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23）

▲大的是麻阳客船

《宜昌开埠》里指出：“京华陀是英国驻华使馆参赞署理公使傅磊斯委派到宜昌的领事官。他抵达宜昌后，随即建造了一条木帆船。京华陀把英国驻宜昌领事馆建立在一条木帆船上，并将木帆船停靠在大南门外汉景帝庙附近的河岸边开始办公。”

笔者以为京华陀所自购的那条木帆船应该是宜昌码头常见的麻阳船，也就是李明义老师在《宜昌开埠》里写的那种“挂子”船。想象中即便是临时办公所在地，也应该是40吨的那种：有四个舱，船工、随从、办公和私人居所，正好分配。而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好几天的总税务司派驻宜昌海关的首任税务司迪克·托马斯（公元1837-1877年，中文名叫狄妥玛）和他的海关筹备组一行人也是住在船上的：“很安全，当地人也没有起哄闹事。”（上海《字林西报》）

一向自以为是、专横跋扈，还指手画脚的京华陀在狄妥玛的陪同下，会同时任荆（门）宜（昌）（恩）施道孙家谷等清朝地方官员查看了几处中方推荐的地方后，决定将英国租界选在南门外的沿江地段，并在那里立下了一块“英国租界”的界碑。谁料想，界碑刚立好，就引发一场针对所有外国人的大规模骚乱。

上海的第一家英文报刊《字林西报》介绍了骚乱的起因：先是“坊间传闻四起，说外国人打算强行占有一块土地作为租界，并要赶走居住在那里的当地居民（这倒是真的），亵渎祖先的坟墓，破坏宜昌城的风水，将给当地人带来无尽的灾难（这明显是夸大其词）”。与此同时，宜昌的地方绅士“四处张贴带有煽动性的告示，警告人们不要向外国人出租或出售房产”（这就是制造舆论）。在报道中，记者认为这是“当地人那种极度排外的敌意立马表现出来了”。

3月3日那天上午，正在闷闷不乐的吃着面包、喝着红茶的京华陀肯定会听见“一阵猛烈的敲锣声，告知人们到城北门附近的寺庙里集合（内陆会传教士麦克悌的日记）”（记录集会地址有误，应是大南门外的汉景帝庙），可是一定并没引起京华陀足够的认识和必要的准备。在他的心目中，在这个国家没人敢与大英帝国的领事官员叫板，凭着快舰利炮既然能轰开大清帝国的国门，区区一些地方绅士和一些三教九流的民众，难道还能翻起大浪不成？

的确如此，虽然士绅号召全城的民众不要将自己的房产或田地出卖给洋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可是3月1日下午，“知府和县令都贴出了安民告示，告诫人们保持冷静，不要再惹是生非。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出售自己的土地，他人不得干涉。”而当时经历了外国列强入侵，国家被迫与洋人签订城下之盟，那种耻辱使得从官家到商家、从士农工商到普通市民，对洋人的敌视早就生成，这次骚乱只不过是一次集中爆发而已。

先是听见岸上有些中国人声音很大的怒吼，还有些越来越急促的锣鼓声，从船舱狭小的窗户还可以看见岸上有人群聚集。本来不以为然的京华陀也感觉有些异样，正想出舱去问问，翻译官仕森却有些失礼地冲了进来，惊慌失措的叫着：“领事大人，不好了，中国人造反了！”

毕竟是外交官，第一时间京华陀就想起了自己刚立下的那块租界的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