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祭坛为何近似天坛圜丘?


一般认为,云冈石窟第20窟为拓跋珪造像。

近日,在呼和浩特市区北的大青山蜈蚣坝顶,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处北魏皇帝祭天遗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文平表示:“史书上与北魏皇家祭天相关的记载很多,但此前没发现过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该遗址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2019年正式考古发掘,目前已初步明确原建筑的形制。消息传来,引起人们关注,但也有不少人感到奇怪:从遗址看,近似北京天坛的圜丘,而非方形,北魏为什么要选择中原式样的祭坛呢?北魏是游牧民族建立的一个割据政权,祭天遗址不过是座大土堆,发掘它有何意义?其实,在“大土堆”背后,隐藏着诸多历史密码。

  一块摩崖石刻

  明确鲜卑源流

  鲜卑是继匈奴后,在北方草原上崛起的游牧族群。与匈奴一样,它也是由多民族构成。

  鲜卑起源何处,说法纷纭。吕思勉先生认为,应来自西伯利亚,“西伯”即鲜卑;另说本东胡一支,被匈奴打败后,远遁乌桓山,改称乌桓,进而称鲜卑。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者在大兴安岭北段发现嘎仙洞(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洞中有摩崖石刻。据《魏书》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因“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便派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魏书》中记录了祝文的内容,与嘎仙洞石刻竟完全相同。由此确认,北魏祖先“凿石为祖宗之庙”为信史,进而确认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公元前1世纪走出森林,统一呼伦贝尔草原,进而南迁,占据北方中原。

  西晋时,鲜卑分东鲜卑(有段部、慕容部、宇文部等)、西鲜卑(主要是乞伏部、秃发部)、北鲜卑(有拓跋部等)。北鲜卑(有时也称拓跋鲜卑)是匈奴与鲜卑混血,后建立北魏王朝。

  拓跋鲜卑曾长期占据黄河流域,对中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相当时期,北方贵族以拥有鲜卑姓为荣,如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曾自称普六茹坚,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李虎自称大野虎。普六茹、大野都是鲜卑姓,非受赐不可僭用。杨坚的夫人独孤伽罗、李世民的夫人长孙皇后都是鲜卑人。

  为何四月

  才祭天

  在制度文明上,拓跋鲜卑对中原文明有较大贡献。府兵制、均田制、三省制等,都源于北魏。陈寅恪先生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拓跋鲜卑之所以能对中原文化影响深远,因为它主动接受中原文化,以致宋代误认其祖先是汉将李陵。

  登国十年(395年),年仅24岁的拓跋珪率军在“参合陂(一说在今内蒙古凉城东北,一说在今山西省阳高县)之战”中,用2万人打败后燕太子

  慕容宝,第二年称帝并进入中原,天兴元年(398年),定国号为魏。

  拓跋珪幼年曾流落内陆七八年,熟悉汉文化。打败慕容宝后,立刻从俘虏中提拔贾彝、贾闺、晁崇等中原文人当参谋,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后,“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苟有微能,咸蒙叙用”。

  拓跋珪还参照中原祭天仪式,改革拓跋鲜卑的旧仪。

  早期拓跋鲜卑祭天较随意,无确定的时间、地点,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传说他活了104岁,北魏追封他为皇帝)于258年率部到盛乐(今属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时,才确立在“夏四月”祭天。

  选在“夏四月”,可能与匈奴有关。匈奴“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拓跋鲜卑一年也是三祭,即元月春祭、四月夏祭、七月秋祭。拓跋鲜卑居住地比匈奴靠南,季节早到,祭典亦提前。

  祭天成了

  “狂欢节”

  与中原祭天相比,拓跋鲜卑有三点不同:

  其一,中原根据天圆地方的观念,住房呈方形,祭坛用圜丘;拓跋鲜卑住则穹庐,呈圆形,祭祀则用“方泽”,即方形祭坛。

  其二,中原只有皇帝才有祭天权,拓跋鲜卑则人人皆可。

  其三,中原祭天面向北方,拓跋鲜卑认为西方是众神之地,祭天时面向西方。

  拓跋鲜卑初期只是部落联盟,为加强团结,在祭天仪式中强调平等。方坛上立7个木主(木制的神位),主祭是女巫,助祭则必须是帝室的“十姓”成员。有时在“夏四月”祭好几次,有时几年不祭,受祭天神则有40多个。

  拓跋珪在登国六年(391年)和天兴元年(398年)曾祭天,后一次刻意用“周典”,但他似乎未意识到,中原祭祀的天是上帝,皇帝作为天子,祭天是行孝表演,以教化万民,与草原信仰中的天神不是一回事。

  到天赐二年(405年),拓跋珪显然有了进一步认识,决定在平城的西郊举办隆重的祭天活动,确定“自是之后,岁一祭”。

  不过,中原王朝的天坛设在南郊,拓跋珪却设在西郊,祭坛上另设49木人,而且保留了绕天(步行在祭坛上环绕,皇帝3圈,公卿7圈)、蹋坛(跟着20余骑环绕祭坛,皇帝1圈,公卿7圈)等“夷礼”。

  值得注意的是,拓跋珪“戎服登坛祭天”,坛下设百子帐,还“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简直搞成了“狂欢节”。在中原化的

  同时,也在向草原化倾斜。

  北魏政治

  出现倒退

  学者何德章认为,从天赐二年祭天中,可见北魏政治出现了倒退。

  这一年,拓跋珪取消尚书机构。尚书始于秦代,东汉时,尚书令是政府首脑。北魏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将立法权、执法权、监察权分开,互相牵制,为中古到近世转型创造了制度条件,但只是非常设机构。

  鲜卑本是部落联盟,八部大人主政,演变成八部大夫,又称“八国”,足以与君王抗衡。取消尚书省,实为向部落贵族妥协。

  天赐二年祭天中,拓跋珪服色皆黑,说明已放弃北魏初年,依据中原文化确定的“服色尚黄”的仪制,连太学都停办了。

  一方面,拓跋珪进入中原后,迷信道教,常服寒石散,导致“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

  另一方面,拓跋珪定都平城后,本想用接受中原文化,拉拢当地士族,没想到士族随慕容氏余部四散,拓跋珪只能靠鲜卑铁骑管理地方,不得不讨好各部落。

  当时各部落有多豪横呢?鲜卑无文字,未留太多记载,学者罗新在《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中辅以中亚文献,进行了钩沉。

  在《北史》中,记载了北魏皇帝登基过程,是“以黑毡蒙七人……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讫”。突厥也有此俗,《周书》称:“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

  显然,这是一个跨越不同游牧群体的“内亚传统”(“内亚”指内陆亚洲,以蒙古草原为中心),自有其独立性和连续性,与中原文化不同。

  谁杀了

  耶律阿保机

  在内亚传统中,登基时用黑毡裹住可汗,象征着又一次出生,但也规定了他的死亡。据《周书》载,突厥可汗上位时,仪式为:“拜讫,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

  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习俗,在内亚乃至中亚广为流传。蒙古大汗登基时即如此,可萨人(活动在今俄罗斯伏尔加地区)、波斯人(在今伊朗一带)等亦然。有的是捆住新可汗的手脚,放在奔驰的烈马上,再甩到地上,部落贵族们用丝巾将他勒昏;有的是裹在黑毡中,用木棒痛打至半死。

  经此折磨,继位者只好胡乱说一个数字,到了年限,必须退位,否则部落就会杀死他,再选新帝王。

  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死便留下的疑问,他在征讨渤海国时突然生病,7天后去世,似乎是偶然事件。可很早之前,阿保机便预言自己将何时去世。据《辽史》记载,他登基时,也曾“行再生仪毕,八部之叟前导后扈”,估计是刚经历了“八个打一个”的重创,随口称只当9年可汗。

  阿保机任满9年后,本该退位,可他却参照中原文化,换个年号,又给自己延续了9年。在此期间,他的弟弟刺葛、迭剌、寅石底、安端等先后被制服或驱逐。阿保机自知各部落不服,决定用对外扩张换取合法性,结果很可能死在“八部之叟”手下。

  面对如此残酷的传统,拓跋珪等主动接受中原文明,也就不奇怪了。

  认可中原文化

  改变祭坛形制

  北魏是非常迷信的一个朝代,据《魏书》载,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时,有官员上奏称,皇家每年祭祀诸神达“一千七十五所,岁用牲七万五千五百”。

  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干脆将都城迁到洛阳,远离草原诸部。此前他也曾到西郊祭天,但迁到洛阳后,立刻下令废止,并在南郊建天坛。王仲荦先生曾说:“放弃本部族崇拜的天、神而不祀,改而祭祀别的天神,这在鬼神迷信盛行的时代里,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

  遗憾的是,拓跋宏下令建的天坛已无存,目前我国保存最早的、较完整的圜丘式祭坛是唐长安天坛遗址。此次在呼和浩特市郊发掘的祭坛,形制与唐代天坛、北京天坛相近,时间却更早。据史书载,拓跋宏在迁都洛阳前,曾“行幸阴山,观云川”,即到阴山祭天,很可能就是这时建的祭坛。

  拓跋宏为什么要“行幸阴山”呢?因大青山蜈蚣坝是游牧与农耕的交通要道,被拓跋鲜卑的可汗划为私人庄园(称为“楼”,即王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此建了行宫,俗称阿计头殿(阿计头是斡鲁朵的音译,斡鲁朵本指宫帐,后指直属机构与军队),祭坛是阿计头殿的附属设施。作为皇帝的私人祭坛,形制如此汉化,可见北魏对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可。

  从发现嘎仙洞,到1995年平城明堂(古代帝王所建的最隆重的建筑物,用作朝会诸侯、发布政令、秋季大享祭天,并配祀祖宗)遗址发掘,再到此次祭坛的发掘,使北魏礼治的面貌变得越来越清晰。(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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