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京剧英译之嚆矢——司登得与京剧《黄鹤楼》英译研究
《黄鹤楼》是中国戏曲传统剧目，故事情节讲的是刘备应周瑜之邀到黄鹤楼赴宴，周瑜趁机索要荆州，刘备在诸葛亮和赵云的帮助下顺利逃脱。
该作题材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元代话本《三国志平话》与杂剧《刘玄德醉走黄鹤楼》，其后屡经改编，至今搬演，京剧、豫剧、河北梆子、秦腔均有当代版本，内容大同小异。
杨柳青年画《黄鹤楼》
值得注意的是，1876年9月，早在京剧方兴未艾之时，《黄鹤楼》就被英国汉学家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 1833-1884）翻译成英文，题名The Yellow Stork Tower，刊载于英文期刊《远东杂志》（The Far East）第1卷第3期，就目前调查所知，该剧或为首部被完整翻译到英语世界的京剧。[1]
然而，无论是《远东杂志》，还是译者司登得，国内外相关研究均寥寥无几。《远东杂志》是19世纪后期出现的著名英文杂志，1870年5月由苏格兰人约翰·莱蒂·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k, 1826-1880）创刊于日本横滨，1876年7月改由上海出版，内容也从关注日本文化转向中国，前后发行14卷，目前分散收藏于中、日、英、美等各大图书馆，材料的罕见为当下的研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2007年，日本东京雄松堂出版社（Yushodo Press Co. LTD）整理影印了该刊，为《远东杂志》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司登得在19世纪后期以编辑英汉字典、翻译中国俗文学作品著称。关于他的研究，以哈佛大学伊维德（Wilt L. Idema）教授的论文最为引人注目。2017年，他发表论文《中国古代俗文学译者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 as a Transla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主要研究司登得对中国民歌的译介。[2]
同年，日本关西大学博士生李晶鑫发表《ステント(George Carter Stent)の生涯と著作》与《初版<汉英合壁相连字汇>の考察》，前者钩稽了司登得的生平及著述，后者研究了他编辑的英汉字典《汉英合壁相连字汇》。[3]
总体看来，两人对于司登得的发现与研究，开启了作为“汉学家”的司登得研究的新局面，但对司登得在《黄鹤楼》等中国戏曲方面做出的贡献，均一笔带过。
有鉴于此，本文拟全面考察司登得其人其作，分析第一部英译京剧《黄鹤楼》的翻译底本、译文特色、选译缘由和文化影响。
司登得中文名又译作斯坦特、司登德等。清光绪年间台湾兵备道刘璈在《巡台退思录》中将其中文名写作“司登得”；台南府知府唐赞衮在《台阳见闻录》中称其为“代理台湾关税务司司登得”。因此，本文采用“司登得”这一译法。
司登得一生在中国居住20年左右，不仅酷爱唱歌，同时也是中国戏曲的忠实票友，经常漫步街头，出入戏院，搜集民歌，聆听戏曲，他对中国俗文学作品发自内心的赏爱，使他的译介活泼灵动、饶有情趣。
伊维德在其论文文末就曾说过：“强调司登得著作的第三个原因，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对我个人来说或许这点最为重要，即，他显然很喜欢他所研究的文本……司登得对那些特殊的、原创的，以及翻译效果也很好的作品有着敏锐的眼光，他不遗余力地将它们翻译成本国人感兴趣的文本。或许正是他对材料的这种奉献精神，使他的作品格外鼓舞人心。”[4]
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 1833-1884）
司登得对中国俗文学的爱好，与早期生活密切相关。1833年6月15日，他出生在英格兰东南部的坎特伯雷（Canterbury），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大教堂唱诗班的琴声和童唱，滋养了他对音乐的喜好。
19世纪60年代中期，司登得来到北京，成为一名英使馆护卫队（The British Legation Guard）队员，由此开始自学北京话。他的语言天赋受到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的赏识。
1869年3月，加入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掌管的大清海关（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or CMC），在芝罘（烟台）、上海、温州、汕头等地海关任职。1882年调至打狗关，即现在的高雄。1883年5月升任高雄关的“代理税务司”（Assistant-in-Charge）。
1884年9月1日，司登得编写他的第三部汉英字典——《英汉口语辞典》（A Dictionary from English to Colloquial Mandarin Chinese），在写完“through”这一词条时，永远搁下了笔，死后葬在台南高雄外国人公墓。
海关工作的十余年间，司登得倾心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学和社会文化的研究，不仅连续出版了几部字典和汉学专著，还在《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学报》（The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通文西报》（Shanghai Evening Courier）、《远东杂志》、《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等知名英文杂志发表了大量报刊文章，由此而成就了他的汉学声望。
《近代英华华英辞典解题》
整体来看，司登得的汉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四个领域：
一是汉语字典的编纂。
沈国威在《近代英华华英辞典解题》中说：“如果一个人在新接触一门外语后才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编出一本令后世不忘的辞典的话，你只能称他为语言天才。司登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语言天才。”[5]
1871年，上海海关出版社（The Customs Press）出版了司登得编纂的《汉英合壁相连字汇》（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ese Dialect）。[6]
1874年，又出版了方便携带的《汉英袖珍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相当于前一部字典的一个简本。两部字典出版后广受欢迎，多次再版。
司登得所编字典曾走入哈佛课堂，成为哈佛学生学习汉语的教材。1877年，美国驻中国牛庄（营口）领事鼐德（Francis P. Knight）为适应美国在华利益的快速增长，写信给时任哈佛校长的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建议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在两人的积极推动下，哈佛聘请了中国学者戈鲲化到哈佛教授中文。
1880年6月29日，鼐德在致埃利奥特的信中提到：上海直达纽约的船上，有威妥玛、司登得、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和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1812-1884）等人编撰的字典，这批书是提供给哈佛大学汉语班学生使用的教材。[7]虽然那时学习汉语的哈佛学生屈指可数，但司登得的字典能够被选用也体现了其自身的价值。
二是对于中国民歌的译介。
1871年6月5日，《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学报》发表了司登得译介的《中国歌词》（Chinese Lyrics），[8]其中翻译了《王大娘》（Wang Ta Niang）、《烟花柳巷》（The Haunts of Pleasure）等五首民歌，这些歌词来自街头巷尾，被司登得称为“街头歌曲”（Street Songs）。
1875年，《中国歌词》被转译为德文Chinesische Gedichte在莱比锡（Leipzig）出版。1884年，海关洋员阿理嗣（J. A. Van Aalst,1858-1914）出版了《中国音乐》（Chinese Music），在介绍“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时，全文引用了司登得翻译的上述诗歌。
除了《中国歌词》，在中国民歌的译介方面，司登得还出版过两部诗集。1874年，司登得出版了《廿四珠玉联》（The Jade Couplet in Twenty-Four Beads），翻译了24首民歌。这部歌集出版后，在英国和欧洲得到广泛好评。
《Entombed Alive and Other Songs, Ballads &C》
《晚间速递》（The Evening Courier）说：“这确实是司登得先生作品的最大优点，他打开了一个富矿，揭示了中国民众的情感、传统、迷信、愿望及幻想，并以一种可读性很强的方式展示了他自己的初步劳动成果，同时迎合了西方世界不断增长的对于中国的普遍关注。”
《中国评论》则说：“司登得先生的诗行是那么的流畅，其韵律又是那么的悦耳，原因在于他给中国诗歌的古雅意象，穿上了一件英语的衣裳。”[9]
《廿四珠玉联》的巨大成功使司登得在民歌翻译领域继续深耕细作。1878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二部诗集《活埋》（Entombed Alive），又翻译了28首中文诗歌。这些作品不但像此前的译作那样取材于民间，而且还保存了某些违禁之作。
比如，司登得在第二首诗歌《咸丰逃往热河》（The Flight of Hsien-feng to Jehol）的第一个注释中表示：这是一首政治讽喻诗。1860年盟军攻打北京时，咸丰皇帝逃往热河，这首诗显然出自某位陪同逃往的官员（one of the officials）之手。当时甫一发表，就被列入北京的禁书目录（the Index Expurgatorius）。[10]
这些作品对于了解大清帝国晚期的社会生活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只是目前尚没引起学界关注。
三是对于中国民间故事的译介。
作为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会员（MNCBRAS），1872年6月12日，《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学报》刊载了司登得翻译的《中国传说》（Chinese Legends）。[11]文中翻译了三个故事，分别是《钟楼》(The Legend of the Bell Tower)、《被诅咒的寺庙》 (The Legend of the Cursed Temple)、《偷葬》（The Stolen Burial）。
《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导论·索引·附录》
这些故事有两个特点：
一是与京津历史建筑密切相关。三个故事涉及的建筑分别是北京的钟楼、北京朝阳门的三官庙、天津的寺庙。
二是这些故事均来自民间口述文学。司登得翻译《中国传说》的目的虽然主要是为了学习汉语，但对于来华西士却产生了一定影响。受其影响，1877年，白换底（G. M. H. Playfair, 1850—1917）在《中国评论》上翻译并发表了长篇叙事诗《北京钟楼的传说》（A Legend of the Peking Bell-tower）。[12]
在民间故事方面，司登得还发表过系列孔明故事。1877年至1879年，司登得在19世纪著名汉学杂志《中国评论》上刊载了系列文章，题名《孔明生平简况》（Brief Sketches from the Life of K'ung-ming），分12次介绍了有关孔明的39个故事，多数故事来自《三国演义》，也有少许故事来自民间传说。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英语世界出现的篇幅最长的介绍孔明的文字，对于孔明形象的海外生成发挥了重要作用。1878年第4期介绍的第16个故事是《黄鹤楼》，这个故事显然是他英译《黄鹤楼》的一个梗概。
四是对于中国太监的研究。
1877年，司登得在《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学报》发表长文《中国太监》（Chinese Eunuchs）[13]，这是研究宫廷太监的第一篇专业论文，后世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几乎无不以此为起点。
《汉英合壁相连字汇》
2014年，哥伦比亚大学学者Deysy Ordóñez-arreola发表论文《说教之风：19世纪晚期的中国太监》，作者认为：“司登得1877年所写文章《中国太监》是身在中国的西方人为西方读者撰写的有关中国太监的最早文献。”[14]
司登得撰写这一长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人涉及中国太监这一话题时往往语焉不详，似乎太监不是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只是存在于《一千零一夜》这样的东方传说中，或者完全出自作家的想象。
为了澄清西方人关于中国太监的模糊认识，一个没有经过人类学或社会学训练的海关洋员由此开始了调查研究。文章从1100年前太监的产生，一直写到大清王朝的宫内太监。《中国太监》一文1879年被翻译成德语Chinesische Eunuchen，在莱比锡出版。
目前学界对于上述四个方面的汉学成果均有涉猎，但主要集中在字典、太监两个领域，对于其翻译的民歌和故事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
“黄鹤楼”故事源于元代平话和杂剧，但司登得所译之作并非来自二者，其中文底本当另有所据。确定译作的中文底本，是研究译作的基本前提。
只是，自元代以来，“黄鹤楼”剧作改编、刊印情况复杂，找出确切中文底本殊非易事，不仅需要全面搜集和整理相关文献，还要做大量细致的比对工作。
京剧曲谱《黄鹤楼》
司登得译本，大致内容如下：
刘备久借荆州不还，周瑜定计诓骗刘备黄鹤楼赴宴。刘备自知周瑜不怀好意，不敢前往，孔明却已回复来使，力主刘备赴宴，同时安排赵云独自护送，临行赠送竹筒一支，用以化险为夷。
刘备来到东吴，登上黄鹤楼，即被围困。周瑜逼迫刘备写下文约，归还荆州，否则不得离开，除非拿出他的令箭。情急之下，赵云打开竹筒，发现其中藏着一支令箭，刘备、赵云藉此逃离黄鹤楼，全身而退。周瑜发现二人逃走，自道令箭乃南屏山孔明借东风时送与他，没想到他竟私藏下来。刘备回到荆州，见到张飞、黄忠，盛赞孔明之智。
戏曲作品不仅是案头文学读本，也是舞台演出脚本，因时代变化、演出团体的差异、扮演艺人的发挥，致使同一戏曲经常出现不同版本。
清末民初以降，上至王府，下及书肆，“三庆班”“丹桂茶园”等京沪著名戏班的演出脚本，屡被整理再版，民国初年整理再版的大量京剧汇编，使这些珍贵剧本得以继续流传。
1925年中华图书馆编辑部编辑的《戏考》、1927年罗驾新主编的《戏学指南》、1958年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的《京剧丛刊》、1962年北京市戏曲研究所编辑的《京剧汇编》等汇编本中，均有《黄鹤楼》。
《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
就人物、情节等具体内容而言，司登得译本所用底本最接近“车王府藏曲本”中收录的《黄鹤楼全串贯》。“车王府藏曲本”指的是清代北京车王府旧藏的戏曲本子。《黄鹤楼全串贯》在分类上属于“皮黄”，“皮黄”是西皮、二黄两种腔调的合称，由于京剧在皮黄系统中流传最广，故“皮黄”亦专指京剧。
“车王府藏曲本”剧题后往往冠以“总讲”或“全串贯”的名目，前者指的是戏曲导演本，后者指的是演出本。因此，《黄鹤楼全串贯》乃清代京剧演出脚本。
《黄鹤楼全串贯》全剧共分四出，在场次的划分上与司登得译本明显有别。尽管如此，就实际内容而言，司登得译本的两幕，大致对应着《黄鹤楼全串贯》前两出及第三出的前半部分。
较之《戏考》《戏典》等收入的《黄鹤楼》版本，《黄鹤楼全串贯》最大的区别出现在“二出”，该“出”对应着其他版本的第二场。在《戏考》《戏典》等版本中，第二场上场人物是周瑜、甘宁；唯有《黄鹤楼全串贯》是刘备、赵云，司登得译本同样是刘备、赵云。
《戏考》
从第二场开始，司登得译本告别了其他版本，独与《黄鹤楼全串贯》若合符契，特别是一些细节与诸本皆异，惟与车王府藏本相同。比如，司登得译本刘备上场时在前引路的是“四太监”（four eunuchs），《戏考》为“四红文堂”，《戏学指南》为“四龙套”，《京剧丛刊》为“四军士”，《京剧汇编》为“四文堂、四大鎧”，《戏典》为“四小太监、一大太监”，唯独《黄鹤楼全串贯》为“四监”。
虽然不能就此断言司登得译本中文底本为《黄鹤楼全串贯》，但结合这一版本分析其译介特色，当是目前所见最接近译文的中文版本。
戏曲是一门表演艺术，不同于纯文学文本。因此，戏曲翻译不仅要完成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文字转换,还要涉及语言之外的其它因素，舞台性、表演性是其中应有之义，这为戏曲翻译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在文字之外，还需考虑剧本的舞台效果及可演性。熟谙中国通俗文学作品的司登得在翻译《黄鹤楼》时，明显为此做了两方面努力：
第一，与西方戏曲相比，京剧舞台本身就极其简陋；京剧剧本作为演出脚本，大多只是起到记录台词的作用，对于舞台背景少有交代。
比如，戏曲开头，刘备出场前，《黄鹤楼全串贯》仅有九字：“四监上，喝咦介，刘备上。”[15]相比之下，司登得的介绍要详尽得多。他提供了士兵、侍卫、船夫等舞台人物，指出时间大约在公元210年。
结合京剧舞台特点，对第一场舞台布景描述如下：“军帐内，一张桌子置于中间，桌上摆放着文书等物。刘备从幕后上台，四个太监在前引路，分列桌子两边，刘备立于桌前。”
近代京剧戏画《黄鹤楼》
这些舞台道具、演员站位的补充信息，有利于西方读者第一时间了解京剧舞台的布局情况。
第二，为了突出主要人物和核心情节，司登得对次要人物和事件做了必要删节。
比如，刘备登场，自报家门：“日月重明照英雄，仰仗卧龙设奇功。强得地土观王化，未能遂意际会风。孤，刘备，字玄德，乃涿郡人氏。与关、张桃园结义，攻破黄巾，创业天下。三顾茅庐，请来诸葛先生，安扶社稷，坐镇荆襄。与东吴未分明白，是孤常常忧闷。苍天随人心，中兴汉帝基。”
司登得剔除了刘备名号和早期功业，仅保留了与剧本直接相关的人与事，将之简化为：“幸得我军勇战，孔明妙算，我已克敌制胜，坐拥梦寐以求的领土。然而，在与东吴之主孙权就荆州之所有权达成和议之前，我的统治都算不得牢固。孙权已数次遣使讨还荆州，使我为之焦虑不已。我岂能答应他的要求？倘若苍天保佑我的事业，汉室定能恢复昔日的荣耀。”
对于不熟悉三国故事的西方读者来说，这种删繁就简的工作对于抓住核心内容显得尤为必要。
作为一部中国戏曲，《黄鹤楼》负载着大量独特的民族文化信息，为方便西方读者理解中国元素，在翻译方法上，司登得灵活地运用了“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和“异化翻译”（foreignization）。在此试举二例：
《黄鹤楼》剧照：俞振飞饰赵云、张慰如饰刘备、瑾如夫人饰周瑜
例1.（刘白）待孤观看。阿弥陀佛!真是救王菩萨！即忙下楼去罢。
Liu. Let me look at it. (Looks.) “Oh mi to fo!” Truly this is the saviour of my life; the living Pusa. Quick! Quick! Let us descend.
例2.（张白）好先生，好先生。（唱）诸事难瞒诸葛亮，胸中韬略赛子房。徐庶荐你言不谎，三次求贤入虎岗。大哥回来必显赏。
Chang. Good Kung ming! Excellent Kung ming! I always said his bosom was as full of schemes as an egg is full of meat. Sire; he must be rewarded.
例1中，刘备看到令箭，惊喜万分，“阿弥陀佛”“救王菩萨”脱口而出，这两个佛教词汇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司登得在翻译时，一方面提供了音译Oh mi to fo和Pusa，同时辅之以意译the saviour of my life。音译、意译两相结合，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翻译效果：
一是译文冲破目的语表述常规，通过个别晦涩难懂的词汇适当保留了原文的异国情调；二是西方读者在获得新的阅读体验的同时，能够合理揣测并迅速提取语言意义。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称这种翻译为“异化翻译”。
司登得的异化翻译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巧妙地推送了中国文化，自然地传达了舞台的喜剧效果。
戏曲以取悦读者为目的，过多地负载文化信息，不但容易使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不知所云，也必然令作品失去原有的理趣。在这种情况下，“同化翻译”就能起到调剂作用，因为这种翻译方法更多运用西方读者熟悉的字词传情达意。
雷喜福老师本《黄鹤楼》
例2中出现的“子房”和“徐庶”，如若严格遵循原著翻译，必然需要引入大量中国故事，司登得省略了这两个文化负载项，代之以西方人熟悉的另一表述：His bosom was as full of schemes as an egg is full of meat，意谓：孔明的胸中充满谋略，正如鸡蛋中装满了蛋黄蛋白。
“an egg is full of meat”是西方人心领神会的谚语，在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就曾出现过这样的句子：Thy head is as full of quarrels as an egg is full of meat。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将之译作：“你的脑袋里充满了惹事招非的念头，正像鸡蛋里装满了蛋黄蛋白。”[16]在此，英语俗语的运用使译文变得通俗易懂、活泼生动。
作为舞台艺术，京剧之本色乃“歌舞剧”，注重唱、念、做、打这“四功”。唱、念相辅相成，构成歌舞剧中“歌”的成分；做、打两相结合，构成歌舞剧中“舞”的因素。
一个优秀京剧译本，应该为“四功”提供表演空间。就此而言，京剧文本译介之难，不亚于诗，这就注定了司登得的翻译充满挑战，其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部分次要人物与情节的删除，使译本头重脚轻、结构失衡。如，孔明在说服刘备、赵云赴宴后，立即安排关平、周仓埋伏江岸，以接应刘备回朝；又安排魏延埋伏土岗子，以迎战周瑜，此后三人却没再出现。
京剧《黄鹤楼》郝寿臣饰演张飞
被彻底删除的《黄鹤楼全串贯》第四出所写内容，恰是刘备、赵云逃归路上，周瑜、太史慈紧追不放，关平、周仓及时接应，刘封、糜竺、魏延、黄忠前来助战，最后周瑜被张飞擒获，气恼身亡。著名蜀将一一登场，与孔明此前的军事部署前后呼应。
这些内容全被删除，作为戏曲文本，既不符合西方戏曲奉守的“三一律”，也摈弃了中国戏曲常见的闭合结构，更重要的是，作为演出脚本，戏曲最后的打斗场面全被删除，一出热闹的京剧，缺少了“舞”的因素，也就失去了神采。
第二，作为一部“三国戏”，《黄鹤楼》历史韵味浓郁，语言文字雅训。根据笔者统计，车王府藏本共使用了139个“唱”字，多数唱词采用七言体，韵散结合，整饬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
司登得几乎删除了所有唱词，仅保留并翻译了其中的6段。第一段是赵云的唱词，出现在第一幕第二场，车王府藏本原文如下：
吾主本是帝王像，洪福齐天兴汉邦。
曹操奸雄何足讲，孙权虎踞占东江。
屡设奸谋将主诓，祸中得福招东床。
今将周郎比楚项，鸿门设宴害吾皇。
他人将多俺独挡，保主安康转荆襄。
《 未刊清车王府藏曲本》
司登得译作：
My prince is the real emperor;
Blessings unnumbered will yet make prosperous the country over which he rules.
What can the power of Ts'ao ts'ao, or the treachery of Sun chüan do against the rightful ruler of the empire?
Has he not, from the midst of misery, had blessings poured down upon him?
Did not the treachery of his foes give him a Tung-wu bride?
Let the enemy come in hosts I do not fear them, and will protect my prince in safety back to Ching chou.
两相对比，不难发现，司登得没有采用诗歌形式“以诗译诗”，而是用散文化的语言传达了文意，同时，删除了用典过多的“今将周郎比楚项，鸿门设宴害吾皇”一句。虽然不能就此苛责司登得的译文不够信实，
“泥人张”彩塑 余三胜《黄鹤楼》之刘备
然而，对于一部京剧而言，从演出脚本转化为案头读本，本已弱化了“唱词”的舞台效果；在翻译时，译者的“唱词念白化”处理，进一步弱化了京剧剧本“歌”的成分，由此从根本上影响了京剧艺术的动态传达，这是不争的事实。
司登得选译京剧《黄鹤楼》，与《远东杂志》的改版、该剧在京沪地区的搬演、译者对《三国演义》、“三国戏”以及赵子龙的熟悉与喜爱密切相关，以下分而述之。
1876年7月，改版后的《远东杂志》所刊内容，从专注日本开始兼顾中国；除了一如既往地重视刊载蛋白照片，也开始关注中日“文学”的翻译。
正如创办者在新版“致辞”（Introduction）中所言：“照片是《远东杂志》的主要特色，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订阅本刊的主要动机，尽管如此，主办者已经承诺在文学领域（the literary portion）提供帮助，这使人们对之满怀希冀，期待着本刊不但变得饶有趣味，而且成为远东地区报刊文学（the periodical literature）的一个有益补充。”[17]
《西洋镜：〈远东〉杂志记录的晚清1876—1878》
在中国文学领域，司登得翻译的“中国诗歌”备受瞩目。“致辞”后的第一篇文章，是署名S.的作者撰写的《中日文学研究领域》（China and Japan as Fields for Literary Research），文中提到：
在（中国）诗歌方面，只有少数几个外国人能够提供丰富的信息；但中国本质上是个诗的国度，由以下这点即可看出：
无论书写，还是交谈，能够巧妙地用一副对联，或者纯粹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都是最高、最受赞赏的成就。无论是博学的男人，还是优雅的女士，都欣赏并练习这种才艺。在男女友人的扇子或其他日常用品上，写一首诗歌，或抒发点诗意，都会博得人们的最高赞誉。
一般说来，这些诗歌不包括译作；尽管有些译作非常巧妙。上海有一位名叫司登得（Mr. Stent）的先生，特别关注中国人的诗歌；他出版的诗歌译作有趣且感人，他的英文翻译灵活自如，不仅读起来流畅、轻快，而且还向我们证明了以下事实：在一般的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方面，无论何时何地，全世界皆有许多共同之处。[18]
由此可见，《远东杂志》改版时，司登得已是颇负盛名的中国诗歌译者，此后半年，该刊连续发表了他翻译的4首长篇叙事诗:《阔大奶奶逛西顶》（Dame Kuo’s Visit to H si-ting Fair）、《莫娶寡妇》(Don’t Marry a Widow)、《颠倒事实》(Inverted Facts)、《真相大白》(Murder Will Out)，在当时，司登得是《远东杂志》诗歌栏目名副其实的唯一主笔。
以上4首诗歌1878年被编入其翻译诗集《活埋》。《活埋》与此前出版的《廿四珠玉联》一脉相承，在在体现着司登得对北京俗曲的持久热情。
《远东杂志》所刊照片
1874年，他在《廿四珠玉联》“序言”中说：“我翻译的许多歌词即便是在中国也没有被出版过。但我在街上听到它们就被吸引住了，于是把唱歌的人叫到家里来，他们边唱，我的（中文）老师边逐字记录，这个过程需要不断重复，直到确定歌词记录准确无误。这种方式不但让我获得了歌词（the words of the song），而且还掌握了其曲调（the air），由此设法抓住歌词传达的思想（the ideas）。”[19]
司登得翻译的诗歌大多来自街头巷尾，反应的是北京细民的市井生活，这种热衷于当地风土人情与通俗文化的特殊情怀，是他在诗歌之外译介京剧的重要原因。
除了诗歌，司登得在《远东杂志》上还发表过两篇有关京剧的作品：一是本文介绍的英译《黄鹤楼》；二是他还撰写过一篇介绍京剧的文章，题名《中国戏曲》（Chinese Theatricals），该文是他任职上海时发表的一篇演讲稿（lecture），比《黄鹤楼》晚出一个月。细读此文，有助于了解《黄鹤楼》戏文的购买和选译情况。
康乾盛世的富足为戏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陆续进京，在剧目、声腔、音韵、表演等方面博采众长，道光二十年（1840年），一个新的剧种——京剧诞生了。
1867年，京剧从北京传入上海，戏班林立，名家辈出，与北京交相辉映，盛极一时。司登得19世纪60年代中期来到北京，70年代转任上海，恰逢京剧由北而南的发展阶段。
1876年发表《黄鹤楼》和《中国戏曲》时，司登得已在京沪居住了十年之久，作为中国“戏迷”（playgoer），经常出入京沪戏院观看演出，采访演员，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中国京剧史》
《中国戏曲》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提供了京沪戏院的丰富信息和个人观感。文中涉及中国戏曲的音乐特点、历史起源、题材类别、舞台布景等各方面问题，详细介绍了包括昆腔（K’un ch’iang）、高腔（kao’ ch’iang）、梆子腔（pang-tzu-ch’iang）、二簧调（êrh ’huang tiao）、西皮调（hsi-p’i-tiao）在内的五大声腔（five styles or systems of music），细致描绘了坐落于上海广州路的一个“京班”（The Peking Theatre），即当时外国人经常光顾的“丹桂茶园”（Tan’Kuei-ch’a-yüan）的舞台结构，以及京沪名伶杨月楼（Yang-yüeh-lou）的演出收入等。
司登得对京剧的热爱和熟稔，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所购买和翻译的《黄鹤楼》是当时的一个京剧演出脚本。
《中国戏曲》中有段文字，恰可用来佐证：
中国戏曲的演出脚本（acting editions）并不常见，若能见到，多数情况下也全不可信。同一部戏的语言和对话在不同脚本中差别很大，不熟悉这部戏的人甚至会把它看成另一部戏。
戏中台词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演员们自己造成的，他们用意思相近的词语代替原来的词语，以适应他们自己独特的品味，这些变更的词语又会为了适应其他演员而被再次变更，如此以往，经过一段时间后，戏文变得与原文大相径庭，完全无法辨认。
而今我已经为自己购买了一部名戏的几个脚本（several acting editions of a celebrated play），尽管作品中的人物相同，但戏文之间的差异却几乎令人觉得它们是全然不同的戏曲，因此，翻译戏曲的某一版本的译者，很可能会遭到只知道其他版本的人的严厉批评。[20]
《中国京剧史图录》
除了《黄鹤楼》，司登得还翻译过两部京剧的故事梗概。
一是《仁贵归来》（Rên Kuei’s Return），讲述的是唐将薛仁贵从军归来杀死儿子薛丁山的故事，1874年发表于其翻译诗集《廿四珠玉联》。[21]
二是《四郎探母》（Ssǔ-lang’s Visit to His Mother），讲述的是宋将杨延辉冒着杀身之祸偷跑过关探望母亲的故事，1882年刊载于英文杂志《中国评论》。[22]
在司登得眼里，这两部京剧绝不会超过三国戏《黄鹤楼》。何以如此？这在《中国戏曲》中同样有迹可循。司登得说：
中国最好的戏曲是关于汉、唐、宋、明时期的事件。最受北方人欢迎的戏曲源自《三国志》（San-kuo Chih），该作讲述了三个国家的历史，它们生动演绎了汉代英雄的著名事迹，戏中的每个角色都为戏迷乃至所有中国人所熟知和喜爱。
由此，尽管他们并不总能跟上或完全理解全部对话，但却熟知情节、语言以及表演者后续动作的所有要点，并能敏锐地做出相应反应。这些戏曲多数是武戏（Military Plays），演绎的是三国时期的英雄和政治家，即便相去遥远，时至今日，他们的名字在中国人中仍是家喻户晓，他们的事迹依然被奉为楷模。
在这些杰出人物中，没人比赵子龙（Chao-tzǔ-lung）更令人钦佩，他是汉朝皇帝刘备（Liu-pai）手下的一位将军。赵子龙是中国英雄的完美典范，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狮心王（the Cœur-de-lion, the Bayard）。
据说他“全身是胆”（whole body was all pluck）；当今的中国人，如果他们不敢自吹胆量过人，就可以晚上坐在中国的戏院子里，尽情感受他人身上所具有的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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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司登得看来，中国最好的戏是三国戏；三国时期英雄辈出，但最著名的当属赵子龙。他对赵子龙的青睐，在两年前翻译的《廿四珠玉联》中就有体现。
该诗集共翻译了24首俗曲，其中两首与赵子龙相关：一是《长坂坡》（Chang-pan-po）；一是《赵子龙》（Chao-tzù-lung）。司登得为《长坂坡》添加了一个长长的注释：
下面这首诗的实际字句，可以在一本名为《长坂坡子弟书》（Chang-pan-po tzǔ-ti-shu）的小册子中找到。它们出自著名历史剧《长坂坡》。这首诗的内容可以在《三国志》（San-kuo-chih）或《三国演义》（San-kuo-yen-i）中找到。
后一部作品虽然不如前一部作品可靠，但大多数中国人读起来却更为愉快，因为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囊括了三国时期发生的大部分事件。许多戏曲源于该作，《长坂坡》只是其中之一。[23]
《黄鹤楼》虽然以表现孔明之智为主，但赵子龙是剧中重要角色，他胆略过人，只身一人陪刘备赴宴，司登得选译这部戏曲显然与赵子龙密切相关。
此外，这在译文中也有体现：全剧共翻译了6段唱词，第一段出自赵子龙之口，最长的一段也是赵子龙演唱。由此可见，司登得对三国故事的熟稔，以及对赵子龙的情有独钟，是他在众多京剧中购买和翻译《黄鹤楼》的重要原因。
司登得英译《黄鹤楼》在19世纪的西方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具有怎样的文化价值？这是翻译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难题。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做出回答。
第一，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保存了京剧《黄鹤楼》的文本资料与历史照片，具有一定文献价值。
《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伊维德卷
伊维德教授说：“司登得的著作距离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我们今天之所以关注他的著作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本身已经变成了历史文献。”[24]
他对司登得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其诗歌译介。这些诗歌不少来源于当时流传的“街头歌曲”，若非司登得的记录与翻译，这类口述文学早已失传。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相比于多版本保存下来的《黄鹤楼》，司登得翻译的《中国歌词》《廿四珠玉联》《活埋》等中国诗歌更有历史文献价值。
然而，结合《远东杂志》这一刊物，《黄鹤楼》在文献保存方面也有其独特之处。《远东杂志》经历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1870年5月至1875年8月，是日本创刊和发行期，其中，1874年9月30日6卷3期之前在横滨（Yokohama）出版，次月4期后改由东京（Tokei）[25]出版，前期共出版7卷98期。中间停刊一年。
1876年7月改版复刊，开始发行“新系列”(New Series)，出版地由日本迁至中国上海，同时在东京、香港发行，1878年12月停刊，后期共出版5卷30期。
《远东杂志》的显著特色即图文并茂，所刊图片并非传统的绣像插图，而是手工粘贴的蛋白照片。
据本人统计，该刊日本出版期间共刊载照片575张，上海出版期间共刊载照片177张，其中有4张照片涉及中国戏曲，分别是“中国演员”（Group of Chinese Actors）、“中国戏曲舞台”（Stage of the Chinese Theatre）、中国“戏班”（Theatrical Group）和“中国舞台服装”（Chinese Stage Costume），其中，“中国戏曲舞台”又被称为“广州路京剧舞台”（Stage of the Peking Theatre，Canton Road），附有详细的介绍（Illustrations）。这些照片虽数量有限，却是研究京剧艺术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远东杂志》所刊照片
“中国演员”照片附于《黄鹤楼》译文，直观地再现了当时的舞台形象。关于照片来源，编者在介绍中说：“本期所刊三位戏剧演员的肖像,是广州马路（Maloo）戏院里真实演员的剧中扮相”，又说：“本期所刊戏曲是中国各大剧院经常上演的剧目之一；当地戏迷能立即认出这些人物角色。”[26]
图中三位演员面墨傅粉，并排端坐。刘备（Emperor Liu Pai）居中，脸挂黑三，头戴王帽，身着蟒袍，腰围玉带，帝王扮相；其左孔明（Kung Ming），头戴八卦巾，身穿八卦衣，手执羽扇，道士扮相；其右赵子龙（Chao-tzǔ Lung），白面无髯，头戴白夫子盔，背扎靠旗，武生扮相。这张照片或为最早保存下来的《黄鹤楼》京剧人物舞台形象资料。
第二，司登得英译《黄鹤楼》推动了这部京剧的重译及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1929年，《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第11卷刊载了美国汉学家阿林敦（L. C. Arlington, 1859-1942）重译的《黄鹤楼》（Huang Ho Lou, The Yellow Crane Tower）。[27]
1937年，阿林敦译作被收入他与艾克敦（Harold Action,1904-1994）合译合编的《戏剧之精华》（Famous Chinese Plays），译者在唱腔上注明《黄鹤楼》是西皮二黄剧（A hsi-p’i érh-huang play）。[28]
《中国科学美术杂志》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书名雷同，在出场人物上，阿林敦译本与司登得译本完全相同；在结构上，两译本同样分两幕，第一幕五场，第二幕两场；在文字翻译上，阿林敦译本存在明显模仿司登得译本的痕迹。比如，关于第一幕第一场的舞台情况，司登得描述如下：
Interior of tents; raised seat in the centre, on which are writing materials, etc. Liu-pai enters from back, preceded by four eunuchs; these arrange themselves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ble. Liu-pai stands in front of it.
阿林敦描述为：
Interior of tent; raised seat in the centre, table with writing materials, etc. Liu enters from back, preceded by eunuchs; these range themselves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ble. Liu-pei stands in front of it.
由此可见，除了个别字眼存在差异，两译本对舞台布景、演员站位的介绍几乎完全相同。如果阿林敦没有参考过司登得的译本，很难想象两译本如此雷同。
两译本明显的不同有两处：一是阿林敦为译本添加了六个注释和两段尾评。二是阿林敦译本所附照片的三个人物分别是周瑜、刘备和赵子龙。
但是，这些译文之外附加的信息，没有影响译文本身的高度相似。故此，阿林敦如果不是在司登得译本的启发下重译了《黄鹤楼》，在脚本的选择与文字的翻译方面，必然也受到了他的深刻影响。
20世纪初期西方出版的中国戏曲集，大多收有此剧。由此可见，司登得英译《黄鹤楼》对于京剧英译以及三国故事的海外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能否进入西方人的汉学目录，是衡量一部作品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19世纪欧美世界最著名的汉籍目录著作，当推186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在上海出版的《汉籍解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说：“《汉籍解题》（在当时）实际上是西方有关中国文献的唯一指导，”“它是伟烈亚力博学多识和勤奋努力的不朽丰碑。”[29]
该作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介绍了两千多种汉籍，除了经史子集，还著录了多种中国通俗小说和戏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导论”（Introduction）部分介绍的“欧译中国作品”（Translations of Chinese Works into European Languages）著录了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翻译的《赵氏孤儿》等7部中国戏曲，文末附录了英国外交官德庇时（J. F. Davis, 1795-1890）提供的一份“中国戏曲书目”，该书目总共著录了32种作品，其中既有《长生殿》《西厢记》等单篇作品，也有《缀白裘》《元人百种曲》等戏曲文集。
这一书目最初见于1829年德庇时英译的《汉宫秋》（Han Koong Tsew），该作以单行本发行。
在《汉宫秋》的“序言”中，德庇时提供了书目著录的32种作品的拉丁文拼读和卷数，以及相关汉字在马礼逊编著的《华英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编号，伟烈亚力在《汉籍解题》中转载这份目录时，用汉字取代了编号，书目由此变得更加明确、醒目。
值得注意的是，德庇时戏曲书目所列第8种作品，即2卷本（2 volumes）的《黄鹤楼》（Hwang hǒ low），这是《黄鹤楼》在西方汉学书目中的最早著录。[30]德庇时、伟烈亚力的著录，必然提高了该作的知名度与关注度。
《汉籍解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1877年,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中文教授道格拉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 1838-1913）整理出版了大英博物馆所藏汉籍书目，题名《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
书目长达344页，著录了两万册汉籍，在当时被称为欧洲出版的第一部大型中文图书目录。
道格拉斯在“序言”中明确表示，编辑过程中参考了两部作品，其中之一即《汉籍解题》。[31]书目第50页出现了《黄鹤楼》，道格拉斯提供了以下信息:“周暟 Chow Kae 黄鹤楼 Hwang hǒ low. The Yellow Crane Pavilion. A Drama. 2 Keuen. 1795. 8°.”[32]
这一《黄鹤楼》显系乾隆六十年出版的“荫槐堂藏板”《黄鹤楼填词》，作者周暟在“凡例”中说：“是剧初意只填四出，兴之所至，遂不觉其多，竟成一部传奇。”又说：“此剧是填词，不是演剧。”[33]
德庇时、伟烈亚力著录的《黄鹤楼》，拼音书名、卷次与此相同，应是同一作品。他们著录的《黄鹤楼》虽然不是司登得翻译的京剧《黄鹤楼》，但《黄鹤楼》这一戏曲多次出现在西方大型书目，说明同类题材作品对于来华西士而言不难见到，同时，也有助于司登得关注该戏。
《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
司登得英译《黄鹤楼》最早走入的西方大型汉籍目录，是高第编著的《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该著首卷1878出版，末卷1924年出版，历时半个世纪，著录西方汉学著述七万余种。当代著名英国学者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在《中国历史手册》( Chinese History: A New Manual)中说：
尽管高第本人不懂汉语，他对欧洲或中国通商口岸出版的汉学著作却了如指掌，称赞《汉学书目》是汉学领域“公认的优秀书目”（the standard bibliography）。[34]
《汉学书目》著录的中国“各种戏曲作品”(THÉÂTRE. Ouvrages Divers)，以《元人百种曲》所占篇幅最多。但在《元人百种曲》之前，高第首先罗列了十余种中国戏曲作品，其中4种出自司登得之手。
在这4种著述中，除了《中国戏曲》《仁贵归来》和《黄鹤楼》，还有《远东杂志》1876年第4期刊载的照片“广州路京剧舞台”，照片是《中国戏曲》一文的插图，刊末所附相关说明与《中国戏曲》对京剧舞台的介绍内容一致，或许同样出自司登得之手。[35]
由此可见，无论是著录的位置顺序，还是作品总量，司登得的中国戏曲作品均格外引人注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汉学书目》对于司登得英译《黄鹤楼》的著录，必然为这部译作在欧美的后续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三国演义英译文献研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九世纪《三国演义》的英译与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BZW068。初稿完成并提交于2018年12月，2019年春在多个戏曲学术会议论坛宣读，并作为新文献在中国人民大学课堂上分享给本科生和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