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侠怀有敬畏与向往，不管是“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还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都是对于侠的一种描述。正如李白的《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写尽了文人对于侠的向往与追求。中国的侠文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朔到先秦时期。而侠与游侠是否一样呢？本文选取两汉这一游侠发展的特殊时期，借助典籍对游侠的定义及其发展历程进行分析。首部论述侠的著作是韩非的《韩非子》,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认为侠就是用武力侵犯法律的人，但是要注意到，这里只是说明侠会用武力侵犯到法律，而不能证明凡是武力侵犯法律的即是侠。后世研究者很多将其作为充分必要条件是不对的。吕思勉说：“游侠者，古武士之遗也”，先秦阶级崩坏而“士遂流离失职，而民之有才智觊为士者顾益多。于是好文者为游士，好武者为游侠。”[1]冯友兰也认为侠士就是打仗之专家，即武士。《史记》中论述游侠则是：“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於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2]《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集解引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3]增渊龙夫认为游侠不是特殊的一个社会集团，而应该看作一群具有侠客气质的人，即游侠没有阶级属性，只有性格属性，这一点更注重司马迁对游侠的道德描述。班固在《后汉书》中更多地继承韩非而加以调整，一是强调“作威作惠”的社会活动，二是强调“背公死党”的政治倾向。倒并不一定“侠以武犯禁”，也并不一定要“存亡死生，不爱其躯”。侠只是一群社会上于官方秩序之外自行其是、自施其威的人。三是对汉代游侠发展史的归纳。司马迁只以“闾巷之侠”为侠，班固则社会上各类人举而并包。他把整个西汉之侠分为两段。前期“代相陈烯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竟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4]。从这里可以看到，班固对侠的新认识：身份更自由，诸侯、大臣、布衣，人人均可为侠；行为更规范，不是以武犯禁，而在雄强乡里，豪杰大猾与贵家宾客，皆为立强于世；三是游侠渐为众庶，杰出者少。秦末汉初时期的游侠，主要有“少年”、六国旧贵族和布衣之侠。“少年”专指不事生产、不拘行迹的一类人。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5]《史记·项羽本纪》：“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6]《史记·高祖本纪》：“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7]此外，史记之《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张耳陈余列传》、《魏豹彭越列传》、《田儋列传》、《樊郦滕灌列传》中都有关于少年的记载，可见少年是秦末汉初时常见的一类游侠。六国旧贵族是指六国在被秦灭亡之后，流落到民间沦落为侠士的人。项羽、项梁、项伯是楚国后人，张良是韩国后人，张耳、田氏兄弟皆为六国贵族，这些人都算是豪侠。除了少年与贵族外，还有平民之侠，吕思勉《秦汉史》称：“汉高为游侠者流，显而易见。”[8]其实萧何、曹参、樊哙、陈平、郦商、韩信等何尝不是如此呢？汉初到武帝时期，游侠主要是指布衣与贵族。史马迁认为“汉兴有硃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彊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硃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9]这里的硃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即是布衣。征和中“诏捕阳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安世者，京师大侠也。”[10]安世，也是布衣之侠。皇亲贵戚当中，有戾太子以宾客起兵；燕王刘旦“招致游士”，“藏匿亡命”，“招来郡国奸人”，“外连郡国豪杰以千数”[11]；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之门，亦有“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董氏”。[12]又有“眭弘字孟，鲁国蕃人也。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13]昭宣之世，侠进一步发展。宣帝本人，少年流落民间，“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14]因此其对游侠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当时即有朱云、朱博行侠其间而裕如也。但是对于不法之侠，也严厉打击，如任用田延年、赵广汉等打击游侠。元帝、成帝时期，游侠经历了“发展——镇压”的循环，是游侠走向江湖的一次中间过渡。元帝对侠采取优容，仅稍加抑制，不使其参与朝政而已。成帝时，“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15]他们不仅广交结，求名声，疏财振人，更作奸犯科，或攻击长吏，或借客报仇，剽掠杀劫，求财逞胜。因此“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幕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桴鼓不绝。”[16]因此成帝任用酷吏对豪侠大加诛杀，任用王尊、孙宝、尹赏为京兆尹，诛杀贾万、禹章、张禁、赵放、杨章、杜稚季、杜苍等豪侠“少年”。成帝时，王氏五侯竞相养客，“然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其中任侠楼护即出其门下。丞相王商“宗族权势，合赀巨万计，私奴以千数，非特剧孟匹夫之徒也”[17]，红阳侯王立和王莽也乐于招致宾客。哀帝时，“侍中王林卿通轻侠，倾京师。后坐法免，宾客愈盛”[18]由此可见，当时任侠之风极盛。当时，自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杰，如杜君敖、韩幼孺、绣君宾、漕中叔、漕少游父子等，皆一时“名闻州郡者”。[19]后来王莽篡权，“诛锄豪侠，名捕漕中叔。”[20]又借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内及敬武公主、梁王立、红阳侯立、平阿侯仁”。[21]正史从《后汉书》不再有游侠传，游侠遭到打压从而走向没落。孙铁刚认为“在景武之世的滥刑、滥杀之下，游侠之流根本无活动的余地，游侠的地位一蹶不振。二十五史中只有《史记》与《汉书》有《游侠传》，自《后汉书》迄《明史》都无游侠列传，这正可看出自东汉以后游侠已经没落，不再为史家所重视。”[22]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后汉书》、《三国志》等史料，发现当时的游侠之风相当盛行。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由于局势动荡，各地起义军纷纷反对王莽改制，游侠之风开始在社会蔓延开来。以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集团为例，刘秀兄弟“兄伯升好侠养士”“兄伯升素结轻客”。[23]湖阳公主则称光武“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24]此外，刘玄、王郎、刘林、刘永、隗崔、王遵、吴汉、窦融等[25]也多“交结豪杰”。这种游侠之风盛行的局面一方面扩大了豪侠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对推翻王莽政权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光武帝即位以后，游侠之风的蔓延对中央集权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光武帝深觉豪侠之害，开始大力打击豪侠。首先是任用酷吏打击游侠。任用董宣，“搏击豪强，莫不震慄。京师号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鸣董少平。’”[26]同时，为了分散地方权力和防止地方结党营私，严禁宾客之风。“时禁网尚疏，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寿光侯刘鲤，更始子也，得幸于辅。鲤怨刘盆子害其父，因辅结客，报杀盆子兄故式侯恭，辅坐系诏狱，三日乃得出。自是后，诸王宾客多坐刑罚，各循法度。”[27]楚王刘英、济南安王刘康都因交结宾客而受处分。光武帝打击游侠的政策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导致当时地方没有产生很有影响力的豪强，甚至布衣之侠当中也没有产生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当然，游侠之风不可能完全消除，这时的豪侠以个人为主，而且交游的圈子相比比较狭窄，如“子硕，豪侠，以货殖闻。”[28]光武帝以后，东汉游侠趋于边缘化，并发生转化，出现了较以往更为浓烈的复仇、刺客和豪强风气。复仇之风分为两种，一种是受压迫而为游侠，如祭遵、苏不韦等“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遂变名姓，尽以家财募剑客”[29]有人是在复仇以后，违反了国家法律，而变为游侠的。如田尚报父仇，“聚会轻薄数百人”[30]；张绣为上司报仇，“郡内义之，遂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31]这二者皆为形势所迫变为游侠。复仇外，还有刺客之侠。有的刺客是受政治需要，如永初五年十二月，“汉阳太守赵博遣客刺杀杜琦”；元初四年九月，“护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杀叛羌零昌。”[32]有的刺客是职业性质的，如东汉“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高至数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则杀不止”，“虽严令尹，终不能破攘断绝。”[33]豪强之中也不乏游侠，而且在东汉特别是东汉末期表现得最为明显。董卓、袁术、袁绍、曹操、刘备、孙坚等人，都是以贵胄公子而为侠的。如济南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34]；扬州郑宝、张多、许乾“各拥部曲”[35]；谯国许褚，“从褚侠客”，“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36]。其中以游侠知名的还有张邈、张燕、王匡等。如“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也。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37]纵览两汉游侠，多疏通财货，“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同时“以武犯禁”、“聚徒私交”。这种多重性导致统治者与民众对游侠非常矛盾。两汉游侠的含义发生了巨大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伴随着两汉游侠的兴衰荣辱的过程，以后的中国历史关于游侠的记载逐渐减少，开始出现关于武侠的小说、传奇等文体[38]，这些著作表明中国的侠文化由游侠文化向武侠文化转变，游侠也逐渐被人所遗忘。
参考文献：
[1]吕思勉：《秦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3]（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4]（汉）班固撰：《汉书·游侠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5][6][7]（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项羽本纪》《史记·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8]吕思勉：《秦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9]（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史记·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10][11][12][13][14][15][16][17][18][19][20][21]（汉）班固撰：《汉书·公孙贺传》《汉书·武五子传》《汉书·东方朔传》《汉书·眭弘传》《汉书·宣帝纪》《汉书·游侠传》《汉书·酷吏传》《汉书·王商传》《汉书·何并传》《汉书·游侠传》《汉书·游侠传》《汉书·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2]孙铁刚：《秦汉时代士和侠的式微》，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5（2）：1——22页，持此种观点的还有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汪涌豪：《中国游侠史》。
[23][24]（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酷吏传·董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5]（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刘玄、刘永、吴汉、窦融见《本传》，王郎、刘林见《王郎传》，隗崔见《隗嚣传》，王遵见《公孙述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6][27][28][29][30]（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酷吏传·董宣》《后汉书·光武十王传》《后汉书·文苑传上·杜笃》《后汉书》，祭遵见《本传》，苏不韦见《苏章传》《后汉书·循吏传·任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本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2]（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孝安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3]（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正·述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4][35][36][3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三国志·魏书·本传》《三国志·魏书·吕布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8]唐朝时期有传奇这类作品，代表作为《昆仑奴》、《聂隐娘》、《红线》，到了清朝则出现了大量的侠义小说，如《绿牡丹》、《儿女英雄志》、《荡寇志》、《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大八义》、《小八义》等著作，这些著作的主人公多身怀绝技，但是其侠义品质在之前的游侠当中可以窥见。
（作者：李迎军，南京大学中国史硕士，目前在南京农业大学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