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美术的当代美育价值
最新艺术与非遗工作
【内容摘要】
民间美术作为美育资源可以极大拓展美育时间、空间及教育对象的上限。挖掘民间美术的美育价值可弥补美育资源的单一，有助于构建当代美育的完整语境。民间美术作为中华美育的本土资源有利于人们体悟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学气质，可以实现对人的创造力的塑造，同时对于解决乡村地区的美育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美育；民间美术；乡村美育
民间美术作为本土资源在弘扬传统民族精神、培养创造力、解决乡村美育问题等方面具有在地化优势，可对以学院艺术为主的美育方式予以补充。民间美术立足于百姓生产生活，凝结着劳动人民独特的审美特征和民族气质，蕴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内在精神，能够使人们在欣赏、制作和体验中感悟中华多民族的审美精神，使当代人具备理性与感性平衡协调的完善人格。民间美术在民族、地域和使用场景中具有普适性，可极大地拓宽美育时间、空间及教育对象的上限，应拓展民间美术作为当代美育资源的现实价值。
一
作为中华美育本土资源的民间美术
民间美术诞生于传统农耕社会，内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是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本土化资源。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成果主要由两类构成，一类是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精英艺术，另一类是从生存实际出发由劳动人民创造出的民间艺术，二者在历史的时空中平行发展，由此分化出中华美育精神的两个方向。汉民族的精英艺术体系以诗书礼乐为精神内核，在政治制度与社会思想的影响下成为中华美育精神的来源；民间艺术体系在汉民族传统农耕文明的背景下以恒常的主题[1]暗示普通百姓的生活美学，在民众易接受的方式中渗透生产、教育、道德知识，进而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日常生活的价值取向，成为传统社会普通百姓的审美教育依据。民间美术以满足生存生产需求为首要目的，是底层民众最真实的审美表达，代表底层民众最积极健康的生存态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表征，能够揭示民族普遍群体的文化基因。
民间美术总是伴随着生存、生活发生，在物质上和文化上具有双重美的教育意义，是感悟中华民族文化成果和精神气质的美育资源。例如，陕北地区清明节用面粉做“燕燕”花馍，有“三月里寒食又清明，燕燕钻满圪枣林”的说法；端午节北方地区有做香包、“剪五毒”、以驱蚊虫、避瘟病的习俗，这些民间美术是先民在时间制度中对生产知识、生活经验进行总结的物化呈现，是中华民族感时应物、敬畏自然的集体认知。平静安定时民间美术为生活所需，灾害战争时民间美术为生存的文化支撑，民众在生活困苦时反而会物尽其用地展现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民间美术不仅是中华民族“生活的美学”，还是中华民族“生存的美学”，所以民间美术是最典型、最活生生、最实在、最落地、最有人气的美育。[2]作为源于生活的本土文化资源，民间美术在向美育资源转化时应当注重从定向群体培养向全社区全年龄段覆盖、从被动灌输向自觉的文化传承转移、从在制度化教育中开展美育向生活世界回归。
美育扎根于传统文化才能树立起民族文化意识，才能形成对自身文化与历史的认同感，[3]民间美术作为中华美育本土资源使人们在传统美的感悟中体悟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在制作、使用中通过感性的方式形成对传统社会文化精神的具体认识。首先，民间美术作为中华美育的本土资源可使人们发现和感受中华民族多元的民族文化。民俗与情感的自觉、自发时常让民间美术消融为背景，跳出个体所在的环境可以发现，独特的地域共性和个性差异使民间美术在不同地域文化中各具特色。以剪纸为例，北方剪纸艺人受麦作文明耕种习惯的影响常表现耕作题材；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剪纸艺人常剪捕鱼题材。以年画为例，山东在儒家孝悌忠信的道德观念下催生出《十忙图》《姑嫂情》等代表作品；小校场年画则善于描绘上海市井生活，并将沪语与民间绘画结合[4]。
民间美术在主题、风格上具有传统审美精神的感化作用，其本身作为平民教育的主要手段具有引导道德、礼制的教育作用。钟敬文认为大多数普通民众都是“文字之国的化外人”，普通民众虽没有接受过“士人的教育”但绝不是没有教育。文字是面向文人、贵族等上层群体的文化工具，民间图画、口传故事则是针对儿童和文盲的教育手段。传统社会中，民众自觉地使用民间艺术这种感性方式展开教育，教育内容极为广泛，包括生活生产的基本技能和对道德、规则自上而下的传递。笔者在山西、甘肃田野调查时发现，约五十岁以上的妇女对仁义、孝悌题材的剪纸故事情节记忆深刻，能复述相关故事传说，妇女在剪纸制作过程中不断重温，同时向下一代传递，从而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起到规范和指导作用。20世纪，民间艺术凭借通俗易懂、可观可感的特性成为宣传新思想、新知识的不二之选，这一时期民间美术对民众造成的深刻影响恰恰揭示出以民间美术为资源开展美育的有效性。民间美术在娱乐方式尚不丰富的传统社会里是道德感化最有效的方式，这种化育是对民众润物细无声式的浸润，这一点仍旧是现代社会中急需的美育资源特质。
二
民间美术与创造力培养
民间美术具有科学与艺术的双重创造性，这对于弥合美育过程中艺术与科学的分裂无疑是有效的。民间美术作品蕴含丰富的科学原理，是先民在经验积累基础之上摸索、总结的成果，展示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创造逻辑。例如民间织锦，织锦纹样是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艺术化呈现，独具审美价值，织机则是对机械规律的归纳和应用；风筝既有艺术欣赏价值，又可在娱乐活动中实现心理释放功能，风筝上升是古人对空气动力学原理试验探索的成果；贵州黔东南侗族的靛染工艺先后使用植物、米酒、蛋液等生活中常见的原料使布料上色、固色，是少数民族民众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的智慧探索。
游戏是儿童的想象作用基础，民间玩具信手拈来的自然材料、具有民族特色的造型、灵活丰富的游艺方式使儿童可在民间玩具的制作、玩耍中培养创造力、完善生活技能，具有独特的美育价值。吴梦非在《女子对于家庭美育的责任》一文中倡导玩具制造要有“意匠”，近似真实实物的玩具缺乏美的趣味，导致限制儿童想象能力，而民间制造的木制汽车、布艺动物等（应指燕车、布老虎之类的传统民间玩具，笔者注）就十分具有美育的价值。鄂伦春族儿童在制作桦树皮玩具时学习游猎生产知识，体会集体协作的生存法则，拓展儿童探索新事物、积累新经验的能力。
民间美术的创作过程即是创造性的激发过程。极为有限的物质条件反而促使制作者创造出精彩纷呈的民间美术作品，一些民间艺术家已经在从事将共性变为个性的创造性工作。黄永松曾讲述民间剪纸艺术家库淑兰制作彩色剪纸的经历：由于家庭贫苦，库淑兰珍惜所有纸张，为了充分利用纸张她将所有剪下的纸片一一收集，按照纸片大小剪成相应大小的圆点，分别盛放在容器中备用，由此创造出圆点套贴的剪纸方法。（1）库淑兰的剪纸造型与旬邑当地流行的剪纸纹样吻合，彩色套贴的剪纸方式是关中地区固有的剪纸风格，但套贴层数一般只有3层，色彩搭配相对简单。库淑兰是在地域已有风格之上“创造”出“新风格”。民间美术传承看似刻板，却在时代变更与个人理解中不断创新，在纹样流传、民俗积累、生活观察、歌谣故事传颂、个性发挥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创造突破。民间美术在原生语境中的创造过程可应用在少儿艺术教育实践中。天津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少儿剪纸课堂将民间剪纸创作过程中的细节和过程转化为教学方法进入剪纸课堂，如通过“碎纸片联想方法”和“正负形转换方法”引导儿童进行剪纸创作并培养创造能力。自由的创作与表达是儿童与民间艺术家的共同点。民间美术创作者由于无须受到商品交易要求带来的桎梏，可在民俗规范内随心所欲创造作品，满足自我表达需求，儿童在学习基本技法后自由发挥天性，以自由创造为本性的审美、艺术活动可以充分保障儿童创造性的表现，并促进儿童的创造发展。[5]
民间美术对创造力的培养还有更深刻的启发。乔晓光在儿童美育实践中发现儿童的绘画表达与民间艺术具有许多现象巧合，例如，写生课上很多学生把罐口画成圆的，把罐底画成一条平线，理由是“罐子放着就是这样”，陕北妇女剪的碗同样是口圆底平，“因为碗是在桌上平放着”。儿童艺术与民间艺术在形式结构、空间意识、自我方位方面的偶合呈现出类面相状态的真实思维境界，不同的是儿童的这一思维随着成长很快被抛弃，民间美术作品表现出的类面相思维却不取决于年龄限制，而是受制于农耕文化形态的延续。若能使人的类面相知觉不随年龄消失也就保持了原初的创造意识。因此，在思考民间美术的创造性作用时要考虑在今天创造什么样的文化环境有利于人的整体发展。从这一角度看，民间美术的创造性培养不仅是针对儿童的，也是面向全年龄段个体的，民间美术在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创造价值尚须深入研究。
三
以民间美术解决乡村美育困境
随着对国民素质教育的逐步重视，教育部开始关注偏远乡村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艺术教育普及情况，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为乡村学生提供平等的美育机会。然而偏远乡村在实施艺术教育课程中仍旧面对材料匮乏、师资匮乏的难题。2016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8个县市共有328名美术教师服务于1000余所小学，这些美术教师大多分布在城镇学校，偏远学校艺术课由兼职教师教授；在对157名农村定向师范生进行的调查数据中，59.87%的师范生表示因“美术技能不足”而无法教授美术课。
美术教育资源匮乏时可将乡村广泛存在的艺术形式作为美育资源——民间美术是解决偏远乡村，尤其是少数民族乡村地区美育困境的答案。乡村具有丰富的民间美术资源，对于教师而言，使用熟悉的文化资源作为艺术课程内容降低了操作难度保证了课程质量，对学生而言更易产生情感共鸣，各地教育组织已经对民间美术的乡村美育做出积极探索。“蒲公英行动”少儿美术教育专项课题将乡村易得的材料和民间美术项目投入于美术课堂，儿童在美育实践中认同本民族的文化、继承家乡的文化记忆；各科教师能够在熟悉的文化环境中掌握美术课程教授方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匮乏的难题。“蒲公英行动”让我们看到在乡村开展民间美术认知的价值与可操作性，尤其对提升“一师一校”的美育质量具有现实意义。[7]2013年开始持续开展的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工作同样是以破解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师资短缺、设施设备落后、开课率不足等难题为初衷，通过此项工作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均衡发展的规律和途径，实现实验县区域内惠及全体、丰富优质的学校艺术教育，为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在艺术实验县成果展上可以看到，将民间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引入制度化教育已成为乡村学校开展美育的普遍方式。本土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进入美育，既实现了对学生艺术审美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也激发了学生热爱家乡、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怀；既延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含义，也拓宽了美育的当代价值。从民间美术本体角度看，农耕文明向工业、科技、智能转型的时代环境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式微与消亡，美育恰为传承带来新生，民间美术在适应中创新与再造。民间美术与美育融合使二者相互促进，民间美术是解决美育本土化命题的途径，美育则是缓解民间美术与现代社会对抗冲突的一剂良药。
非制度化的日常生活是开展乡村美育不可忽略的场景，民间美术在这一背景中优势得以显现。一些乡村仍保留丰富的活态民间艺术资源，如果使地方民间艺术得到良好传承，那么民众生活于其中便是最直接的美育过程。以水族马尾绣为例，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诸多村寨马尾绣传统传承情况良好，男女老幼在民族重要节日和特殊人生礼仪等场合都要穿着盛装参与民俗活动，马尾绣是水族女性服饰上的重要装饰，代表纹样有蝴蝶、鱼、太阳等，与民族传说息息相关。生活在水族村落的女孩子七八岁起跟随母亲学习马尾绣，一边学习技艺一边参与制作马尾绣嫁衣，形成稳定的传承习惯，只要是在村寨里长期生活的女性都能熟练掌握马尾绣技艺。在民族服饰的制作中、民俗活动的参与中，村民的动手能力、地方知识、审美取向、民族情感自然地形成，民族内部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民间美术的材料、知识、内容、情感具有民族和地域特性，民间美术美育不应仅限于制度化教育，而应通过民间美术原本依赖的生活方式给予，在民间美术的教育实践中实现社区美育的灵活性和全民美育的包容性。
日常生活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美育本质与范畴的线索，既可作为美学原理的出发点，也在美育实施层面具有切实指向性。以民间美术为切入点开展的日常生活美育并不是让今天的人们倒退到传统落后的农耕社会，也不是排斥中外经典的学院派艺术，如果说纯粹艺术是美育的高效方式，那么，民间美术则是美育实施的普遍方式，二者互补将提高美育的实践效果。传统文明与当代技术、日常生活与制度社会、民间艺术与纯粹艺术在二元对立的表面之下内含互补互构的辩证关系，对双方共同接纳和理性调和方能构建当代美育的完整语境。
注释
（1）访谈对象：黄永松，访谈时间：2016年11月3日，访谈人：苏欢。
参考文献
[1]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36-37.
[2]宋修见.中华美育是中国人的生存美学[J].民艺，2020(5):49-60.
[3]王慎十.面向新时代的美育工作[J].艺术工作，2019(2):6-9.
[4]杨光.年画中的都市民俗——上海小校场年画艺术特色解读[J].艺术工作，2018(3):96-98.
[5]杜卫.美育三义[J].文艺研究，2016(11):15-18.
[6]乔晓光.民间美术与教育[J].中国民间工艺（第七、八期合期），1989:135-139.
[7]苏欢.“蒲公英行动”——乡村儿童民间美术教育探索之路[J].民艺，2019(2):70-73.
本文选自《美术》2021年第3期
作者 苏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识码：A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课题“新时代中国工艺美术发展策略研究”（20ZD08）子课题“新时代工艺美术传承与教育规律研究”阶段成果。
乔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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