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篱‖哑巴（铜川女作家东篱长篇小说《香》第十章）
星期天老小伙突然硬要带我去爬山。
“你看那山多漂亮，上面有个小亭子，好像有人在那里坐，我们也到那里坐一会好吗？”
顺着老小伙手指的方向，川口东边的山上，郁郁葱葱的松树间，果然看到一角红色的小亭，斜立在山坡的一侧。右面，一户农家乐的青色砖墙也横亘在半山腰上。
春天总算来了，满山的青绿，象巨大的绿毯，哗啦啦展开，从山脚一直铺到山顶。
果然是很美的山。
老小伙背着他的黄挎包，那个文革的遗物，上书鲜红的毛体“为人民服务。”这是他的所爱，走到哪都离不开这个象古董一样的黄挎包。中山装，黄球鞋，黄挎包，基本上构成了老小伙出门的必备行头。这身行头，使他显得那么不合时宜，那么老土。这一点也正是我心底轻视他的地方。他的才气被这古旧的行头掩盖着，真是可惜。
他还带着水。看来这次爬山是他早预谋好的，他一定是有话要对我说。
沿着一条小路开始向上走。他说如果能爬到山顶，从川口的山上可以走到他的学校里去。
“真的吗？“
“真的，秦州山连着山。”
他真适合当教师，他的话总是充满诱惑，用美好的前景给人提供动力。
走走歇歇，气喘吁吁，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来到军台岭的电视塔下。我们在塔下的一圈石台上坐下。此刻秦州城一览无遗，一条马路从南至北穿越整个秦州城，这是初春的时节，蜿蜒的马路就象细而窄的漆水河一般静静地流淌着。淡淡嫩绿的行道树相互交叉，几乎要把这路遮挡完了。秦州城的来龙去脉与曲伸延展，沿着行道树形成的绿色河流看得一清二楚。
比起和瘦高男在公园山上看到的秦州城又是另一番景象。那是灯火阑珊的夜晚，而此刻正是春阳高照。四月的天温煦可人，花的香和树木的香都已酝酿到了极致，接下来就要结果子了。
脑海里忽然冒出了美国诗人艾略特的诗句：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残忍的四月，又让我想到了瘦高男，从冬天到春天，他已经走了那么久了，他是否还活着？
山下秦州城林立的高楼像模型一样，我在那当中寻找和他分别的那个银行，终于看到了中国建设银行的字样在一座垂直的高楼顶昂然横立。我想接着去寻找我和他分手的那个大门，大门前的台阶，但那是根本找不到的。
我的眼泪又出来了。
老小伙拉我一起坐下来，帮我擦了眼泪，说你又想心事了。我不想和他说话，他的滚圆的眼睛镜片在阳光下发着光，晃着我的眼，让我感觉有点眩晕。
接下来他长叹了一声，做出了准备要语重心长地教育我的样子。我就知道他带我出来爬山是有目的的。一定是姑姑安排他来数落我的。
我不想听他说什么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这个如此善良厚道的男人的好意总是不领情，总是任性而直白地表达着我的排斥。
老小伙坐在土坡上，抬眼看着像炸炮一样倏地站起身的我，张张嘴，想说什么，但又咽了下去。他的目光含着悲悯，含着慈爱，又含着一种无可奈何。
那个时候的我，根本顾不得去体察这个乡土才子的复杂情绪。我的心思全部回到了瘦高男的身上。此刻我才发现，这个瘦瘦高高的男人已深深根植在我心里，想拔也拔不掉。
这段时间里，我不断地给张梅梅讲述瘦高男杳无消息的情况，每一次讲起来，都禁不住想哭。张梅梅对于我如此痴情很是不屑，总说我是个“瓜熊”。说我太傻了，怎么能相信这样的男人，也不嫌掉价。而我总是给张梅梅讲述瘦高男的种种好处。他给我洗脚，他的好听话。他说的我爱你等等。
“凡是说好听话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张梅梅言之凿凿地说。
接下来，张梅梅又举他和聂老师的例子。她说老聂这个人脾气暴躁，从不对她说“骚情”话。但每个月按时把工资一把交给她，由她安排家事，想买什么，想要什么，老聂从来不管。
“好男人不是靠嘴，是靠行为！”张梅梅语气肯定，节奏鲜明地说道。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脸都变了。”张梅梅让我去照镜子，“你看，你的脸是肿的，你的嘴唇是紫的。”
我审视镜子里的我，我倒是没有发现我的脸是变形的，嘴唇是紫的。我只是觉得眼睛有些肿。我的眼睛里有一种从心底灌进去的深深的忧伤。
我想起文学作品里所描写的那些得了相思病的少女，比如吐血而死的林黛玉。我第一次知道，世上果然是有这一种病的，它是要命的，它悄悄地置入身体的最深处，灵魂的最深处，拔不掉，去不除，任你灵丹妙语，任你高手大医，也医不好这病。
我确实是病了，我近来总是不想吃饭，或者是吃什么也觉得没有味道。舌尖总是有点苦味，口渴，嗓子半夜醒来时，里面呼呼地冒火，一大杯水一口气浇下去，也急忙扑不灭。所谓茶饭不思，饮食不香的描摹正在毫不掩饰地在我身上展现。
老小伙看我吃饭象猫一样，也忧心忡忡，他小心翼翼地夹菜给我，总是被我用筷子挡回去。我比较会欺哄这个老实人，人善得人欺，马善得人骑。没错，人性中有太多的污点和可恶之处。我也是这样，我怕姑姑，姑姑的眼睛一瞪，我立马就赶紧夹起菜吃起来，我装得吃得很香的样子，来讨好取悦姑姑。可对可怜的老小伙，我总是颐指气使，表情冷漠，面对他可怜巴巴的神态，我似乎没有丝毫的动心。觉得他做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并且是自找的。
就在刚刚，爬山的过程中，我似乎连老小伙的力气也比不上，小时候健壮得象牛犊子一样的我，却象是病猫一般，爬一个小坡，就要靠着树歇一歇，头上冒着汗珠。
“香，你好像有病了，脸色是黑的。”
清晨新鲜的阳光温暖地洒在我的脸上，像是透射镜一样，脸色的细微变化一览无余。
饱读诗书的老小伙一定说的没错，人的身体情况是能通过脸色反映出来的。老小伙绝不是在凭空杜撰，他的学问和识见都来自于书本。曾经当他和姑姑从山西离石回来的时候，他看到姑姑红扑扑布满光泽的脸，就得意洋洋地发表过他的高论。
他说，最好的脸色是白里透红，那表示人的健康。最可怕的脸色是黑色或者叫青色。如果一个人脸色晦暗，象是总没有洗净蒙着一层什么，抠也抠不下来似的，这个人基本就病入膏肓了。介于红黑之间的是黄脸色，黄皮腊瘦的，还有救，是贫血，阳气亏损，补一补还能上来。怕就怕面色黧黑，象发霉的蒸馍一样，那就危险了。
老小伙对我的判断不是危言耸听。我知道我确实是在生病，愁肠百结，心事浩渺。工作不顺利，爱情也不顺利。
瘦高男曾说过将来还想要去一个阿拉伯国家，为什么我没能记住这个国家的名字呢。是阿尔及利亚还是毛里塔尼亚？应当是毛里塔尼亚吧。因为那边正在打仗，有些重要人物出行才需要保镖。王秦川当保镖，会不会真的去了毛里塔尼亚？可是，王秦川，他能行吗？他倒是挺机灵，身手敏捷，但不是那种体大如牛的人，吓唬不了人，他会吃亏的。
又想起课文里的一篇文章，即《扁鹊见蔡桓公》。
扁鹊第一次见到蔡桓公，对蔡桓公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第二次见到蔡桓公，对蔡桓公说，“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第三次见蔡桓公，对蔡桓公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
而现在，聪明细心的张梅梅、博学广闻的老小伙，他们都看出了我的脸色不对，都看出了我内心深处正在一天天长大的病根。
他们都试图救我，像扁鹊一次次警告蔡桓公一样。
蔡桓公根本听不进去扁鹊的话，认为“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结果，他的病一点点地加深，从腠理到肌肤，再从肌肤到肠胃，再从肠胃伸入到骨髓，终至于一命呜呼。
那么，我呢？我怎么也和蔡桓公一样听不进去劝告呢？人人都说瘦高男是个骗子，可我却总不愿意相信。我总觉得他有难言之处，他不是专为骗我，他是真爱我的，我因此想念他不能停止。
“你是不是和他发生关系了？”
什么事都不能瞒过机灵的张梅梅，在她象锥子一般锐利的目光之下，我只好点头承认。
张梅梅一下子发火了。她腾地一声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你也太不自重了——你还是老师呢？你也不想想，他要是一直不回来，他要是把你甩了——噢，对，不是，你跟那种人根本成不了。你——你——你——”
张梅梅语无伦次，气得话也说不连贯了。
我和张梅梅一起参加工作，觉得她又聪明又善良，也比我有心眼，有时也觉得她太多虑，还有点小市民气息，想问题想的多。但她对人这种义气和真诚，不能不让人感动。象她这种为别人的事如此激动着急，如此义愤填膺，才是一种最难能可贵的品德，一种最值得珍惜的友谊。她是真的，不掺假的，不是应付的，表面的，虚与委蛇的。
她说，她和聂老师恋爱的时候，她们俩一起到西安去买衣服，晚上开了宾馆，她和聂老师一人睡一张床，他要求聂老师不要动她。聂老师答应了她才同意开宾馆。半夜，聂老师爬到她的床上，摸她的乳房，她一把就把聂老师推开了，聂老师说，我们再过几天就结婚了，这有什么呢，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罢了。就这，她还是死活不同意，用被子紧紧地裹着自己的身子，不让聂老师碰触。
聂老师脸都急白了，又是哄，又是求，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说自己难受得不行，她要是不同意，别的绝不干，只是摸一摸。
“摸也不行！”她态度坚决地对聂老师说。
张梅梅说，整个一个夜晚，她没有睡着，聂老师也没有睡着，他们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一夜相安无事。
直到结婚的第二个晚上，她才正式的和聂老师发生了关系。第一晚他和聂老师都累趴了。聂老师看到她是一个处女，备加怜惜地抱着她，说要一辈子对她好。
“男人最珍视女人的贞操，随便的女人，他们看不起。”
“男人，不碰不跑，一碰就跑。”
的确，聂老师进取心强，小小的语文组组长绝不是聂老师的终极目标。聂老师下一个冲击的目标是副校长岗位。聂老师是当地土著，家渊深厚，有亲戚在市上，竞争上的可能性极大。聂老师为了拉关系，也经常和校长及外面的一帮人吆三喝四，醉卧酒肆，然后口唱秦腔，东倒西歪地回到家。但只要一听到张梅梅的骂声，聂老师苍凉高亢的秦腔便立刻戛然而止。
“哪个男人想随便沾我的光，门都没有。”
张梅梅说，别说我没结婚时，就是结了婚，就是变成老妇女，哪个男人想在我面前耍骚情，都快滚他妈的一边去！
张梅梅说，后勤处的老吴，每次见她都嘻皮笑脸，一脸不怀好意。有一次她趁没有人，狠狠地教训了老吴。她对老吴说，你有啥嘛，不就一根鸡巴。大街上随便抓一个，脱了裤子，都有！你的，我不稀罕，嫌你扫地，太脏。
张梅梅说，男人都成什么了，总想沾女人的光，还一分钱不想花，一毛不拔，你看电视上报导了多少男人骗女人的事，骗钱又骗色。现在的男人真是不要脸。
“坏男人都是你这种女人惯出来的。”张梅梅说，“都说当官一个比一个坏，那都是老百姓太软弱，太好欺负了——跟这一个道理。”
张梅梅比我越来越有思想，有见识。她有家庭，有幸福完美的生活，有时间有兴趣也有闲情去思考社会，思考人生，不象我沉浸在个人的孤独生活里，除了感到茫然，感到忧虑，别的不会思考，也不想思考。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我想得那么专心，把身边陪我爬山的老小伙早都忘记到九霄云外了。
他叫我“孩子 ”？多么打动人心的呼唤。从小我没有父亲，没有妈妈，当然也就不是什么人的孩子。
“香”，姑姑一直是这样叫我的。
可是眼下，我再也不想成为谁的孩子了，我想成为某某人的妻子，就象张梅梅是聂老师的妻子一样。
又有一群人从山下爬上来，他们边爬山边挖野菜，春季里的野菜长得真旺。此刻，正是蒲公英长势旺盛的时候，白毛毛飘得到处都是。
世间万物，无论多么卑微，多么不起眼，也总会有激情迸发的时刻，大片的蒲公英飞舞在空中，象是漫天飞舞的雪花，肆意地不管不顾，却也能营造出似仙如幻的世界。
三三两两的男女，悠闲而轻松的样子，拿着铲子、提着袋子。听到一女的对一男的说，快一点，上了山顶，就到赵家塬了，那里的农家乐很好，我们到农家乐吃搅团去。男的回应到，好，我还想吃些菜馍。那好，我们不要挖了，快中午了，不要错过了饭点。
我不能再看下去了。所有话语，所有场景，所有联想，都对我是一种深深的刺激，越是那些温馨可人的画面越是象夏日里突然降临的冷子疙瘩一般，声声密集地敲打着我的心。
突然产生了到瘦高男家里看看的冲动。说不定过年时他回来了，一直在家里，只是不想见我而已。
一想到这，我立马朝山下跑去，抛下老小伙坐在半山坡莫名其妙。
在山下，我打了一辆出租，直奔史家河矿后沟。当我沿着坡往上走的时候 ，看见瘦高男家门口围了一群人。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心又是一紧。正是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有人端着碗站在崖畔边看热闹。
一个女孩正在瘦高男的家门口比比划划。门口的一张大字报特别醒目也特别刺眼。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流氓，流氓，大流氓。围观的邻居听不懂女孩比比划划的内容，但通过墙上的大字报，他们明显地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的表情义愤填膺，有几个年长的妇女正在使劲地捶打瘦高男家的门。只听见破旧门里锁链的响声，却没有人来开门。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拨开人群，走到瘦高男家的门口。
“又来一个女的，这都三个了，没想到老白毛的大儿子还怪会骗哩。”
我听到了一个女人浓重的河南口音。
“你是不是也来找他家大儿子哩。”又一个女人问道。
我沉默着不置可否。
“他家的大儿子是个流氓，大骗子，专门骗女的，前几天来了个女的，大肚子，人家来要钱，要做流产哩。”
那个操着浓重河南口音的女人盯着我又说道。
我看到那个女孩又在叽里呱啦比划着什么，这时我清楚地看到了她的脸，我惊呆了。
她是哪个胖女孩！对，没错，叽里呱啦比划着的女孩正是和瘦高男最早开始跳舞的小胖妞。
原来，她是个哑巴。
此刻，她有点激动，脸涨得通红，使她看起来比在舞场上还要好看。上帝难道也会打盹，会有笔误，这么粉嫩，天真，像是山桃花一样可爱的女孩怎么就把她造成了哑巴了呢。
这时，又一个女人拔开人群快速走了过来，她一把把墙上的大字报扯掉，三把两把揉成一团，扔到坡下面，然后转过身，对围观的众人说道：“都给我回家去！少在这没事找事，谁要是不走，等着，你们的困难补助别想再要了。”
这个女人五大三粗，四十出头的样子，梳着短发，像是很有权威的架式，她的话一出口，立刻人群便散开了。
只有河南口音的女人不甘心，指着胖女孩——哑巴，说道，那她咋办哩？
“你别管！”权威女人说着，又对我和哑巴说，“你两个跟我走。”
“去哪？”我糊里糊涂地问。
“居委会！”权威女人又是斩钉截铁地说。
我很想逃离，但权威女人长期基层工作培养的超级洞察力早已发现我也是个有问题的人。至少我看起来，跟这一带矿区的人不一样。
“把她截住！”
随着这女人的一声喊，本来我都已经冲到坡下面了，可是一个端着碗的男人却挡着我，使我没能逃离。
作者简介：
东篱：陕西铜川人，陕西省文化厅百名优秀人才之一。陕西著名女作家。曾工作于铜川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出版有长篇小说《婚后不言爱》《婚戒》《生父》《香》《远去的矿山》五部，其中《远去的矿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作品以凌厉的风格和直面现实的勇气，受到读者喜爱，拥有广泛读者群。贾平凹称赞其长篇小说《远去的矿山》：我读了《远去的矿山》那书，很让我震撼，写得好啊，那么硬朗，那么扎心，那么令人感慨！
晒丹凤，你也可以秀
文学顾问：孙见喜 木南 东篱 丹竹
主编：丹凤晒晒
责编：方子蝶 张芬哲 白月光 曹苌茳
校对：邻家小妹 七月未笺
自媒体支持：榴莲方子蝶 无言年华
温暖相见 家在商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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