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外译 || 英语学界对《水浒传》叙事结构模型的认识与建构
英语学界对《水浒传》叙事结构模型的认识与建构
谢春平
（赣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水浒传》的结构问题长久以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英语学界的学者韩南、李培德、浦安迪与吴德安诸人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论文通过文献考察、历史辩证与比较分析的方法，就英语学界对《水浒传》的结构模型所作的研究进行梳理、展开讨论，对他们的观点作出批判性思考。这有助于我们比较完整地认识、把握英语学界对《水浒传》叙事结构模型的研究，而且能够为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外来的参照与动力。
[关键词]英语学界；《水浒传》；结构模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英语世界水浒学史研究”（17BWW024)、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水浒传》在英语世界的研究”（16WX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春平（1979—），男，博士，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汉学、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
一、引言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扛鼎之作，自成书至今，《水浒传》的结构艺术问题在中国学界引起很大的争议。肯定者说其结构严密、是个有机的整体，如李开先称其“委曲详尽，血脉贯通”[1]167；郑振铎认为小说“结构原是一个很严密的组织。就全部观之，确是一部很伟大的很完美的悲剧”[2]119。批评者则认为《水浒传》的结构正如鲁迅评价《儒林外史》时所说的那样，“虽云长篇，颇同短制”[3]150，实在算不上结构完美的长篇小说。对此，茅盾就曾指出，小说中不同的人物故事完全可以拆分开来，因而“从全书来看，《水浒》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结构”[4]。从整体来看，国内学界对《水浒传》叙事结构艺术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小说的结构是不是有机的结构。
与中国学界的情形大体相同，英语学界的批评者像赛珍珠、浦安迪等人，刚开始关注、研究《水浒传》的叙事结构时，基本上也认为这是一部结构松散的小说。如赛珍珠所指出的，对西方的读者与批评者来说，《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弱点就在情节结构方面：
对西方评论界来说，这三部（指《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笔者注）长篇的缺点和优点同样明显。主要的弱点在情节方面。情节特别复杂，还有很多次要的情节处理得很糟糕。人物众多，出现了一会，就从接下来的几章中消失，一直到小说结尾处才又不经意地露面，或者干脆都不再露面，有关线索就断在那里。结果，小说变得拖沓冗长，毫不协调，有时是一片混乱。[5]30-31
此观点的提出，既有小说文本自身的原因，也是以西方文学标准为参照的结果。赛珍珠在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所作的《中国小说》的演讲中就说：
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中国小说并不完美。它们总是没有自始至终的计划，也不严密，就像生活本身没有计划性和严密性一样。它们往往太长，事件太多，人物太拥挤，材料中事实和虚构混杂，方法上浪漫传奇与现实主义交融，结果，一种不可能出现的魔幻或梦幻的事件可以被描绘得酷肖逼真，以至使人违背一切理性去相信它。[6]32
用所谓现实主义的或浪漫主义的理论观念来批评、衡量《水浒传》等中国小说的叙事艺术，这是英语学术界中国文学研究中“以西释中”的典型案例，也是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具体表现。
不过，即使英语学界的批评者如赛珍珠等人认为《水浒传》是一部结构松散的长篇叙事文学作品，但随着对中国文化与文学传统研究的不断发展、深化，不少批评者逐渐认识到中国古典小说在叙事结构艺术上的民族特质，从而把研究的视角逐渐转向中国文学本身，并从中国文学传统的历史发展来寻找阐释的依据。正是从“以西释中”到“融合中西以释中”这一学术理路的转变，英语学界在《水浒传》叙事结构艺术的研究上逐渐找到了新的阐释起点，从而抛却简单的“不严密”、“拖沓冗长”与“松散”的认识，把研究重心转向探索《水浒传》的叙事结构模型与基本结构原则上。
就《水浒传》的结构模型，英语学界自韩南到浦安迪，前后之间大致提出了四种不同的看法。不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相通性还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具有基本的一致性。这在下文的讨论中就可看到。其中，夏志清的论述非常简略，他认为“《水浒传》的结构是综合型的”，而且“它的艺术性比直叙史实的《三国演义》要略逊一筹”[7]71。夏志清对此问题未作更深入的探讨，就不再展开。其他三种观点依次是由韩南、李培德、浦安迪与吴德安提出的。下面，笔者就按此顺序展开论述。
二、韩南论《水浒传》的“联合布局”与“顶层结构”
1967年，韩南(Patric Hanan)在《早期中国短篇小说》一文中曾就中国早期短篇小说与《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章回小说展开过比较研究，并对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布局的发展作过一个简略的论述。在分析论述过程中韩南提出，像《水浒传》这一类型的小说，在情节结构上属于“联合布局作品”（linked works）[8]203。所谓“联合布局”小说，是与“单一布局小说”（unitary fiction）相对而言的。韩南认为，这两种小说结构布局的区分，主要表现在文体形式与情节方面[8]200。
根据韩南的论述，所谓“单一布局”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情节无论如何复杂、曲折，结构布局仍是完整一体的；如果从中抽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就会破坏故事情节的完整性。[8]183
“联合布局”则不同，韩南说：
情节只是一系列松散地连合在一起的故事片段的框架，其中的某些内容移除之后，对故事的整体布局不会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这些不同的部分本身皆可成为独立的小布局。[8]183
这就是韩南所说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单一布局与联合布局”（the unitary plot and the system of linkedplots）的各自特征及区别。
在韩南看来，《水浒传》不仅具有“联合布局”的结构模型，还具有把不同部分的“联合布局”的人物故事情节统一起来的“顶层结构”（superstructure）。韩南以小说中的武松故事为例说明，武松的每一段历险故事差不多都构成一个近乎完美的单一布局，对文本中的某些内容进行删节、剪裁，并不妨碍情节的完整。而且，虽然讲述武松故事的若干章回是自成一体的联合布局，但它们又与其他联合布局（如讲述宋江故事的那些章回）相互环扣在一起。而贯通这两个不同的联合布局之间的纽带则是这两主角的偶然相遇。[8]183-184根据《水浒传》中反复出现的这种情节结构布局方式，韩南指出：
在《水浒传》及其他相似的作品中，有一个我们称之为结构之上的“顶层结构”，它把各个联合布局组织在一起。《水浒传》中，英雄们的聚合，从开始造反到结束，所有这些都是操控不同联合布局系统并把它们组合成一体的“顶层结构”。[8]184
根据韩南的论述，笔者以为我们其实可以把“联合布局”看作是《水浒传》的小结构，而“顶层结构”则是统管整部作品、把各个不同的联合布局组织成一体的大结构。在小结构里面，作者不断把梁山好汉个体演绎在读者眼前；在大结构里面，作者则把所有这些英雄们聚合在一起，也就是作品中多次描写的、规模逐渐发展壮大的“聚义”。像第十五回“公孙胜应七星聚义”，第四十回“白龙庙英雄小聚义”，第五十八回“三山聚义打青州”，这些回目中的叙事，作者就是把分散各地的英雄们不断地聚合在一起，最终达到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鼎盛局面。换句话说，英雄们的由散而聚，再由聚而散，也就是韩南所说的英雄主角的偶遇，以及他们从开始造反到结束，这就是韩南提出的贯串整部作品的“顶层结构”。
三、李培德论《水浒传》的“主题单元”与“环状结构”
1977年至1978年间，李培德（Peter Li）连续在两篇文章中讨论了《水浒传》的叙事结构模型问题[①]。在这两篇文章中，李培德吸收了韩南的“联合布局”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水浒传》的基本叙事结构模型是“联合布局”（linked-plot）的“环状结构”（亦译为“环状链”或“环状序列”结构）的观点[9]80。他指出：
《水浒传》是由一系列叙事环构成的，每一个叙事环由不同的英雄为主角。《水浒传》前七十回由八个故事环所主宰，这八个故事环以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等八位重要英雄为核心。[10]39-51
根据李培德的意见，小说前七十回中的八个联合布局的故事环分别是这样的：第三至七回，以鲁智深为核心进行叙事；第七至十二回，以林冲为核心展开叙述；第十二至十三回、十六至十七回，以杨志为叙事中心；第十四至十五回、十八至二十回，以晁盖为叙事中心；第二十一至二十二回、三十二至四十二回，宋江是故事的主角；第二十三至三十二回，武松是故事的主角；第五十四至五十八回，小说围绕着呼延灼展开叙述；第六十至七十回，则围绕着卢俊义展开叙述。[9]80-81李培德所说的这些以某一英雄为核心的故事环，按中国学界的认识其实就是小说作者从史书借用来的“人物列传”书写体例。
谈到《水浒传》前七十回里的叙事“环状链”，李培德认为：“这个环状链是由劫持、营救与对抗朝廷等行动元素联缀而成的。”他同时指出：“我们必须承认，与相互交织的叙事线索相比，这种联合布局的叙事体系，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种比较松散的结构形式。”[10]39-51但即便如此，李培德仍然指出：
即使小说的内部结构存在这样的缺点，但《水浒传》里矛盾冲突与解决的总体方式还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矛盾冲突的双方，一个是法律意义上的“正义的”逃犯，一个是腐败、专制的朝廷。在第一至七十回中，冲突的模式形成；随着众多好汉的出现，以及他们的组织势力变得越来越强大，矛盾冲突的张力也随之增大。当一百零八好汉全部汇聚在一起时，梁山势力达到了顶峰。不久之后，在七十五至八十回中，朝廷先后派出童贯和高俅去镇压这帮英雄。但梁山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他们两败童贯，三败高俅。然而，在第八十二回里，当宋江接受朝廷的招安时，就找到了解决双方对抗、冲突的办法。此时，情节继续展开。诗性正义（poeticjustice）需要这帮好汉获得更大、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胜利。因此，他们展开征四寇行动，并取得成功。冲突的最后解决就是宋江死于高俅与童贯的阴谋。[10]39-51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培德进一步指出：
虽然联合布局体系让《水浒传》的内部结构存在这样的不足,但通过主题单元、矛盾冲突与解决的总体方式、地理聚焦以及好汉们的总体目标诸因素的结合，小说却拥有一个强大的外部结构模型。[10]39-51
根据李培德的论述，我们可以把“环状结构”分为两层，一是主宰整部小说的大的“外部结构模型”（external pattern），或者说是“整体结构模型”（overall pattern)；一是以不同英雄人物为主角形成的小的“故事环”（story cycles），也就是“内部结构”（internalstructure）。而以不同英雄为主角形成的各个“故事环”又构成了叙事过程中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主题单元”（unity of theme）。然而，由于联合布局之上的“顶层结构”的支配、协调作用，这些看起来相对独立的叙事“主题单元”实际上又有一条强大的线索把它们相互扣合在一起。
从总体上来说，《水浒传》是在“顶层结构”的主宰下，由不同的“故事环”扣合在一起而形成一部完整的作品。不过，李培德提出，小说前七十回的八个联合布局是以八个重要的英雄为叙事核心，后四十回的四个“故事环”则是以英雄们的群体行动——征四寇为叙述的关键要素。第八十三至九十回叙述接受招安后的梁山好汉征辽，第九十一至一百回写他们征田虎，第一百零一至一百一十回写征王庆，第一百一十一至一百一十九回则讲述征方腊。对后四个叙事环，李培德说：“这种叙事模型没有遵循特别的逻辑，只是重复而已。除了最后征方腊时一百零八好汉十死七八之外，每次出征基本没什么区别。”[9]82从《水浒传》后四十回的内容来看，李培德之论不虚。
在讨论中，李培德还指出，小说第七十一至八十回并不属于环状结构叙事模型。他说：“在第七十一回作品的高潮部分，这种环状模型结束了。”[9]81李培德以为，小说作者在这一部分写“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是为了点明这些英雄作为一个群体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共同目标，而最根本的是要揭示出他们的聚义并非偶然而是天意使然。这就与小说开篇的楔子相呼应。而这样写显然是强大的外部结构在起作用。同时，这也是“顶层结构”把原本分散的、相对独立的各个故事环凝聚成一部意义完整的作品的内在需要。
至于两败童贯、三败高俅的那些章回，李培德说：“第七十五至八十的中间六回有一个不同的结构；在这里，叙事的环状链变成了对五场相连战役的快速描写。”[9]81李培德以为，在这几个章回中，梁山好汉先后与童贯、高俅带领的朝廷军队展开正面较量，一方面使矛盾双方的问题和大规模冲突爆发出来，另一方面则展现出好汉集体的本领和才能。这些章回的叙述，特别是写“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李培德说：“如果作品里有第二个高潮的话，这肯定就是那个高潮了。”[9]81在李培德看来，小说中这些内容的叙述其实就是要推进对立双方矛盾、冲突的解决。如上文引用的李培德的论述那样，“在第八十二回里，当宋江接受朝廷的招安时，就找到了解决双方对抗、冲突的办法”。很显然，《水浒传》故事情节的发展正是以梁山好汉的接受招安作为一个大的转折的。按李培德之论，正是这个招安，小说后四十回的叙事又返回到环状结构的轨道[9]81-82。不过，小说叙述征四寇时的叙事单元的主题，已不再是前七十回里演绎的英雄们的不断相遇、聚义的兄弟之“义”，而变成了对“忠”的描写。
综合李培德的论述，笔者以为，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水浒传》的情节结构：
首先，作者以重要的英雄人物或事件为叙事的核心，形成一个个不同的故事环，而这些不同的故事环又形成一个个不同的叙事主题单元。这是李培德提出的小说叙事环状结构中的一个层面，也就是作品的内部结构。不过，《水浒传》的内部结构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不同的故事环是相对独立的，正如韩南提出的联合布局那样，就是把其中的重要内容抽掉，也几乎不会影响作品的完整性。这个时候，小说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外部结构来控制全局。
在李培德看来，《水浒传》强大的外在结构模型是由主题单元、矛盾冲突与解决的总体方式、地理聚焦以及好汉们的总体目标等多个要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而其中的关键要素则是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先是梁山好汉集体接受招安，再就是好汉们的不断亡散，终至于宋江的被毒杀。这时，对抗双方——忠义英雄与奸臣贼子——的势力就完全失衡，矛盾也得以基本解决。换句话说，《水浒传》强大的外部结构，最根本的就是由对抗双方矛盾、冲突的产生到不断解决的过程所主宰的。而这也为我们理解阮小五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提供了一个路径。从根本上来说，《水浒传》中矛盾冲突的双方并非所谓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而是作者赞颂的像宋江这样比较接近儒家人格理想的忠义之士与“酷吏赃官”的代表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
四、浦安迪论《水浒传》的多重结构
——从“神话框架”、“撞球式”结构到“聚而复散”的结构模式
就《水浒传》的叙事结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浦安迪（Andrew H. Plaks）认为虽然情节曲折，但总体布局是比较松散的。因此，浦安迪指出，像李开先称赞该作品“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天都外臣称赞它“……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金圣叹赞美它“……其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所有这些“盛赞作者在结构操纵上得心应手”的赞誉之词，不知其根据何在[11]304。即使浦安迪质疑《水浒传》是一部结构完整、精美的作品的观点，但他也指出，通过对小说文本的总体框架以及在此文本总体框架之内较大的结构划分的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那些源自民间的叙事素材貌似是杂乱、随意拼凑的,但最终却会让我们强烈感受到编撰者对这些故事片段所作的精心安排[11]306。由此可知，虽然像韩南、李培德所提到的那样，小说里面不少联合布局的叙事单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水浒传》的情节结构编排还是很有讲究的；在创作过程中，小说作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采取多种结构技巧来处理人物故事素材。
首先，浦安迪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小说开头的结构作用。浦安迪指出，《水浒传》作者在小说开篇的“引首”与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里面，就为整部作品铺设好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神话框架”（supernatural framework）的叙事纲要[12]306。在浦安迪看来，小说开头的这个神话框架具有很重要的结构作用，虽然这部分内容与作品主体是截然分开的，但它却照应后面的故事，并为推动情节的发展提供某种超自然、超因果的叙事逻辑。而且，在反讽理论的指导下，浦安迪说：
作为小说主体的补充，楔子对后来故事情节的发展具有反讽影射的作用：它预先就提醒读者，这部小说对民间传统英雄的处理未必就与人们极其简单化的期待相符合。[11]306
按浦安迪的论述，《水浒传》开头的这个“神话框架”正是统领小说叙事的宏大结构。撇开浦安迪的反讽论，笔者认为，在这个框架下，作品前七十回叙述梁山一百零八好汉的不断聚合就具有内在的叙事动力。即使在现代人眼中，梁山好汉招募秦明、朱仝、卢俊义等人时太过残酷，完全违反了英雄信条，但在作者的创作中，英雄们的相聚是契合上界星辰的行为，是天意使然，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上梁山，都是这一百零八好汉的必然命运。事实上，在笔者看来，《水浒传》中的这个“神话框架”是把韩南所说的小说文本中各个联合布局扣合在一起的最根本、最内在的“顶层结构”。正是在这个“神话框架”的叙事纲要中，分散各地的英雄才能不断相遇，梁山的势力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并在一百零八好汉聚齐时达到鼎盛，也才能最终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与北宋王朝分庭抗礼。也正是在这叙事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后面的受招安、征四寇，也才可能在众好汉不断亡散的过程中演绎浦安迪提出的“聚散兴亡”的“空无”主题。而作品里演绎的“万事皆空”主题，显然是通过浦安迪所说的“聚而复散”的结构模式展现出来的。下面就来讨论小说的“聚而复散”叙事结构。
浦安迪认为，明代小说具有“一般美学”（the general aesthetics）特征，那就是在叙事结构与故事情节长度的处理上，保持着某种“显著的数字平衡感与对称性”[11]306。在浦安迪看来，《水浒传》不管是100回本还是由其衍生出来的120回本，抑或是金圣叹腰斩的70回本，都保持了结构上的这种平衡与对称。而小说结构上的平衡与对称是与故事叙述、主题揭示紧密相关的。按浦安迪之论，根据明代小说的一般美学特征，《水浒传》前半部分既然叙述了英雄们由散而聚、梁山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后半部分必然要叙述众好汉的零落衰败。对此，浦安迪说：
虽然在梁山好汉的势力发展到鼎盛时，小说叙述戛然而止似乎很轻易就把作品结尾几部分删削了，但实际上，根据明代小说的一般美学，它仍隐含着这帮结义兄弟必然分散凋零的后续叙事。[11]306
根据浦安迪提出的《水浒传》结构上的平衡与对称特点，再结合他的上述讨论，可知，梁山好汉的“由散而聚”到“聚而复散”，这是贯穿整部作品的重要结构模式。这种“聚而复散”的结构模式与作品开篇设立的“神话框架”的叙事纲要相结合，就构成了《水浒传》的总体叙事结构模型，也就是上文李培德所说的作品强大的外部结构。
在浦安迪的研究中，《水浒传》既有宏大的总体结构模型，同时也有构成总体结构模型的具体的结构形式。根据浦安迪的研究，小说的具体结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撞球式”的结构模型（structural pattern of the billiard ball），一是以十回为节奏的基本叙事单元（ten chapters each,ten-chapter rythms）。
浦安迪认为，《水浒传》最初数回讲述王进、史进、鲁智深和林冲等人种种惊险曲折的经历时，小说作者就建立了他喜爱的“撞球式”结构模型。那什么是“撞球式”结构模型呢？它又有什么叙述功能呢？对此，浦安迪指出：
所谓“撞球式”结构模型是这样的，叙述焦点依次变动，按照叙述焦点的变化，先沿着一个主人公的经历发展叙述下去，直到他遇上了另一个主人公，于是就跟随后者冒险事迹的新路线进行叙述，而把前者撇下，或许在后来的某个时刻又提到他。[11]309
对这一结构模型的叙述功能，浦安迪如此说：
这种不连贯的情节发展有时显得混乱无序，但事实上它隐藏着一种非常重要的叙述功能，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为主宰小说文本意蕴的形象再现方式奠定了基础。[11]309
这里提到的形象再现方式，在浦安迪的反讽研究中是人物塑造的一种主要方法。在此不展开讨论。
浦安迪提出的《水浒传》中以十回为节奏的基本叙事单元，类似于韩南提出的“联合布局”结构模型，与李培德提出的叙事“主题单元”则基本一致。根据浦安迪的论述，这种叙事单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前七十回以几位重要英雄人物为核心，后五十回则以梁山好汉的集体行动为中心[11]306-307。这和李培德的论述几乎一样。
普林斯顿大学出身的吴德安（Swihart De-an Wu），在《水浒传》结构研究上深受浦安迪的影响，因而他的观点与浦安迪比较接近。在此，笔者一并讨论他的研究观点。吴德安认为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是由多种叙事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的。首先就是“开放性部分”（the opening section）。在吴德安看来，《水浒传》中具有结构功能的开放性部分，不仅包括浦安迪提到的“楔子”或是“引首”。该论者认为，现存的接近小说原本的一些小说版本，每回开头保留的类似于“楔子”的“入回诗”（a poetic opening section），也具有构建小说文本结构的作用[12]73-74。从保留有“入回诗”的容与堂百回本《水浒传》来说，每回开头的这种开放性部分，在小说文本结构布局上，的确有衔接过渡的作用。
事实上，不仅“入回诗”具有衔接过渡的结构功能，小说作者在每一回结尾的“有分教”部分所作的交代，其实也具有类似的结构功能。对《水浒传》每一回结尾部分小说作者所作的这种具有指引性功能的交待，乔什·维托（Josh Vittor）指出，“这种回末问题担当着重要的叙事手段，提供了把各回连接起来的艺术凝聚力，从而使各回之间不会显得毫无关联。”[13]160只不过，作者抛出的这些“回末问题”，它们构建小说文本叙事结构的功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局部而已。
在吴德安的论述中，《水浒传》里构筑小说整体结构的要素除上述“开放性部分”之外，还包括“集体列传形式”、“人物配对原则”与“人物拆分原则”等人物描写手法的运用，以及平衡对称原则与时空布局方法的应用等。
五、结语
上述英语学界诸位批评者，立足于中国叙事文学传统，较好地开拓了对《水浒传》叙事结构的研究，提出了比较新颖的观点和主张，为我国研究者认识《水浒传》独特的结构艺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来源。
综合韩南、李培德、浦安迪与吴德安等人的论述，笔者认为，《水浒传》的结构模型是多重的。简单说来可分为统领整部作品的宏大的外部结构与构成相对独立的故事环的具体的内部结构。前者包括韩南提出的“顶层结构”、李培德提出的“总体结构模型”与浦安迪提出的“神话框架”和“聚而复散”的结构模型，后者则包括这三位批评者提出的“联合布局”“环状链”与“主题单元”以及“撞球式”等叙事结构模型。
就韩南、李培德、浦安迪等人的研究观点来看，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文学传统语境中《水浒传》独特的叙事结构艺术，这种叙事结构与西方古典文学的线性叙事传统有质的不同。《水浒传》的叙事打破了时间线性的局限，充分发挥了空间在小说结构中独特的叙事功能。此外，《水浒传》别具一格的叙事结构也是深受中国传统叙事理念影响的结果。韩南、李培德的研究主要是从《水浒传》这一具体的文学文本展开的，浦安迪则深入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理念层面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挖掘。浦安迪提出的“神话框架”与“聚而复散”的结构模式，很显然是中国传统神话思维与因果命定观念的体现，也是中国人对人事发展中“盛衰兴废”认识的具体体现。事实上，不仅《水浒传》贯穿这样的叙事理念，《三国演义》《金瓶梅》与《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中同样如此。
注释：
[①]前一篇文章是《三国》和《水浒》的叙事模型，Peiter Li, Narrative patterns in San-Kuo and Shui-hu，Plaks, Andrew. Ed. Chinese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后一篇文章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与“《西游记》与《镜花缘》”，Winston L. Y. Yang , Nathan K. Maoand Peiter Li,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Water Margin,” and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Flowersin the Mirror.” ClassicalChinese Fiction: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 London: George Prior Publishers,1978. pp39-51.Literature Criticism from 1400 to1800. Ed. Lynn M. Zott. Vol. 76. Detroit: Gale, 2002. From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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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inston L. Y. Yang , Nathan K. Mao and Peter Li,“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Water Margin,”and“Journey to the West and Flowers in theMirror.”Classical ChineseFiction: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M]. London:George Prior Publishers, 1978.
[11] Plaks,AndrewH.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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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Josh Vittor,Incoherence and Intoxication:Alcohol as s Rare Source of Consistency in Outlawsof the Marsh.“Women and Men, Love and Power: Parameters ofChinese Fiction and Drama”[C]. Sino- Platonic Paper, edited by VictorH. Mair, 193, Novermber, 2009.
[责任编辑 董明伟]
文章来源：《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