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郑振铎：一位成绩斐然的翻译家

郑振铎（1898—1958）是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学者，在文学、艺术史、考古等领域的贡献广为人知，同时他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翻译家。

纵观人类翻译史，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在对外宣传与对内推介的双向领域都发挥着主观能动作用。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之中：原文选择、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关于译者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主体性问题，郑振铎结合自身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端正了当时的翻译方向，并形成其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特殊时期的特殊意义。

译者发挥主体作用有重要意义

实现文学可译性。新文化运动初期，不少人认为译作无法保留原作的思想与艺术风格，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学作品是绝对不可译的，尤其是诗歌。对此，郑振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的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他认为，译者的翻译水平决定了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倘若译者的文学功底深厚，翻译技巧娴熟，完全能够将文学书的思想传达到另一种文字中，甚至其艺术之美也能够充分传达。原作思想和语言之美的再现程度，取决于译者所运用的策略与技巧，即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程度。郑振铎对于文学可译的论断，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了文学书的可译性，肯定了文化与文学书在国际间交流与传播的可行性，肯定了世界文学存在的更深远意义。当时翻译工作者的信心倍增，他们对自己的角色和使命有了更充分的认识，也带动了更多的翻译爱好者投入翻译活动，探索翻译技巧。

促进世界文学交流。“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郑振铎鼓励译者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发挥主体作用，选择适合当时国情的外国文学进行翻译，旨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引导国人接触先进思想。郑振铎的译者主体翻译理念坚定了译者信心并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懂外语的学者、文人、留学生加入翻译队伍，扩大了译者的范围。这样，文学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传播得以开展，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得以实现。郑振铎本身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体裁广泛，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还具有社会学、美学的新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丰富了文学创作的思路与手法，促进了我国新文学建设和中外文学交流。

丰富汉语言内容。通过外译汉，译者可以有选择地进行“他山之石，为我所用”，为汉语言的发展提供有营养价值的外来元素。郑振铎强调“欧化”并非简单的模仿，要把握好“欧化”的程度，适当地改进中国传统的语体，但必须做到不影响中国读者的理解。“欧化”语言打破了中国传统文言文的束缚，也为译者解放思想、探索新的翻译方法创造了前提条件。显然，译者活动在推动汉语“欧化”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主导作用，成为相辅相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读者通过借鉴、吸收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欧化”表达方式，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与生命力；另一方面，译者可以更从容地译介西方文学作品，拉近了中西方的距离，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郑振铎提出的适度“欧化”原则，加强了译者的主体意识，成为研究翻译策略、转变翻译思维、激发翻译热情的动力，体现了其翻译思想的预见性与建设性。包括郑振铎在内的大批学者，积极探索符合汉语语言特色的文体发展道路，寻求国人能够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对丰富汉语言的内容起到了指导作用，也为汉语言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多路径实现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中心理念。郑振铎明确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中心地位。译者作为文化传播使者的角色不容忽视，其翻译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译文质量，并决定着原文在译入语国家的受欢迎与被认可程度。基于此，郑振铎鼓励当时的译者和有志于从事翻译的青年学者要充分认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不断坚持专业学习与探索，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与翻译水平，产出高质量的译作，从而促进自身的更好发展。郑振铎在翻译活动中也积极践行“译者中心”理念，承担起译者的责任。他早年接触到泰戈尔的诗作并深感兴趣，但最初翻译《新月集》的过程并不顺利。由于对自己的译文不甚满意，他只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为数不多的几篇诗作，可见郑振铎对待翻译宁缺毋滥的认真态度。经过对原文的认真研读与揣摩，辅以个人深厚的文学素养与文字功底，郑振铎对译文进行反复的斟酌与修改，最终译出了《飞鸟集》，继而又出版了《新月集》。这两部高质量译作深受读者喜爱，至今仍广为流传。

翻译选材原则。在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材方面，郑振铎提出，译者要立足于社会现实，尽可能选择符合当时社会大众需求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以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郑振铎开始从事翻译活动时，正值中国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他怀着“救国救民”的翻译动机，倡导译者应倾向于选择翻译那些思想内容积极向上、有助于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作品。在那段时期，郑振铎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选择翻译了大量反映现实主义题材的俄国文学作品，旨在借由相类似的国情与社会问题，为中国读者提供化解矛盾与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郑振铎在阅读欧洲文学作品时发现，不少作品中涉及国人不太熟悉的希腊神话典故，为了帮助读者克服理解障碍并保持阅读的兴趣和热情，他特意翻译了两部关于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的作品，拓宽了读者的知识面。此外，为了丰富中国小读者的精神世界，从小培养阅读习惯，郑振铎选择翻译了不少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希望将自由、反封建的思想灌输给中国的下一代。郑振铎的翻译选材观彰显了他所秉持的维护翻译实践与社会环境之间平衡和谐的原则。

翻译过程策略。尽管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不可或缺，译者也不能任意发挥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发挥程度，受制于原文文本、译文读者、译语文化以及译者能力等影响因素。译者所运用的翻译策略必须置于特定语境之中，经过慎重权衡、统筹兼顾而最终敲定。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一文中，郑振铎基于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客观理性地取其精华，结合自己的翻译经验进行分析阐述。针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他提出了具体要求：必须以忠实为第一要义，避免走“死译”与“放纵”两个极端，“良好的译者贵得于其中道。忠实而不失其流利，流利而不流于放纵”；在忠实的前提下，尽可能把原文的风格移植到译文中，如果实在无法做到，则宜牺牲风格，而保持原文的意思；译者应适度把握主体性的发挥，既不能太死板地直译，也不能随性地增删原文，只有找到“直译”与“自由”之间的平衡点，才有可能译出优质的作品。通过自身努力践行这些翻译原则，郑振铎的译作对当时的译者也产生了示范与引领作用，他的翻译理论建树为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奠基阶段增添了内容与活力。

作为倡导新文化与新文学的翻译家，郑振铎对社会文化思想状况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参与、组织、引导的翻译活动为中外文化交流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积极钻研并借鉴西方先进的翻译理论，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与研究形成了有代表性的翻译思想，其中对译者主体理念的提倡，可谓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不仅在当时广为接受，还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生态视域下的冰心翻译思想研究”（FJ2017B117）、“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闽教科 [2017] 52号）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