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显斌丨中国科技基本典籍刍议

注:本文发表于《科学史研究论丛(第7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73-179页),《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1年第7期(第24-33页)转载。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原刊为准。感谢孙显斌老师授权发布!

中国科技基本典籍刍议

孙显斌

提  要  我国现存科技典籍约有1.2万种,如何整理是一个挑战,导源于“推荐目录”的“基本典籍”思想提供了可凭借的手段。我们认为科技基本典籍有如下六项标准:学科知识的起源、重大创新的记录、知识体系的集成、中外科技交流、分散记录的编纂和散佚文献的辑佚。根据这一标准我们补充了科技基本典籍的选目,依此可以进行分级整理,对基本典籍采用点校等深度整理方式,对普通典籍则可采用影印的办法初步整理,这必然会加快推进科技典籍的整理工作。另外,科技典籍总目提要的编撰也应尽早提上日程。

关键词   科技典籍  基本典籍  古籍整理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悠久的文明,又因印刷术的发达,浩繁的典籍文献流传至今。其中当然不乏科技典籍,它们代表了我国传统科技举世瞩目的成就,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使后人有充分的资源去探索和认知前人的神奇创作。整理这些科技典籍,既是科技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也是世界理解中华民族杰出智慧的重要途径。根据全国古籍普查的最新成果,现存 1912 年以前出版的古籍约 20万种,其中科技典籍在1.2万种以上,约占总量的6%。粗略统计,整理出版的也就 2000 种左右,其中医学、农学典籍因为涉及应用,整理数量最多,其他科技典籍整理则十分有限。还应强调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影印,点校整理的并不多,如农学典籍,也就百余种。从科技史研究和古籍保护工作两方面看,科技典籍整理都是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1]

一、“基本典籍”的思想

这一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理性地分析,科学地制定规划,然后循序渐进地推进落实。而“基本典籍”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分析解决这一难题,虽然科技典籍总量卷帙浩繁,我们可以先从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即中国科技基本典籍。基本典籍的选取要全面,能从点到面代表传统科技文化,涵盖绝大部分传统科技知识的精华,而数量上又远远少于科技典籍的总量。这样就可以为我们“全面地”整理科技典籍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基本典籍”这一思想可以推源于古代的推荐书目,现存最早的推荐书目为元代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该书详列应读书目和读书次序,不过内容主要是经学著作,种类也不多。明末清初陆世仪《思辨录辑要·格致类》中的推荐书目扩展到四部典籍,包括天文书、地理书、水利农田书等[2]。清中期以后几位曾任地方学政的学者则将这一传统持续推进,山东学政阮元《示生童书目》共推荐四部典籍219种[3],湖北学政龙启瑞《经籍举要》收录四部典籍250余种,而四川学政张之洞《书目答问》则扩大到2200余种,还收录了新学典籍。[4]实际上,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就采用了“基本典籍”的思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典籍近12000种,而 “四库全书”最终收录仅3400余种,这即是根据当时的价值标准进行选择的结果。

古籍整理和科技史学界也是按照这一思路推进典籍整理的。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大会,古籍整理出版小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6月,《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完成,共计收入6791种古籍整理项目,其中文学部分3383种,历史部分2095种,哲学部分1313种。[5]这应该是新中国第一次全面盘点文史哲学科的基本典籍,不知道这些古籍目前是否都完成了点校整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的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牵头,影印出版了50册的《中国科技典籍通汇》(以下简称《通汇》),按现代学科分为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农学、医药、技术、综合以及索引,共十一卷,收录先秦到清末科技文献540种,并为每种写了提要。同一时期上海有关专家组织编撰了十卷本《中国学术名著提要》(以下简称《名著提要》),包括民国时期,共收书3000余种,由周谷城担任主编。其中“科技卷”收录典籍349种。《通汇》和《名著提要》对典籍的种类划分和选目互有参差,去除重复,合并计算共660种。需要说明的是《名著提要》收录了少量民国时期撰写的传统科技典籍,我们也将其列入。

二、科技基本典籍的遴选思路

有了“基本典籍”的概念,遴选标准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对于科技典籍来说,我们认为有如下几项标准:

首先,即各学科初创的典籍,标志着学科开创时的知识起源。例如医学类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数学类的《九章算术》、技术类的《考工记》、农学类的《夏小正》《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地理类的《禹贡》等等。或者学科知识早已广泛应用,而集结成文本却较晚,例如最早的茶书《茶经》、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等。传世文献一般系统性比较强,相比之下,出土文献就显得多为断简残篇了。不过由于其成书年代早,对研究知识的起源和早期传播有特别价值,所以也非常重要。例如马王堆汉墓医书、成都老官山西汉医简、北大藏西汉古医简,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最早的经络、诊脉、医方等学说,成书时间也较传世典籍更早。而清华简《病方》虽然仅残存33字,记载3个医方,却是迄今所见抄成年代最早的医学类文献。再如清华简《算表》、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北大藏汉简《算书》甲乙丙本等出土文献为我们揭示了《九章算术》写成之前中国数学的形态,弥足珍贵。又如《马王堆地形图》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实测地图,《敦煌星图》甲本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

其次,是在学科发展中代表阶段性创新成果的典籍。以农学为例,汉代开创了以《氾胜之书》代表的综合性农书和《四民月令》代表的月令体农书两个传统。《氾胜之书》之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总结前代农学知识,成为当时农学的集大成者。唐宋开始我国经济中心南移,宋代出现总结南方农学知识的曾安止《禾谱》和陈旉《农书》。元代官修的《农桑辑要》对《齐民要术》后的北方农学知识进行再次总结,稍后的王祯则以《农桑辑要》和陈旉《农书》为基础综合南北农学传统,并沿南宋楼璹《耕织图诗》、曾之谨《农器谱》的传统撰写《农器图谱》,成为《齐民要术》后我国农学知识的第二次大总结。到了明末,徐光启主编的《农政全书》囊括《王祯农书》、明代的《救荒本草》《便民图纂》《野菜谱》以及西洋的《泰西水法》等,汇聚各种文献二百余种,成为我国传统农学的集大成者。清初官修《授时通考》则是综合性农书传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总结。另一传统月令体农书则从《四民月令》开始到唐代的《四时纂要》,再到元代的《农桑衣食撮要》以及明代的《月令广义》,连绵不绝。在这一知识创新的接力过程中,后修的农书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再创新,成为农学知识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即代表阶段性创新成果的典籍。再如北宋苏颂主持编撰的《新仪象法要》用图文详细记述了世界上第一台具有擒纵机构的机械时钟。元代朱世杰《四元玉鉴》阐述的“四元术”为解四元以下高次方程组的解法,代表我国传统代数知识的高峰。明代朱载堉《乐律全书》里提出并精确计算的十二等程律开创了现代乐律的先河。

再次,是传统科技发展到明清进入成熟期,涌现出的总结性集大成著作,如物理类的《乐律全书》《物理小识》、农学类的《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医学类的《本草纲目》、技术类的《天工开物》、水利类的《河防一览》、军事类的《武备志》等,天文类的《崇祯历书》和数学类的《数理精蕴》更是融中西知识于一体。

最后,还应该包括中外交流的重要科技典籍。我国古代中外科技交流以明末清初和清末为两个最活跃期。清末即鸦片战争后的自强运动开始,与近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连贯为一个整体,这一时期以引进西方科技知识为主,重要传统科技典籍很少。相比之下,明末清初传入的科技知识经过中国学者的消化吸收,对我国古代科技传统有很大影响,这些中西交流典籍宜多选取。这方面,《中国科技典籍通汇》和《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可能囿于“中国原创”的思路,选目很少。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重要传统科技创新的零星记述,实际上也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因为一部典籍有个别段落记载,就认定其为科技典籍,这类文献材料应该进行分类汇编。例如《汉书》对温室栽培的记载,王充《论衡》对“司南之杓”的记载,《后汉书·张衡传》对“候风地动仪”的记载,《后汉书·蔡伦传》对造纸术的记载等等。《通汇》中王应麟《六经天文编》即是这类典籍。另外,有些重要的科技典籍已经散佚,但还有不少内容可以辑佚,我们都应该在前人辑佚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辑佚整理,实际上农学类的《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就都是今人重新辑佚的成果。以上这两种新编传统科技资料也要列入科技基本典籍之中。

三、科技基本典籍选目的补充

按以上遴选思路,根据科技史研究、出土文献和古籍普查的最新动态,我们以《中国科技典籍通汇》540种选目基础进行补充。为节省篇幅,《通汇》选目不再罗列,但将《名著提要》“科技卷”新增的120种补充列出。《通汇》医学卷选目较少,林文照曾做少量补充[6],此处又参考《传世藏书》“医部”等进行增补[7]。简帛类文献情况主要参考《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和《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19)》。[8]中外交流的重要科技典籍补充选目主要参考《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和《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9]这类选目在《通汇》的分类之外另加“新学卷”收录。最终结果按《通汇》的分卷列表补充见附表,共计752种,当然这只是一种抛砖引玉的尝试,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好在选目可以吸收各界意见不断删补。

科技典籍整理的现状相对滞后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林文照将其概括为四点:第一,科技文献的内容分散;第二,整理科技文献的队伍弱小;第三,搜集科技文献的分散资料所需经费支出要比一般人文古籍多;第四,科技文献的出版难度比一般人文文献大,读者却更少。[10]一方面,这些困难需要逐步克服,一方面,科技史和古籍研究者也应该多想办法,迎难而上。从现存1.2万种科技典籍中遴选出基本典籍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分级整理,对基本典籍采用点校等深度整理方式,对普通科技典籍则可以采用影印的办法初步整理,这必然会加快推进科技典籍的整理工作。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对全部典籍进行初步整理,即高清扫描和对照录文,建成数据库,在古籍汉字OCR技术已经基本成熟的今天,这项工作可以分工合作。为了方便阅读和研究,还可以对录文进行自动标点和命名实体标记。当然,目前《中国古籍总目》已经完成,《总目》分省卷和《海外中文古籍总目》也正在陆续出版,在此大好条件下,分学科编撰古籍总目提要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为重要的全局性古籍整理工作。

附表  中国科技基本典籍选目补充表


[1]孙显斌:《中国科技典籍整理的回顾与思考》,《科学史研究论丛》第4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203页。

[2]何官峰:《中国阅读通史·清代卷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87—288页。

[3]黄政:《哈佛大学所藏山东学政阮云台示生童书目》,《古典文献研究(第20辑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74—291页。

[4]王美英:《中国阅读通史·清代卷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66—268页。

[5]齐浣心:《不能忘却的纪念——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六十载记》,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17日,第14版。

[6]林文照:《科技文献整理出版摭谈》,《古籍整理出版漫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7]季羡林主编:《传世藏书》,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

[8]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北京:文物处出版社,2006年版;李均明等:《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1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9]黄兴涛主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1—2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2017年版。

[10]林文照:《科技文献整理出版摭谈》,第166—168页。

【作者简介】

孙显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本科、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典籍数字化,科学技术史。

相关链接: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0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

孙显斌丨跨学科与跨文化:从海外汉学看国学或中国古典学的意义

孙显斌丨略论美国汉籍收藏史——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塔东亚图书馆为中心

孫顯斌、王孫涵之丨方以智《物理小識》與近代“科學革命”

孫顯斌:讀漢代三目札記兩則

孙显斌:写刻之间:《汉书》文本面貌之嬗变浅议

“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