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九鱼亭

明穆宗去世之时，高拱悲痛不已，当时万历皇帝还小，高拱就说道：“十岁天子，如何治天下。”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问题，而传到后宫，这句话就变成了“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

高拱是明穆宗年间内阁首辅，位高权重，且和皇帝亦师亦友，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尚小，此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权臣当道。明穆宗曾经很仰仗高拱，但此时已经去世，而在孤儿寡母面前，高拱则是个威胁。

冯保故意歪曲了高拱的话，并传到了李贵妃、陈皇后耳中，后宫拟旨，罢了高拱的官，最后高拱得到的结局则是回籍闲住。高拱闻听诏书，惊得汗流不止，瘫软在地。这一切的背后有两位始作俑者，一位是张居正，另一位是大太监冯保。

一代名臣高拱，就这么糊里糊涂被人扳倒了，当然了，张居正并不想放过高拱，还想至其于死地。高拱人如其名，性格极其执拗，他深知张居正、冯保的所作所为，哪怕是死，他也要报复。

为此，在临终前，高拱写了封遗书，遗书的内容全是关于冯保和张居正的“罪行”，高拱的想法很明确，就算是死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

王大臣事件，不能牵连戚继光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万历小皇帝出了乾清宫，看到一名内侍畏头畏尾，明显不像个正经太监，于是命人前去查问，发现是个冒充的。

这位勇闯乾清宫的兄台，名叫王大臣，本名王章龙，他剃掉了胡须，穿上了内侍的衣服，出现在皇宫内院，具体目的不详。

据《病榻遗言》记载“问其名，曰王大臣（本名章龙）。问何自来，曰自总兵戚继光所来。时内阁张居正闻知，急遣人密谓保曰：“奈何称戚总兵，禁勿复言，此自有作用可借，以诛高氏灭口。”

冯保负责东厂，自然这案件就落到了他的头上，据审问，王大臣来自总兵戚继光的部队，是一个逃兵。具体是不是戚继光部队中的逃兵，我们不得而知，但张居正马上密告冯保，不要让他再提及戚继光。

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心腹，且是边关领兵大将，牵扯到戚继光，那就可能搞到他张居正头上，这一点是一定要杜绝的。

张居正转念一想，高拱现在回家闲住，何不借此机会，将屎盔子扣在高拱头上，将其诛杀。于是张居正密令冯保查办此案，借机陷害高拱。

破绽百出，冯保办事不周

事实上，这个王大臣从被抓之后，他的结局就已经被安排好了，如果高拱成功被陷害，王大臣也必定会被杀人灭口，而如果高拱反击成功，王大臣仍是一个不值一提的政治牺牲品，还是死路一条。

据《病榻遗言》记载“王大臣在狱与人言，随属一心腹夥长辛儒赏银二十两，使与王大臣朝夕同处，共其饮食，致美而教之诬高阁老使行刺事。”

冯保安排人，和王大臣朝夕相处，并许诺只要诬陷高拱，就能到高官厚禄。因此，王大臣的口供被更改，变成了受高拱指使谋刺皇帝。

虽说高拱性格比较孤傲，但毕竟当了几年内阁首辅，在朝中也是有些势力的，老臣杨博、御史葛守礼等人帮其多方奔走，想方设法要营救他。

杨博等人想到了一个办法，让王大臣来指认高拱，既然王大臣口供说是高拱指使的，那么他肯定认得出高拱。于是在杨博的安排下，高拱和一些仆人站到了一起，拉出王大臣，令其指出高拱，王大臣根本就没有见过高拱，怎么认得出来。

因此，迫于杨博等人的压力，张居正也只得让法司共审此案。审案之前，王大臣先挨了一顿板子，这回王大臣不干了，大声喊道：“原说与我官做，永享富贵，如何打我？”

冯保继续问：“谁主使你来的？”王大臣瞪大双眼道：“是你使我来，你岂不知，却又问我？”

冯保脸都被气青了，只能再问：“你昨日说是高阁老使你来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说？”王大臣回道：“是你教我说来，我何曾认得高阁老？”

由于冯保的工作不到位，或者说杨博、葛守礼他们的工作做得太出色，王大臣竟然临阵又改了口供，冯保无可奈何，只能暂停审问。到了如此田地，要想陷害高拱，已经是不可能了。

杨博曾经质问张居正，为何要陷害高拱，张居正当然不承认了，杨博就要求拿出王大臣口供。杨博可是老吏部尚书，长年主管人事，按照单田芳老先生的话，那眼睫毛都是空的，拿起口供一看，顿时发现了端倪。

在这封供词上，有四个字“历历有据”，杨博一眼就认出，这是张居正的笔体，杨博拿着这封供词质问张居正，张居正一时间也哑口无言。

案件办到了这般程度，不仅没有诬陷得了高拱，反而自己惹来一身骚，张居正、冯保也只能到此为止了，为了防止王大臣再“胡说八道”，东厂将其毒哑，令其再也说不了话。

接着，王大臣被处死了事，王大臣事件就此不了了之。这件事从始至终，透露着诡异和蹊跷，张居正和冯保都精明至极，为何让一个所谓的王大臣钻了空子，就这么轻而易举改了口供？

王大臣为何会突然出现在宫中，难道出现了平行宇宙？其中谜团直到今日也没有完全解开。然而，我们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张居正的确想要至高拱于死地，至于为何出现纰漏，可能是冯保在工作中疏忽了，也可能真的是杨博等人起到了作用。

为了报复张居正、冯保，在临终前，高拱写下了自己的遗言，表面上是遗言，实际上则是对张居正等人的严厉控诉，想必在复仇心切的高拱笔下，也难免出现猫腻。然而，这封遗言却留了下来，一方面，和张居正最后的悲惨遭遇有着莫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再次抹黑了张居正的光辉形象，可谓“效果显著”！

参考资料：《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病榻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