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传统，重构李商隐诗学体系 ——《李商隐诗学体系研究》出版
二十世纪的李商隐研究，无论是在全集的整理笺注、生平事迹考证，还是在诗歌艺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产生了丰硕的成果，研究方法也是多样的。本书立足于传统诗学的立场，尽量运用传统诗学的方法与范畴，尝试全面、系统地重构李商隐的诗学体系。这方面主要借鉴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一书有关传统诗学的研究思路，并且部分地参考了该书的架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李商隐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诗歌本源论、本体观、兴寄观、怨刺诗学、体裁观、对前代的继承与发展等，进行深入研究。
“元气自然论”是李商隐诗歌本源论的核心表述，也是其全部诗学观的重要基石。李商隐“元气自然论”的哲学本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作为物质起源说的“元气自然论”。中唐柳宗元、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讨论是李商隐“元气自然论”的重要思想背景，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有关“气”的文学思想，也给予李商隐直接的启发。作为一种受道家影响明显的美学思想，“元气自然论”是对传统儒家以政教为基本功能的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补充。李商隐用“元气自然论”来解释具有明显变风变雅色彩的元结“危苦激切，悲忧酸伤于性命之际”（《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的文学创作，指出其由变而返正的创作实质；但更多的是借此提出他自己不同于韩愈一派古文家的文学起源论和文道论。“元气自然论”所包含的尚真、任情的审美思想，是造就李商隐诗歌创作在题材与风格上的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也由此形成李商隐诗歌整体上的“缘情”特征。
诗歌本体观是诗人对于诗歌本质的理解。对于诗歌本质、诗歌最根本的表现对象的不同理解，构成了不同的诗歌本体观。李商隐的诗歌，因为其总体上主情的特征和艳丽的风格，往往被认为是“缘情”的；又以对社会现实关注的深度和广度而被冠之以“诗史”的美称，他本人也曾明确标举“诗言志”（《献侍郎巨鹿公启》）。也正因为如此，历来对其诗歌本体观的判断存在较大的分歧。我们认为，其言志的诗歌本体观在创作早期就已形成，并对其独特诗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虽然随着诗人现实政治热情的消退而在艺术表现上有所变化，但言志的诗歌本体观却是一以贯之的。当然，其诗歌突出的“缘情”特征也是不容置疑的，并且构成其个性化诗风的重要部分。李商隐以言志为旨归的诗歌本体观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本书主要从其基本内涵和艺术表现、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及其对传统文道观和温柔敦厚诗教的突破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
从《诗经》开始，比兴一直都是诗歌重要的表现手法，也是诗歌审美的重要范畴。李商隐自道“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对于诗歌的兴寄有着自觉的追求。其诗歌不但继承了传统的比兴方法和比兴意象，创造出艺术上高度成熟的人格化意象群，而且在表现内容的拓展和近体的兴寄化两方面对传统兴寄艺术作出了重大发展，在总体上具有兴寄的性质。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其兴寄观放在从诗骚到晚唐兴寄发展的链条上，考察它的基本内涵及其对传统兴寄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和比兴一样，怨刺同样是《诗经》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李杜是盛唐怨刺诗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皆标举风雅，推崇“微婉”，但李多用比兴，而杜多用赋，艺术上有隐和显之别。中唐元白重新提倡美刺之说，白尤重诗歌的讽谏功能，故重杜而轻李，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李商隐“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的批评，不仅不满于元白只取李杜之怨刺，也不满于元白对李杜怨刺诗学领会之偏。李商隐的怨刺诗学以其独特的文道论为基础，越过汉儒诗教，将怨刺诗学直接《三百篇》以来中国古代士人关心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创作上具有直言无隐、放言无忌的特点，故不免招致“思无不邪”的批评。在艺术上，李商隐的怨刺诗兼学李杜而能变化，在反映现实之深广和艺术之隽永两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艺术成就，也由此成为唐代怨刺诗学的又一大宗。
体裁观是诗学观中围绕诗体问题所展开的部分，包括诗人全部创作的体裁分类，对于不同诗体艺术特征与功能的把握、特定体裁的创作法则以及各类体裁的源流演变等方面的具体看法，是传统诗学的核心问题和最具有实践性的部分。本书研究李商隐的体裁观，主要关注他对古近二体的态度和处理体裁和题材关系的基本原则。李商隐是古、近二体兼攻而近体偏擅的诗人，无论数量还是艺术成就，近体的创作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和晚唐诗歌体裁发展的总体走势是一致的。其古体诗虽然数量不多，却取得了不俗的艺术成就，无论五古、七古、五言古绝，都是该体裁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在具体的创作中，李商隐对于体裁和题材关系的处理遵循两条基本的原则，即对同一题材内部体裁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追求和对同一体裁内部题材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追求。
继承与发展是李商隐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清代笺注家对此问题贡献最巨。李商隐对杜诗的学习，在清人不惮繁细的笺注里已经成为定论，今人的研究大体上不出清人笺注的范围，但在具体的问题上更加深入细致。李商隐学古取径甚广，无论诗骚、汉乐府、齐梁体以及本朝李、杜、韩、孟、李贺等诸多诗人，皆多所取法。本书试图尽可能地再现他对于前代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原初图景。杜诗和长吉体是李商隐学古拟古的重要对象，对于其独立的诗歌创作道路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其个性化诗风得以确立所必经的环节。因此，笔者以李商隐学杜和学长吉体的诗歌为研究对象，在中晚唐诗歌新变的背景下，深入考察杜诗、长吉体和李商隐个人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由此探究其个性化诗风与诗歌传统、时代诗歌潮流之间的关系。
上述六个部分相互联系，共同构成李商隐的诗学观。其中，诗歌本源论和本体观是其诗学观的两大基石，继承和发展是其诗学得以发展的动力，它们和兴寄观、怨刺诗学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他的体裁观念。
根据钱志熙在《“诗学”一词的传统涵义、成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一文中重新阐释的“诗学”这一概念，本书所指的李商隐的诗学，并非仅仅是他的诗论和一般性的诗歌思想，而是指同时存在于其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两个领域中的一个完整的诗学体系。李商隐的诗学，简单地说，指的就是其诗歌创作的“鉴赏力系统”，它活跃在其全部创作之中，并在具体创作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那些为他所明确表述过的、历来为文学研究者所重视的理论与批评的文本，不过是我们所窥见的其诗学体系的冰山一角罢了。本书的任务，是试图通过考察李商隐的全部创作来揭示其诗学的全貌。当然，受到文献和学养的限制，本书的表述离其诗学的原貌恐怕还有一定的距离。
《李商隐诗学体系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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