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返上海
自重庆东返上海后，我曾去过苏州，最早的记忆便留在了那里。人们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我对苏州最初的印象，只是铅灰色的天空、潮湿泥泞的碎石小路、阊门祖居油漆剥落的大门、身后黑洞洞的厅堂、门前穿梭而过的挑夫和站在门口看街景的无聊的我。近四十年后，作为中国中央电视台专题部的编导，为拍摄第一个美籍华裔太空人王赣骏访华的三集专题片《故乡行》，我才有机会重返苏州。东道主带我们参观了苏州园林。那秀丽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虽然和我幼儿时期对苏州的印象大相径庭，但我相信那都是真实的苏州。离开大后方重庆，我家在上海虹口天同路寿荫坊四十三号安顿下来。那座房子的大门是黑色的，门里是个被上海人称为天井的极小的院子。天井的右边有棵枇杷树。房子是一座两层的建筑。一进小楼，一层是客厅，穿过客厅右前方的房门便是灶间，灶间有个后门。楼梯夹在客厅与灶间当中，上楼右手是灶间上面的亭子间，左手是客厅上面的一间大卧房。父亲的伯父和伯母，被孩子们叫作“阿爹”和“好婆”，这是江浙人对祖父和祖母的称呼。他们无儿无女，一直由我父母赡养到终老。最受“好婆”宠爱的大弟跟“好婆”和“阿爹”住在亭子间，我和大哥、二哥跟母亲住在大卧房。抗战刚刚胜利便去美国进修的父亲，一九四六年冬天才回来。从我记事起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前，父亲似乎与家人聚少离多，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不是很多。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八年底，我从两岁长到五岁。在上海寿荫坊居住的日子，并没有给我留下很多童年的欢乐。八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共两党又打了四年。寿荫坊房子的玻璃窗上，贴满了米字形的白纸条。长大了我才明白，这是怕玻璃碎片横飞时伤了人。那时，能买到大米似乎是家里的一件大事，而米饭又都是有霉味的，还尽是砂子和稗子，所以，天天看见“好婆”在窗下的红木饭桌上拣米。每天都有来要饭的叫化子敲门。北方的冬天，即使外面冰天雪地，可一进到屋子里，因为有火炉、火炕或火墙，总还是暖和的。而江南的冬天则阴冷潮湿，屋里又没有取暖设备，晚上只能靠个黄铜的“汤婆子”或热水袋暖暖手脚。不过，对江南难熬的冬天，我是到八十年代初才真正领教。那次是电视台专题部的摄制小组去常熟采访，正值严冬，工厂领导盛情地请我们吃“大盘子”，刚出锅的热炒，一端上桌子就成了冷盘，我浑身发着抖吃完了那顿冰凉的午餐。晚上在招待所里，我把一屋子六张空铺上又冷又潮的棉被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直到早上仍手脚冰凉。内战时期的上海，能升得起炭盆的家庭就算得上家道小康了。那年月，大人常讲马路上又冻死了人，所以，每次上街，只要看见斜靠在路边的人，我都以为是冻死的“倒卧”，害怕极了。但是，童年总有童年的欢乐。一九四八年夏天，有一次，因为暴雨成灾，马路上和弄堂里都变成了“河”。娘姨把我和二哥放到大木盆里，推着我们去上学，像坐船一样。中午，她还用一格摞着一格的手提铝饭盒给我和二哥去送饭。放学回家，我光着脚丫到弄堂里去淌水。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里，脚下的水看上去似大海，像天高一样深，我生怕“掉”进去，既紧张又刺激。弄堂里有一个坑，但发大水的时候是看不见的，我“噗通”一下掉了进去，着实吓了一大跳，又弄湿了裙子，怕回家挨骂，只好跑到弄堂尽头一个高高的废墟上，坐在那里晒太阳，晒干了衣服才敢回家。早年，在上海霞飞路黄陂路口有一家红叶照相馆。那是我的小叔叔和父亲出资开设的，解决了我的堂姑、三阿爹、阿爹的就业问题，也帮助了父亲一个陷于困顿的老朋友的家计。我的一张手工着色、被卷了头发、像个小大人似的大照片陈列在红叶的橱窗里。当时，我并不认为那是我的照片，更不会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拍的了。每当我被带到红叶去玩的时候，总会有人问那是不是我的照片？和生人说话的感觉很新鲜，又都问我同样的问题，于是我很高兴去红叶，而且总是在橱窗前晃来晃去的，活像如今服装表演时伸展台上的模特。一九五六年，中国进行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造之势，使全国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和小业主，纷纷向党“表忠心”，“自愿”公私合营，还敲锣打鼓，高举彩旗，在大街小巷游行。我见到这次轰轰烈烈的场面时，已经定居在北京了。父亲后来说，一九五零年初，他曾考虑让红叶停止营业，但当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力图整顿经济上的烂摊子，不准关张造成失业。我家定居北京后，小叔叔来找父亲提及过红叶的事。我听说，他们决定将全部资产送给职工，由一位沈姓职员负责经营。我猜，这一定是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的那次运动前不久的事。我的那张大照片，早年曾在北京家中挂了好一阵子，后来在装箱托人带往美国时，连箱子一起丢失了。我的求学生涯，是到上海一年后开始的。三岁那年冬天，我被母亲送进了幼儿园。在那所幼儿园里，小孩子们每天都不给脱去厚厚的棉袍，就让在地铺上睡很长时间的午觉，睡不着也得硬躺着，一出声音就会被老师“吼”。老师则扎堆在一旁大声聊天。我觉得老师很不喜欢我，因为常常在她们聊得正欢的时候我要“坐马桶”。老师很不耐烦，给我穿裤子的时候，像提着口袋想往里多塞些东西似的使劲地“蹾”。每次要“坐马桶”，我非得憋到忍无可忍时才敢说。我觉得自己总要“坐马桶”是很不“乖”的事。我怕极了老师那恶狠狠的训斥和又推又搡的动作。十五年后，我已去了电视台，有一个春节，全家团聚，父亲调侃我：虽然我现在“人模狗样、头头是道”的，可小时候，连“早”和“晚”都分不清。每次他和母亲去幼儿园接我，我嫌接得太晚，想表达的是：“叫你早点来，早点来，你偏要晚点来。”可带着哭腔说出来的话却是：“叫你晚点来，晚点来，你偏要早点来。”这时我才说出当年“坐马桶”的不快。母亲说：“家里那时不是没有人带你，送你去幼儿园原来为的是让你好玩，早知道是这样，还不如不送你去了。”母亲大概感到我在幼儿园很不快乐，所以没有多久便给我退了学。我“失学”在家，“自由”了好一阵子。在热水瓶盖里种西瓜、往乌龟背上敲钉子、蹲在泡菜坛子边吃泡菜，我常常是二哥的好伙伴。更有甚者，我还和二哥一起，趁着阿爹睡觉时，到他的钱夹子里去“拿”钱买棒棒糖。阿爹睡在亭子间，他总是把自己的长衫盖在被子上，而钱夹子就放在长衫的口袋里。是二哥先发现这个吃棒棒糖的“资金来源”的。前两次都是二哥动手，我在旁边“观战”，然后同享“胜利果实”。第三天晚上，我去“独立作案”了，可刚一伸手，就被装睡的阿爹逮了个正着。他也不是个富人，可能接连两天发现钱夹子里本来就不多的钞票有所短缺，于是便计擒小贼。虽然母亲对两个学龄前“小贼”未加丝毫挞伐和训斥，但却想到是该送我和二哥进学校的时候了。那时，小学并没有入学年龄的限制。中国的歇后语说：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反正我在家里也是瞎玩，不如让我跟二哥一起去上学，跟得上班就学点东西；跟不上班，只当换个玩的地方就是了。于是，我一度成了二哥的同班同学。那年，我快五岁了。其实，二哥小时候绝少有特别出格的行为。一般来说，能够调皮捣蛋恶作剧的小孩都是“机灵鬼”，但二哥并没这份福气。他七个月早产，出生时不过三斤，放在暖箱里才得以成活。初生的二哥被父母叫作“三斤子”。长大成人后，二哥之所以是四个兄弟中个子最高的，完全是由于母亲注意到他先天不足，对他格外照顾所致。母亲曾让当时在美国进修的父亲给他寄回不少大钙片和含钙的“大力果奶粉”。正因为吃了太多的钙，他的骨头特别硬。小时候，从来不打孩子的母亲常说：“我可不愿意打大蜀，打了他我的手疼。”但是，二哥的智力毕竟还是受到了早产的影响。对二哥来讲，“功课好”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在二哥成长的过程中，我“抢尽风头”，虽然没有我的任何错误，但长大以后，总使我对他怀有深深的同情。我和比我大两岁八个月的二哥同班，自然令他感到很没面子，放学回家，便天天向母亲告状，说我什么都不懂，上课还乱动。对那段学生生涯，我只记得我的座位在教室的最后面。那个时代中国的人口只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学校里也不会人满为患。我们教室后面的两三排空位子，都成了我的地盘。上课时，我常在空位子上窜来窜去，挺自在的。现在想想，我该是班上最矮的，理应坐在第一排，何故把我放在最后面？或许母亲是这样对老师要求的？可能老师也没把我当回事？没准二哥告的状基本属实？总之，那段学生生涯的烙印是，我从滑梯顶上栽下来，在左腿的膝盖上留下个一寸长的伤疤，至今清晰可见。那段学生生涯的收获是：我对国语注音字母一窍不通，似乎从来没学过，而这正是那个年级该学的。现在，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在美国办的中文学校，仍然使用国语注音字母教学。
吕大渝女士摄于美国家中
作者简介：吕大渝，女，1943年出生于重庆，祖籍江苏苏州。原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少年时因其独特气质和姣美容颜而常被选出在外事活动中向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元首敬献鲜花。
10岁时拍摄了电影《祖国的花朵》，其中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被传唱至今；1960年，17岁时在众多候选人中独占鳌头，进入中央电视台，与沈力、赵忠祥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为开创中国的电视事业贡献了美好青春。现定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