信，有些话说得极为不妥，居然就被老在侍候病人的王莽（就这么无怨无悔、一天不落的“装”了一辈子君子啊）看现了。皇后死后，王莽就追查了一下，结果就从侍女嘴里得知王临未遂的弑父计划，再追下来，刘愔泄露天机的行为也被挖了出来。要知道，古代观星之术事关重大，只允许朝廷独家经营，其余皆属于法律严厉禁止的范畴。毫无疑问，刘愔的天象知识来源于担任过羲和令的刘歆，所以王莽下诏责怪刘歆，并认定王临事从刘愔起，逼王临、刘愔自杀了。
又过了不到两年，新朝终于走向了终点。地皇三年（历史上通常称这年为更始元年，但我还是偏爱用王莽的年号）也就是公元二十三年，先是昆阳之战，然后是刘歆因涉嫌谋反自杀，然后是王莽哭郊，再然后是绿林军攻破长安，王莽死，新朝灭。
眼看着王莽的政权要玩完，朝中一批大臣就想着找条退路，他们秘密拥戴身为汉朝皇族后裔、又享有极高声望的刘歆当皇帝，以恢复汉朝，保全他们的家族，准备带兵发起政变，劫持王莽。当时有个叫西门君惠的道士找到王莽的卫将军王涉，说是谶书指定国师公刘秀当皇帝，王涉遂与大司马董忠、司中大赘孙伋合谋择日起兵。谁知道，日子没到，孙伋就跑到王莽那里告密，王莽查证后，杀死董忠，刘歆、王涉皆被迫自杀。
王莽就这样失去了自己最忠诚的追随者，进而失去了他的帝国和伟大社会主义实践。
很多人都认为，这次谋反刘歆是当然的主谋，我却认为绝无可能。以这位大知识分子的教养和操守，他的自杀看起来更多是为了证明谶书的不确，（当然，昆阳之战之后的刘歆看样子并不知道另外那位刘秀的名头，也许更印证了史家在描述昆阳之战时拍光武帝马屁的事实，）实际上还是以一死酬知己的意思。所以，我是这样评价他的：
七律—刘歆
重兴孔学自秦墟。古迭今文圣德殊。
首计岁辰三统历，延修别录六分儒。
羲和任上崇周礼，王莽堂前卜汉途。
山海经中多语怪，身名遭谶一般无。
我经常猜想，当王莽面对农民起义军的屠刀，那一刻他应该想到了挚友刘歆，想到了他们的改制，或者可以一笑，心说：子骏，我亦来了。
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有杀身取义，但为何总是用世俗的眼光去考量呢？
我们真的能够理解他们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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