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是真的:天大的好消息

文/六神磊磊

这次没有标题党,是真的有天大的好消息,想和大家说一说。

尤其是对喜爱中国古典文化的朋友。

说事之前,先上一些美图。

这是清曹庭栋《宋百家诗存》文澜阁本:

秦观《淮海集四十六卷后集六卷》宋刻本:

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元刻本:

宋刘克庄《后村居士集》宋刻本:

这一页页,是不是勾魂摄魄,美不胜收?

别误会,今天我不是卖货,我可搞不到这些货。这些都是流散海外多年的中华古籍,共有二十万页。

其中包括40多种珍贵的宋元刻本、写本,两种文澜阁《四库全书》零本等等。古籍全部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好消息是,现在它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数字化——回家了。

据了解这只是第一批,后续的还有更多。

过去,国内的学者要查阅、研究它们,往往要远渡重洋。

中国人,走上千里万里,才能去看中国人的书。

而现在它们被全部在国内一网站上公开,你我都可以轻松查阅、研究。

关键是,数字化之后,可以迅速地检索、使用了,搞研究方便了太多。

比如在这批古籍中检索“孟子”:

如此便利,是不是天大的好消息?

当然了,有朋友肯定会疑惑:中华古籍怎么会跑到海外去的呢?

怎么连《四库全书》都跑海外去了呢?

把这些古籍找到,并进行一下数字化,很难吗?

这说来就话长了,是一个催人泪下、亦感人至深的故事,头绪也非常多,几句话根本讲不完。

今天用四千字给大家讲一下。先从1924年的一件事说起。

1924年1月14日,腊八刚过。

一支由学者、志愿者组成的小队伍,冒着寒风,从杭州出发,前往北京。领队的是一个刚满三十岁的青年学者,相貌清秀,神情端凝。

他们此行肩负着一个极为特殊的使命——补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名闻遐迩,何以要补抄?原来的都损毁了吗?

这就必须从这套大书的艰难命运开始说了。

《四库全书》自乾隆年间编好后,一共抄写了七部,分贮于七处,即所谓“北四阁”和“南三阁”。

“北四阁”是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文溯阁。

“南三阁”是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以及杭州西湖孤山文澜阁。

愿望是不错的,把书分开藏,能最大概率地保护。

奈何事与愿违,国家不幸,图书照样难逃破坏。

其中“南三阁”悉数毁于太平军之手。先是文宗阁、文汇阁。咸丰三年起,太平军连克镇江、扬州。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及其所藏的《四库全书》被付之一炬。

接下来是文澜阁。

咸丰十年,太平军两次攻入杭州,文澜阁用于驻兵,遭重创,“阁虽存而栋宇半圮”。所藏图书也遭毁坏,其中《四库全书》散佚无存。

历史上,中华图书遭遇过多次大的劫难,人称有“十厄”。

秦始皇焚书、董卓毁洛阳、刘曜石勒乱华、梁元帝江陵焚书、安史之乱、靖康之变等悉数在列。

而《四库全书》的命运,是国运的缩影,也是多灾多难的中华图书命运的一个缩影。

有人毁坏,就有人抢救。接下来的故事正应了一句话: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在太平军占领杭州后,当地著名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被迫逃难。

途中,他们居然发现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残本。

丁申在西溪留下镇购买食物,据说是买包子吃,忽然发现包裹用纸“皆四库书也”,大吃一惊:

“文澜阁书得无零落在此乎?”

就地再一搜检,居然发现有残书数十大本。

这一段离奇幽默却又催人泪下的故事,被后世称为是“吃出来的《四库全书》”。

于是丁氏兄弟振作精神,开始冒险雇人抢救残书,走水路辗转运到上海。一路上屡被太平军盘诘,险象环生,都靠丁氏兄弟从容置辩而过关。

到沪之后,兄弟俩继续千方百计救书。经过分拣、整理,丁丙兄弟共救下图书8689本,约为文澜阁总数3.6万册的四分之一。

剩下的四分之三,则不知所踪。

给大家看我手边的一本书《宋百家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这部书便是收在《四库全书》中的。其中文澜阁的便没能抢救到,属于那消散了的“四分之三”之列。

究竟去了哪里?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先说那抢救回来的四分之一。

看着残缺的《四库全书》,丁丙兄弟如鲠在喉,下决心补抄完整。

1887年,丁申未竟愿望而去世,弟弟丁丙继续补抄了一部分,前后历时七年。

我在自己《读唐诗》的书里,第一篇就讲了一个关于书的故事,是学者胡震亨、季震宜等接力整理和延续唐诗,居功至伟。

某种意义上,丁丙、丁申和他们是一样的,都是延续中华文脉的有功之人。

大众往往有一种历史的误会,喜欢去崇拜那些破坏者,而习惯性地遗忘了保护者、抢救者。

所以我一再不厌其烦录下那些保护者、抢救者的名字,希望大家能了解他们、记住他们。

丁丙 (1832-1899)

终于,时间到了1923年,丁丙辞世二十多年后,又有一个人在杭州站了出来,继续了丁丙兄弟的事业,把文澜阁《四库全书》补完。他叫张宗祥。

35岁时的张宗祥(1882-1965)

张宗祥,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是著名学者,大藏书家。

他1882年生于浙江海宁。喜欢武侠的就知道,金庸也是海宁人。

此人极为渊博有才。海宁当时流传一句话,“文有张冷僧,武有蒋百里”,这个“冷僧”就是张宗祥,跟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是发小。

顺便说一句,蒋百里是金庸姑父,女儿蒋英是金庸表姐,女婿就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且说回张宗祥。此公本不叫宗祥,原名叫“思曾”,因为特别崇拜文天祥之气节,所以改名为“宗祥”。

1923年,张宗祥决心补抄完整文澜阁《四库全书》,开始为此募款。

此时浙江有一得天独厚之条件,就是实业比较发达,资本实力较雄厚。商界、军政界人士纷纷解囊相助,共捐赠银洋16200元。

所以,不要人云亦云地轻言“资本万恶”,资本是中性的,善恶全在于人。比如文澜阁,毁书的不是资本,救书的反而是资本。

眼看万事俱备,1924年2月4日,在京师图书馆,宏伟的抄书行动拉开序幕。

这是继丁丙补抄、钱恂补抄之后的第三次补抄。它主要以京师图书馆保存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为底本,功期必成。

在临时添置的白木板桌和凳子上,210名写手辛勤工作着。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在京招募的字迹特别工整、秀丽者。

此外还有校理20人,绘图、满文、篆隶15人。补抄工作无比细致,连各种图案、界限都一笔不苟地依样精绘细描。

主持人为青年学者堵福诜,当时不过三十岁。

从他的晚年照片,仍可以看出青年时的风采,绝对是个帅气小伙子:

堵福诜(1884~1961)

这次“癸亥补抄”,前后历时两年,共抄书2046册、4497卷,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以完整之姿重现江湖。

甚至,由于借鉴了全国藏书精华,补抄、增抄的比以往更多更全,被戏称为“抄过头了”。

后人评价张宗祥组织的这次补抄的功绩,是“与湖山并存,厥功甚伟”。

张宗祥本人呢?他来不及领大奖章,忙着抄别的书去了!

这位老爷子是抄书狂人,57岁时已亲手抄《资治通鉴》六千余卷。

到了74岁高龄,还在钞校明史巨著《国榷》,“蝇头细字,夜以继日”。

老爷子外号“圣手书生”,能日写小楷一万五千字,堪称人肉打字机。

晚年张宗祥

让我们记住这位先生的名字,也记住之前的丁申、丁丙、钱恂各位先生。他们的功业也一样与湖山共存。

再来讲一讲文澜阁那消失了的四分之三的《四库全书》。

有一些书幸存了下来,散落民间,其中一部分漂洋过海,来到境外。

比如之前提到的《宋百家诗存》。

这部书收入了《四库全书》,它对研究宋诗是有很大价值的,号称“遥天列锦绣”,经常被人拿来和《宋诗钞》并列。

然而,文澜阁被破坏后,《宋百家诗存》也随之亡失,不知所终。

直到100多年后,经过了虫蛀水泡的文澜阁本《宋百家诗存》才重现天日,出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经过研究,我们才大致了解了它漂洋过海的经历:

1861年之后,它幸未被毁,先被南浔嘉业堂收藏,后流入日本三井文库。

1950年前后,它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出资从日本三井文库购得,离杭州故乡已是万里迢迢。

《诗存》也好,《四库全书》也好,都只是我们古籍损毁流失的一个侧影。类似这样的创痛太多。

比如《永乐大典》,原书共11000余册,3.7亿字,却不断被偷盗、破坏。英法联军入侵后更又蒙受战火。

到1912年,原馆藏《永乐大典》仅剩64册!从11000到64。

又如最早的汉字辞书《说文解字》,尚有唐人抄本传世,但仅剩《木部》和《口部》残本,然而都在日本。

还有唐诗古籍《翰林学士诗集》,也有唐人抄本传世,还是在日本。

1954年,日本人认定《翰林学士诗集》为“日本国宝”。

据不完全统计,散居海外的中国古籍超过40万部、400万册,能不让人叹息。

当然了,顺便说句,国内留存的古籍也还是有很多,但在利用上仍有很大困难。

稍有了解的读者都知道,想查阅、研究古籍很不方便,要去图书馆印的费用往往不低,可能还有很多限制,比如不能超过几分之一……

这也是无奈,因为图书馆保存不易,想要数字化也很难——大多数AI都看不懂中国古籍。

孔乙己说的,“回”字都有四种写法。

多达几十万的字符,现代字库也没收录,每一个字还好多写法,还不带标点的。AI也难啊!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终于有能力、有条件去弥补一些遗憾了。
之前提到的,一批20万页古籍将数字化归国。
几乎一眼就看到了《宋百家诗存》,正是历经劫难的文澜阁四库本。
促成这件事的,是公益项目“汉典重光”。巧合的是它也发端在杭州。
有时候,历史就是会有这样让人唏嘘的巧合。
这个公益项目,是由阿里公益基金会联合四川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共同发起的。顾名思义,汉典重光,就是要将海外中华古籍重新焕发光彩。
话说,做成一件好事,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简单分析一下。
首先这事得有技术、有愿(资)力(金)。二十万页古籍,一股脑数字化,还要高度准确,那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事儿需要阿里公益基金。
为了实现“汉典重光”,阿里达摩院专门开发了一套AI工具,对古籍的整体识别率能达到97.5%。这是一个前提,否则这事儿办不成。
其次,这事儿需要有人牵线搭桥,得找到海外的古籍。另外,数字化也要有学术支持,得有古籍方面的专家坐镇。
所以这事儿就需要四川大学。这一次核心专家就是川大历史文化学院的陈力教授。
第三,还得要对方愿意将藏品开放。所以得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该校的东亚图书馆有丰富的中文馆藏,仅1950年前后,他们就出巨资从日本购入了大量珍贵的中文古籍。
至于日本为什么要卖?这个我不懂。
这一次,伯克利和我方一拍即合,决定将其中文古籍善本逐步开放数字化。
我所知道的具体搞法是:伯克利那边先一页页地扫描,然后把硬盘寄到中国来。阿里达摩院这边再数字化。就是这样硬干。
当然了,天时地利人和,其中最大的一个“天时”,就是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才能有决心、有自信去做这件事。
假如换到1860年、1924年的中国,丁丙、张宗祥等先贤再呕心沥血,怕也无法完成。
这是达摩院开发的古籍公开网站,大家可以随便查阅、欣赏:
https://wenyuan.aliyun.com/home
我去截取的一些书页,美不胜收:
《宋百家诗存》
宋刻《魏书一百十四卷》

宋刻《淮海集四十六卷后集六卷》

看着这穿越了时光,却仍然漂亮得不得了的书页,真是热泪欲出。

不禁让人想起两句话,一句是明代藏书家叶盛说的:

“夫天地间物,难聚而易散者,莫书若也。”

另一句话是是刘慈欣说的:

“给岁月以文明”。

希望这些美丽的书册,能长久地和岁月同在。

———— 完 ————

本文参考:

周余姣《收拾余年作蠹鱼——论张宗祥在古籍保护事业上的贡献》;顾志兴《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三次补抄》;俞樾《丁君松生家传》;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冯瑞丽 杨桂莲《现代科技手段下善本图书管理与利用之间矛盾的化解》。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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