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与火的荣光 ——读《大元 • 仓：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出土瓷器精粹》

2016—2017 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太仓博物馆，在南京博物院的指导下，对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太仓深埋地下近700年、数以吨计的龙泉青瓷重现人间。430余处遗迹，150 余吨瓷器，4万余件可复原的器物标本……通过种种迹象，考古工作者推测太仓樊村泾遗址区是元代在江南地区设置的一处瓷器贸易集散地，填补了苏南地区元代大型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白。经比对，本次发掘的瓷器纹样同1975年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发现的元代沉船出水的龙泉窑瓷器高度一致，证明太仓樊村泾遗址出土的瓷器有相当部分为外销瓷，从实物角度证明了太仓是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被列入“2016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并入围“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初选名单。

2018年3月，《大元·仓：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出土瓷器精粹》出版。该书开首介绍了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初步认识，其后刊布大量发掘出土的龙泉窑、景德镇窑及其他窑口的瓷器、纹饰标本等。

书中展示了两百余件出土的元代龙泉窑瓷器，可谓本书的重中之重。正如书中所述：“这一次的考古发现是目前除龙泉窑址考古外规模最大的一处龙泉窑青瓷遗存,对补充元代龙泉窑青瓷标型器和建立元代龙泉窑青瓷标本库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龙泉窑是宋元明时期著名的青瓷窑场，窑址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及周边诸县，因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北宋时期龙泉窑的产品与越窑、瓯窑、婺州窑有类似之处，胎为白胎或灰胎，釉色为淡青釉或青黄釉，器类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器，有碗、盘、执壶以及双耳瓶等，装饰技法以划花、刻花为主，纹饰主要有花卉纹、篦划纹、水草纹、水波纹等，线条纤细流畅。

南宋前期，龙泉窑基本延续了北宋的传统，产品仍以厚胎薄釉的青瓷为主，只是一般器物显得更为厚重。龙泉窑大致在公元1200年前后改进了制作工艺，在胎釉配方、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器物造型等方面都有了重大的改进。制作胎体从瓷石一种原料做坯变成了用瓷石和紫金土两种原料做坯，因为紫金土中含有较多的氧化铁和氧化铝，增加了胎体的抗弯强度，在高温中不易变形，这样胎体就可以做得比较薄。釉料配方及施釉方法上也有改进，从石灰釉变成石灰碱釉，石灰釉在高温中黏度比较小，烧造过程中容易流釉，釉层比较薄；而石灰碱釉在高温中比较黏稠，不易流釉，使釉层增厚，乳浊感增加，釉面不再透明，釉色青翠有玉质感。石灰碱釉的发明和使用，对青瓷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从薄釉变成青玉般的厚釉，龙泉窑青瓷的釉色也从相对“深沉”变得亮丽，龙泉窑也进入了它的极盛时期。受其影响，南宋以后南方许多窑场纷纷烧造类似龙泉窑青瓷的瓷器，如福建松溪窑、南岸南坑窑、同安汀溪窑等。这种薄胎厚釉的青瓷有白胎和灰黑胎两类。白胎的瓷器有食器、饮器、祭祀用器、陈设品及文具等，釉色有粉青、豆青、梅子青等,装饰有凸弦纹、浮雕式莲瓣纹和堆贴的牡丹纹、双鱼纹等。灰黑胎类胎薄质坚,釉色有粉青、墨绿、蟹壳青等,釉层有细密开片。

元代的龙泉窑延续了南宋时极盛的状态。除自身烧造工艺的精进外，更得益于元代统治者对商业的扶持。有元一代不像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对商业进行限制，不再对商人在服饰、建房、乘车、仕途等方面设立歧视性的规定。如汉武帝时期规定商人不能乘车、不能携带武器、不能穿丝绸衣服、商人后代不能做官；西晋时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隋唐时则规定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等。封建王朝不鼓励商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要通过农耕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如不加以限制，商业获利丰厚，必然导致大多数人弃农经商，进而动摇统治阶层的根基。而元代统治者则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手段保护和鼓励商业的发展。元代的统一，加强了南北经济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元代初期忽必烈修通从杭州直达大都的大运河。此外，元代鼓励对外贸易，利用和四大汗国的关系积极加强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联系，利用海洋的便利条件和东亚的日本、高丽，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为了更好地适应商品交换，元代还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流通机制。虽然在北宋时纸币已经在部分地区投入使用，但元代是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元代统治者为此还颁布了法令，详细规定了制作、发行、流通和伪造纸币的处理办法。宋朝时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至元代时，造船技术已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有利的条件都促使元代龙泉窑的产量大增。

元代的龙泉窑产品与宋代相比，胎体增厚，釉层变薄。宋代的龙泉窑以古朴规范的造型和纯净典雅的釉色取胜，元代时龙泉窑的工匠们更多地在装饰工艺上下功夫，如刻花、划花、印花、贴花、雕花以及点缀褐彩等。太仓樊村泾遗址中出土的龙泉窑瓷器有碗、盏、盘、杯、瓶、炉、洗、罐、壶、渣斗、花盆、钵、碾棒、碾钵、碾碗、盏托、灯盏、鱼形砚滴、粉盒、鸟食罐、笔山、人物坐像等。釉色均为青釉，其中部分釉色偏褐色或黄褐色。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釉上加褐彩等。纹饰题材十分丰富，以植物纹居多，有莲花纹、莲瓣纹、莲蓬纹、仰莲纹、卷草纹、花卉纹、牡丹纹、菊花纹、菊瓣纹、缠枝花卉纹等。除植物纹外还有龙纹、凤纹、双鱼纹、金刚杵纹、杂宝纹、篦纹、铜钱纹、八卦纹、福鹿纹、卷云纹、辐辏纹、折线纹、水波纹、弦纹等。这些纹饰多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体现着时人的审美情趣。如莲花纹，莲花是佛教的象征，被奉为“佛门圣花”。佛教在东汉时正式传入中国，此后逐渐传播开来。南北朝时期莲花纹大量出现在瓷器上，多是以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的柱础、藻井等图案为母范，有的器物直接就是佛教用器，这一时期的莲花纹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隋唐五代以后，莲花纹逐渐减少了其宗教内涵，多了生活化、世俗化的气息。莲花因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而象征着高洁，还因为莲蓬多籽，寓意“连年贵子”、“多子多福”。又如牡丹纹，因花型宽厚，花朵硕大，给人以富丽端庄、雍容华贵之感，寓意富贵吉祥。菊花纹除了有很好的视觉效果外，也有着丰富的寓意，梅、兰、竹、菊被称为花中的四君子，菊花开于晚秋，不畏风霜，特立独行，被誉为花中的“隐士”。缠枝花卉纹也较为多见，缠枝是指用一枝藤蔓将一种或几种花卉缠绕起来，因结构上连绵不断，寓意“生生不息”。双鱼纹则寓意“多子多孙”，鱼是生殖能力很强的一种生物，表达了古人对于人丁兴旺的祈求。杂宝纹是一种吉祥纹样，因没有规则的定式，往往在金铤、银锭、圆钱、象牙、犀角、珊瑚等宝物中任意选择使用。此外部分器物还刻划有汉字及八思巴文，这些刻铭大多表达了当时人们对国家、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及憧憬，如“福”、“寿”、“寿山福海”、“风调雨顺”、“和合利市”、“国泰民安”、“四海进宝”、“金玉满堂”、“大吉”等。部分刻铭应为“私人订制”的产品，如“方宅”、“刘宅”。还有部分刻铭应是记录制作的时间，如“至元四年”。

太仓樊村泾遗址出土了部分景德镇窑瓷器。主要为青白釉瓷器、青花瓷器以及一件釉里红瓷器。器形包括高足杯、盏、碗、盘、盖、盒、人像、砚滴等。纹饰主要有孔雀牡丹纹、麒麟纹、云龙纹、缠枝花卉纹、菊花纹等。此外该遗址还出土了其他窑口瓷器，包括河北的磁州窑、定窑，浙江金华铁店窑，福建的南平茶洋窑、晋江磁灶窑、福清东张窑、闽清义窑，以及少部分难以区分窑口的瓷器。这些瓷器在色彩上相对丰富，有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碗、黑釉褐彩碗，磁灶窑的素三彩刻花莲花纹盆、酱釉钵，东张窑的黑釉盏，义窑的青白釉碗等。尽管色彩颇为丰富，但是这些瓷器胎质粗糙、造型不甚规整，有些施釉不均匀、釉色暗淡、仅施半釉或施釉不及底，在当时的市场上与龙泉窑青瓷相比存在着一些劣势，故在遗址所有的出土瓷器中只占极小部分。前文提到的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共出水一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约占60%，这也可以看出龙泉窑青瓷在元代外销市场上的重要地位。

《大元·仓：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出土瓷器精粹》一书内容充实，图文并茂。相信它的出版让所有对此次考古成果有所期待的读者得以一窥樊村泾元代遗址的文化内涵，对元代龙泉窑瓷器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感受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领略当年“天下第一港”的空前盛况。

《大元·仓：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出土瓷器精粹》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定价：1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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