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早期的志怪小说

中国最早的志怪小说一直被认为是出现于魏晋时期。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中有一篇被称作《墓主记》的作品，记叙一个名字叫丹的人死而复活的故事。李学勤先生于1990年撰写的《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一文指出：“所记故事颇与《搜神记》等书的一些内容相似，而时代早了500年，有较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后世众多志怪小说一样，这个故事可能出于虚构，也可能实有其人，逃亡至秦，捏造出这个故事，借以从事与巫鬼迷信有关的营生。”（《文物》1990年第4期）十余年之后，不知什么原因，李先生的这篇文章受 到空前关注，仅2002年4—5月，各种报刊及各种网站上以“我国最早的志怪小说”为题的报道无虑数十篇。

魏晋时期，志怪小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是符合文学史实际的。但认为志怪小说产生于魏晋，则是不正确的，李先生的论文已经做了很好的实证。我在阅读先秦文献的时候，也发现了一篇类似于《墓主记》的志怪小说，它产生的时间比《墓主记》还要早，所以更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这则故事保留在西晋初年汲冢出土的竹书《古文周书》中。《古文周书》已经散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五辑录二则，其中一则记载有这样一段故事：

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毙以玄鸟二七，涂以彘血，置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发书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飞集于户。鸿之戾止，弟弗克理。重灵降诛，尚复其所。”问左史氏，史豹曰：“虫飞集户，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谓关亲，将其留身，归于母氏，而后获宁。册而藏之，厥休将振。”王与令尹册而藏之于椟。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复，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尔夷隶也，胡窃君之子，不归母氏？将置而大戮，及王子于治。’”

明代梅鼎祚《文纪》引此段作汲冢《师春》，未注明出处，严可均辑本乃据李善《文绚思玄赋注》。《晋书》卷51《束皙传》云：汲冢竹书中有“《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这里的“师春”应当是名为“春”的魏国乐师。乐师除了音乐讲唱之外，还可以预见未来。那么，《师春》“书《左传》诸卜筮”，也就可以理解了。

《师春》的这段文字有错讹，但大意还是清楚的。故事讲的是周穆王姜后生了王子，越姬趁其不备，用“涂以彘血”的玄鸟更换了王子，并立即报告给穆王。穆王请太师占卜，左史和史良用隐语解释占辞，说如果将占辞书写后藏之于椟，可以平安。过了三个月，那个得宠的越姬突然死去，七天后复活了，像变了个人似的讲她生前更换王子的过程，以及在阴曹地府遭到先王怒斥的情况。

这则故事在叙事结构上出现了两个层面：越姬用玄鸟更换王子，这是真实的现实故事；另一面是越姬讲述的她在阴曹地府的遭遇，实际上是一个想象的世界。虚实两重世界，在这段叙事中彼此沟通，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整体。这就创造出了后世民间故事中普遍流行的将现实世界同神奇幻想相融合的叙述模式。像《搜神记》中，有大量死而复生，然后讲述鬼神世界的故事，那些虚实杂糅的叙说大都编织得十分精妙。而这种叙述模式的最初出现，当同上古的解梦、占卜及鬼神世界等有关。它使人类的潜意识得到了开发，由此扩展了人们的思维与想象的空间，使口头叙说的故事更加奇幻动人。

放马滩秦简的志怪故事产生的时间，由于对简文的理解不同，有秦昭王八年即公元前299年和秦昭王三十八年即公元前269年两说。汲冢《师春》的志怪故事写定的时间难以考定，但根据它讲周穆王故事的情况看，其产生当与《穆天子传》同时，在经过很长时间的乐师口头讲诵之后，到战国初年被魏国史官写定。那么，《师春》的这则志怪故事比放马滩秦简的志怪故事产生更早，当无疑问。而且从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的形式看，它是由下层官吏作为“奇特之事”而写给上级的汇报；《师春》的志怪故事则是魏国乐师讲诵给听众的讲唱文学，是更地道的“语体”文学、民间文学。

这段故事的文学史意义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文散文和韵文夹杂使用，记叙的部分用散文，对话用韵文，这是“讲诵”的传播形式在文体上留下的痕迹。从文体上讲，它应当是与《逸周书·太子晋》同类的早期民间讲唱文学。

第二，在我国民间文学中，广泛流传着“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直到今天，这个故事仍然活跃在戏剧舞台上。《师春》这段故事，把“狸猫换太子”的母题或情节单元提前了数千年。

第三，本段大量运用了隐语。《文心雕龙·谐隐》集中指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隐语作品。《师春》的这段文字大量运用隐语，是它民间文学性质的最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