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6277字 图40幅 阅读10min（不含视频）【编者按】上期作者除了用考据推翻关于石笋来历的几种说法和澄清高惠连迁府学、断石笋的“私憾”外，乡音君认为，作者首次提出古今石笋高度比较的话题，这是以往几乎所有学者都没有关注或论及的问题。实际上，古今石笋高度的比较，涉及到石笋属性的终极判断。古代石笋“卓立二丈许”，就是高6米多。而今石笋通高3.10米，仅有古代石笋的一半。作者提出另一半就是优尼座（象征女阴的磨盘）+须弥座+基座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否则，你就无法解释另一半到哪里去了。
倾向于泉州石笋来自印度的学者，有的说是婆罗门教，有的说是印度教。人们往往将印度教与婆罗门教混为一谈。因此，有必要厘清两者的关系。按历史发展，最先有婆罗门教，然后出现佛教，之后出现印度教。
婆罗门教与佛教同时进入中国
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国，伴随着印度佛门高僧入华，一些婆罗门教士同时来到中国。《高僧传》所载的佛陀耶舍、求那跋陀罗、般若流支，原先皆为婆罗门，后改宗佛教。《全唐诗》有会籍诗僧清江《送婆罗门》：“雪岭金河独向东，吴山楚泽意无穷。如今白首乡心尽，万里归程在梦中。”表达汉地佛僧与远道而来的婆罗门教士知交深情。
唐代诗人刘禹锡患眼疾，经婆罗门教士用金蓖术治好，故有赠婆罗门僧诗一首传世：“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婆罗门的医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并介绍到中国。《隋书》经籍志载有《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便是最好的佐证。
来自婆罗门教的音乐、绘画、雕塑、医药、天文、数术、占卜术、咒术等等，对中国文化起着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而这些文化影响又往往和佛教混淆在一起。数百年后的《宋史·艺文志》，竟有《婆罗门僧服仙茅方》这样的书籍流传，说明婆罗门教还顽强地保持着它的一些特性，尽管其文化影响已经被佛教或印度教所替代。
印度教源于古印度韦陀教及婆罗门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公元8世纪以后，印度教成为思想界的主流，12世纪伊斯兰教入侵后，佛教在印度本土覆灭，印度教因为与伊斯兰教思想有些交融，在南印度的地域仍保持较大优势。印度教并不同于婆罗门教的教义、教规。婆罗门教时期没有神庙，不崇拜神明偶像（只通过祭祀与神沟通），但印度教时期神像崇拜则几乎是信仰的中心。湿婆派是印度教三大教派之一。湿婆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双重性格，呈现林伽相、恐怖相、三面相、舞王相等不同相貌，林伽（男根）是湿婆的最基本象征。在印度教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个主神中，往往把毗湿奴或湿婆立为一个主神，其他神都在其下，并都是这两个神之一的化身，是具有特殊性的一神教。而湿婆成了印度民众广受崇拜的大神。前一期“泉州申遗再出发（37）”根据史料新发现，提出振聋发聩的论断：石笋为唐代遗物，至迟不晚于唐·大历年间（766～779年），比先前学界公认的石笋北宋遗物早三四百年。这一论断与厦大庄为玑教授1982年提出的“（泉州石笋）可能是唐代印度教传入中国的史迹。”⑴的推断相吻合，断代的时间节点更加明确。庄为玑教授是泉州湾宋代古船的发现者。平心而论，没有庄为玑老前辈的发现就没有后来泉州湾宋代古船的发掘。关于泉州石笋，20世纪60年代庄为玑就已经提出是印度教遗物的观点。“1964年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带学生来泉州实习，曾将掩埋石笋石座的图层清开，见到石座刻有缠枝花纹，与印度教石刻相符，证实泉州石笋是印度文化遗存。”⑵遗憾的是，泉州一些地方史学者对庄为玑的观点不以为然，这可能与20世纪80年代双方关于泉州历代城址的争辩有关。实际上，缠枝花纹是中世纪印度教建筑独有的文化符号，印度佛教建筑尚无发现如此的雕刻。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廊以及天后宫后殿的印度教石柱上就有这种缠枝花纹。
上图为古印度教寺横梁（第二道）的缠枝花纹，
下图为古印度教寺人面狮身石刻
之间的缠枝花纹（竖向）
（图源：傅恩凤/摄）
天后宫寝殿的印度教石柱上下各有一圈缠枝花纹
（图源：作者/摄）
李雄飞先生推测，“泉州石笋的祖家之地很可能就在印度的巴勒沃（帕那瓦）王朝时代的岗吉布拉摩地区。”⑶岗吉布拉摩为印度七大圣城之一，古达罗毗荼人的国都（属南印度泰米尔德邦，“泰米尔”就是从“达罗毗荼”变过来的）。泰米尔纳德邦是印度最著名的“寺庙之乡”，仅岗吉布拉摩在七世纪就修建了数以千计的庙宇，据说有1008座湿婆神庙和108座毗湿奴神庙。现存还有125座。岗吉布拉摩是印度历史上的重要城市，在早期的帕那瓦王朝时代曾经有来自中国的各种商品交换，其中丝绸是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商品。
印度南部的印度教神庙，何等壮丽。
（来源：傅恩凤/摄）
李雄飞认为泉州石笋“可能在隋唐时代已经存在，与岗吉布拉摩市当时的巴勒沃（帕那瓦）王朝（公元六、七世纪）大兴湿婆神崇拜而大建（一千多座神庙）庙宇的时代完全相符的，汉书所记载的航线也证明这个城市与中国南部城市的海上通航联系”。⑷实际上，唐之前泉州已辟有南海航线。六朝时，天竺高僧拘那罗陀（真谛）应梁武帝之请，从扶南泛海到中国，“陈永定二年（558年）七月，还返豫章，又上临安、晋安（泉州）诸郡。”⑸在丰州九日山下延福寺挂锡、翻经。“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520—526年），泛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证了义，传授至今，后学赖焉。”⑹北宋端拱年间(988-989年)曾会《重修延福寺碑铭》又载：“古金刚经者，天竺三藏拘那罗陀（真谛），梁普通中，泛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及今，后学赖也。”清乾隆府志九日山翻经石条记载：“《名山记》梁普通中，僧拘那罗陀，赏翻《金刚经》于此。”“随着海上商路的开辟最初来华中世纪印度商人，除贸易物品外外，最重要的自然是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及其崇拜物了，随身和随船携带神物，这在宗教热潮的中世纪，是十分自然的，它一方面便于信徒们沿途朝拜，也有更深层的保护神的涵义，因此，石笋以林伽神的名义进入泉州，应该是商路开辟之初，大体上应和祭坛同时出现才合乎逻辑。”⑺李雄飞如是说。由此看来，泉州石笋无疑就是印度教湿婆神的祭坛，这一推断与厦大庄为玑、林惠祥教授四五十年前的判断不谋而合。”伴随商业活动而来的宗教及其教寺成为这些商人社团在异国他乡的精神家园和“桥头堡”。“⑻李雄飞推断，“作为印度教三大主神的湿婆神，他的的变相林伽（Linga）,也是由印度千里迢迢用船载来泉州，这在宗教意义上，可能更合于传播礼仪方式。”⑼他还认为，泉州现存的元代印度教石柱、印度教神龛等的材质与泉州的石料材质不同，雕琢手法与泉州技术不同，“最好的解释是从印度打制完工后从海上运来泉州的。”⑽像以下这些充满印度文化元素、雕工精细、构图繁复的印度教神龛应当是出自印度匠师之手，很难相信是泉州工匠的手艺。当然，一些雕琢有中国传统图案的印度教石刻有可能出自泉州工匠之手。
这方石刻内容取材于印度教《往世书》
里对湿婆崇拜的故事。
大象献花的欢快生动活泼
堪称印度教石刻中的精品。
（图源：泉州海交馆/藏）
中世纪的宗教传播往往是从本土带来崇拜的神物，以此作为本教异地传播的示范和楷模，也更合乎宗教文化的历史逻辑性。泉州云麓寺奉祀的璎珞男相观音就是北宋时从印度迎请的白石浮雕佛像（现存开元寺佛教博物馆）。该馆还收藏有另一尊唐代男相观音，从材质判断，亦是印度浮海东渡而来。唐宋以来，印度教、佛教僧人与泉州密切来往。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年），天竺国僧人啰护哪浮海至泉州，以蕃商所施珍宝在城南建佛刹“宝林院”。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教湿婆派自六、七世纪起，分裂成各具独特圣典及神学的若干支派，其中较重要的七派是：圣典湿婆派、喀什米尔湿婆、兽主派、性力派、水银派、林格雅达派、卡帕力卡派。而唐代进入泉州的应当是分裂之前的印度教湿婆派，至于元代泉州番佛寺属何支派，有待于学者的探究了。上期提及，自北宋·大中祥符四年（ 1011 年）泉州太守高惠连击断石笋后第二年去职丁母忧后，民间或印度商人就可能在原址重立断为两截的石笋。元末兵乱，石笋可能遭到破坏。明·洪武二年（1369年），知府常性所建山川坛的“鸠占鹊巢”，占据了位于石龟山正中石笋即湿婆神（林伽）祭坛的原址。“明·成化（1465—1487年）间郡守张嵓（岩）补而属之”。⑾张岩重立石笋时，其残段已经不止两截，而且有缺，所以张岩才要“补而属之“。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泉州发生8级大地震，石笋可能坍塌。从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里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石笋图片可以看出石笋由五节相叠而成，最底下的有一半以上埋入地下。20世纪50年代初，石笋被移动约七八米，移动前石笋基座是由两块花岗岩石叠在一起，近似磨盘，其中一块中间凹下，当地人称为“仙尿盆”（“优尼”，女阴）。男根置于优尼之上是印度教湿婆神“林伽”化身的典型结构。遗憾的是，磨盘没有随石笋一起移动、。
20世纪30-40年代的石笋
（图源：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
值得注意的是，从柬埔寨吴哥古迹所发现的磨盘可以看出，磨盘正中的圆洞就是林伽插入的位置。以此推测，泉州石笋也应当如此插入底座磨盘的圆洞之内，而且圆洞应有一定的深度。否则，很难想象，3米多高的石笋如何能屹立不倒，尽管它下粗上细，呈圆锥状。从收集到的石笋图片来看，上世纪初以来至90年代初的石笋都是五截圆锥形花岗岩相叠而成。1961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砌了石栏杆加以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石栏杆还在的时候，石笋不知什么原因少了一截。80年代末石栏杆可能被破坏。90年代初修复时四周用铁栏杆保护。90年代末，石笋修复为七截。
90年代的石笋为七截，铁栏杆保护
（图源：乡音文化）
印度教石刻在泉州的大量发现，迄今已达300余方，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伊斯兰教石刻，而且在中国其他地方均未发现。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关于泉州石笋文物属性的争议，愈来愈引起国际汉学界的关注，作为印度教最早的、唯一的入华遗物，有学者甚至将它称作中国第一“林伽”。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彭慕兰在论述古泉州外来宗教时，特别提到了泉州的印度教、石笋等：“泉州港全盛时期的外国商人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小乘佛教徒和大乘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波斯教会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帕尔西人(Parsees)。至今仍可在这座城市找到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形象，12世纪由一位来自波斯湾的商人捐建的穆斯林公墓的遗址，一支10世纪或11世纪的印度教石雕阳具(在中国文本中被有意重命名为“石竹芽”)，还有一块泰米尔文—中文的双语碑铭，这块碑之所以著名，乃因碑文支持印度教教义，而(从两种语言的撰写都相当有水准来判断)刻碑人几乎可以确定是本土中国人”⑼。笔者以为，泉州石笋不仅是中国第一“林伽”，还是世界第一“林伽”，这是因为泉州古代石笋的高度（卓立二丈许，合今高度6.22米以上），在中世纪的印度教湿婆派“林伽”祭坛遗址应当是首屈一指，即使在其故乡泰米尔德邦的圣城岗吉布拉摩的湿婆神庙尚无发现超过”二丈许’高度的“林伽”史迹或文字记载。即使现在的泉州石笋高度，纵观印度本土以及东南亚湿婆教文化圈的国家，现存的古迹还没有发现超过泉州石笋高度的林伽。就考古类型比较而言，泉州石笋属于印度教湿婆神早期的“林伽”形状，其原始古朴的形象明显早于12—14世纪流行于南印度以及东南亚湿婆文化圈国家的“林伽”遗物。印度教后期的“林伽”呈圆柱状，并开始出现不同风格的装饰性艺术。
柬埔寨吴哥古迹湿婆庙的林伽
（图源：网络）
湿婆三面像化身的林伽 湿婆三面像集优美,崇高,狞厉于一身
在泰米尔德邦的城市小巷，如此供奉湿婆神林伽的小祭坛不计其数。 泉州石笋是八世纪印度教湿婆派最早传入中国唯一的祭坛遗物，历代被本土士民借用为古城万物繁衍、仕进发达的堪舆杰作著称于世。石笋正是借助并在本土民间信仰和堪舆习俗的庇护下而幸存至今，并成为元代印度教湿婆派进入刺桐的先导。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彭慕兰所言：“印度教在中国的流行程度与另一个印度舶来品佛教相比，根本连芥子微尘都算不上，但不管怎样，它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印记。”⑿。泉州石笋勾连起泉州现存的印度教石刻、石构件等遗物，共同见证中世纪印度教在中国的传播，使世界看到印度教在中国唯一的传教中心及其存在的历史印记。⒀⑴庄为玑：〈泉州印度教史迹及其宗教艺术〉《世界宗教研究》，1982，第2期。⑵⑶⑷⑺⑼⑽李雄飞：〈泉州古代图腾文化与生殖崇拜〉《泉州古建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2月。⑼⑿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18年1月。【编后语】乡音君好机相拍报：国庆中秋双重特惠来袭，九州出版社新书《天下之货仓》（上下册），直降98元，再送126元书礼！！！特惠期限：10月1日00：00一一10月7日24：00。订书联系人黄女士 微信号：hyin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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