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千爷”到“下等人”,他们的生活为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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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后,八旗兵分驻京师和全国各省的主要军事基地。驻扎在京师的称为禁旅八旗,驻扎在地方的称为“驻防八旗”。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准噶尔叛乱波及西藏,清廷调3000名荆州驻防旗兵进驻成都以便随时驰援西藏。四川总督年羹尧于成都城西建满城(少城)以驻之。清人吴好山在《成都竹枝词》中写道:“满城城在府西头,特为旗人发帑修。”康熙六十年(1721年),清廷从赴调成都的3000名荆州八旗兵里,选留1600名永驻成都。这一年清廷设成都副都统、协领、佐领、拖沙喇哈番品级章京、骁骑校等官53人,甲兵1600名。八旗

清代旗人成都驻防八旗官兵按月有正粮和正饷的收入。正粮指供应官兵及其家属的食米。饷,指俸银。成都将军和副都统除了俸银外,还有养廉银。一般甲兵每月能拿到2两饷银。此外,八旗官兵还有机会得到各种赏赐。对退休军人和孤寡旗人还有一定的赡养费。少城内专门建有恩赏库和永济仓用以支取粮饷。清朝首崇满州八旗,次蒙古八旗,再次汉军八旗,汉人的地位又低于汉军八旗。欧阳兆熊《水窗春呓》载:“起居服饰之美,昔以旗人为最,外官、督抚、司道,则重用旗人。”少城旗人自出生起就免征差徭、粮草、布匹,只承担兵役。驻防成都之初,一般旗人的生活既富且贵,以至旗人在老百姓眼中不可冒犯。即使普通旗兵走出满城,老百姓总要尊称其为“千(总)爷”。至于八旗官员出巡,则更是鸣锣开道,八面威风了。当少城旗人和汉民发生纠纷,成都县衙、府衙无权判决,须依旗民分治的原则,由少城专司旗汉讼事的理事同知审理。

有清一代,朝廷禁止旗人从事农、工、商业,当兵是旗人唯一正当职业。成都旗营内,官兵的数额有严格规定,如缺额,必须层层递补,即骁骑校补防御,防御补佐领,佐领补协统。成都将军和副都统由皇帝委派。旗营中的甲兵,从佐领壮丁中挑选,俗称“挑缺”,被选中的俗称“披甲”。应选的少城旗人必须通过旗步射和满语考试。成都驻防八旗十分重视对旗人的教育。乾隆六十年(1751年),少城内先后设立官学2所,小官学24所。八旗官学由协领负责管理,教训子弟以“国语骑射”为首务,八旗小官学由各甲的佐领负责管理,多教育发蒙孩童。同治以后又增设少城书院和8所义学。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八旗官学和少城书院等相继改为新式学堂。1904年5月26日,成都将军绰哈布设八旗高等小学堂,学校由少城书院后房屋扩建而成。学校设有数、理、化、中文、英文及音乐、绘画、体操等科。教师旗汉并用,初时兼教满文。由学校供给伙食。也有汉族学生来就学,待遇相同。由于将军和副都统很注意对八旗子弟的教育,再加少城内文风盛行,成都驻防八旗出了不少进士、举人。

成都满城(少城)成都少城原本是大城汉人不可逾越的禁区。清末实行新政后,少城旗人与大城汉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渐广泛。部分八旗子弟进入大城四川高等学堂、武备学堂、铁路学堂、巡警学堂读书,学有所成。如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的川军中将佟毅、少将赫墨庄,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川军中将刘炳勋。还有一些旗人为反抗八旗制度的束缚,愤然离旗,走出满城另谋生路。如蒙古正白旗人关润臣,因考试无钱行贿长官而落选,一气之下抛去旗籍,到大城创办了著名的包席馆“正兴园”,成为川菜的一代正宗。又如满州正蓝旗人周名超,擅长京剧,不顾旗营长官一再阻止。愤然抛弃旗籍,后来成为成都名噪一时的京剧演员。宣统三年(1911年),成都将军玉昆创建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少城公园的开放打破了满城这个神秘的禁区,满汉交流日盛。如川人李九如在祠堂街开办聚丰餐馆,成为清代第一家由汉人在满城开设的较高档次的餐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财力枯竭,加之腐败官员窃取,成都旗人的生活日趋艰难。旗营内两极分化严重。咸丰年间,成都将军崇实以聚敛钱财闻名,一年任期所捞银子,不下二三百万。成都将军吴棠到任后收下属贿赂不下十余万金。而广大旗民每天只能靠稀饭、野菜为生,有的甚至拆卖住房度日。咸丰年间,成都旗人有的形同乞丐,靠救济过活。

清代成都旗人宅院辛亥革命爆发后,四川军政府成立。西安、荆州、杭州等地残杀驻防旗人的消息传来,成都满城一片惊惶。实业街的三英小学成了旗人聚议的地方。许多旗人决心向汉城拼个你死我活。形势异常紧张。鉴于战祸迫在眉睫,一些满蒙士绅主张派代表赴军政府谈判共商和平解决旗汉良策。都督尹昌衡表示“五族共和,满汉一体,同心同德,共建国是”,并亲赴满城劝降。后经赵荣安为首的满族知识分子和师范学堂监督徐炯等共同奔走,终于促成旗营驻军与四川军政府达成协议,和平解散旗营武装。后玉昆和成都副都统被军政府礼送出川,从此结束了近200年的成都驻防八旗体制。后来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反动统治阶级执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霸占旗民公产,贪污筹款,许多旗人无所托命,靠典当物件维生。还有不少靠下苦力、拉人力车谋生。更多的人由于八旗制度的长期束缚,早已没有养家糊口的谋生技能。许多人因此大量散失。由于政治上受歧视,留下来的大都隐瞒其民族成分,改姓换籍,旗人人口由20000多人锐减至3000余人。为了活命,一些早已解散的旗营士兵又重新拿起武器。1915年,护国运动爆发,护国军由云南入川,向成都推进。袁世凯急调驻重庆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移防成都。此时护国军先头部队已占领简阳,周骏欲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倾全力进攻,遂令副师长王芳率第一师旗军向简阳前进。旗军进至成都城东大面铺已是傍晚。因为一士兵枪走火,王芳以为护国军来袭,遂下令炮兵开火。慌乱之中,炮兵将炮弹射入旗军队伍,顿时大乱。旗军士兵向成都逃跑。至天明,3000旗兵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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