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好《诗章之二》就想写下来的一点想法，憋到今天再不写就忘光了。（说明一下，一个不写诗的人写诗歌的意义，就像素食者谈论烤肉，聋子写乐评一样，很正常的，不用诧异。）
在艾兹拉·庞德的“诗章之二（Canto II）”中，有一行“So-shu churned in the sea”，这个“So-shu”，参考美国学者特雷尔（Carroll F. Terrell，1917-2003）所著《艾兹拉·庞德诗章指南》（A Companion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1980年）之说，是“司马相如”的日语译音（Shiba Shojo）的衰变，依据为庞德在《断言》（Affirmations，1916年1月28日）中引用美国东方学家芬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笔记中对李白“杨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的译释“Yoyu and Shojo stirred up decayed (enervated) waves. Open current flows about in bubbles, does not move in wave lengths（杨雄和相如激起衰颓的波浪。开流于泡沫之中，不以波浪之宽运行）”；并强调“勿与'古代智慧，盖宇宙之道（Ancient Wisdom, Rather Cosmic）’[1]中的'So-shu’即庄周……与'Sanso, King of Shoku（蜀国国王蚕丛）’相混淆”，但我仍觉得“So-shu”为庄周的说服力更强，因为芬诺洛萨笔记中对李白“庄周梦蝴蝶”的对照音译“So shu mu ko cho”，与庞德在“古代智慧，盖宇宙之道”中的诗句“So-shu dreamed, / And having dreamed that he was a bird, a bee, and a butterfly, / He was uncertain why he should try to feel like anything else, // Hence his contentment.（庄周做梦，/而既已梦见自己是一只鸟，一只蜜蜂，一只蝴蝶，/他不确定自己又何必要感觉像别的什么东西。//于是他心满意足。）”，两者对“庄周”的呈现是对应的：“So shu”与“So-shu”，因此我的译文将此句译为“庄周在海中翻搅”。在没有更多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我对这一句译文是满意的，同时有一丝隐忧或遗憾：我是否漏掉了什么关键的证据，使我得出与《指南》不同的结论？假如依照前述的另一种判断，译为“司马相如在海中翻搅”，谁又能说它是错的？两种选择都有各自的理由，各自的理由又都是不充分的，但两种选择导致了两行不同的诗，两种不同的指向，由此波及它们所在的诗节以及整首诗。而这仅仅是一首200行的诗中的一行而已。在庞德的诗章中这样的案例层出不穷，译者的信心每隔几行都在受到挑战：你需要知道庞德写下这一行时使用的典故来自哪一本书，希腊的，罗马的，普罗旺斯的，古代不列颠的，日耳曼的，西班牙的，古代印度的，古代中国的，古代日本的，日本翻译古代中国的，现代欧洲与美国的，现代欧洲与美国翻译日本翻译古代中国的，庞德对上述一切的自行翻译与误译，以及庞德有意的变形与戏谑，甚至20世纪初与当今在音译方式上的不同（如《诗经》就曾经是“Shy King”），等等等等。必须拥有这样一个完整的资料库，一座巴别图书馆，如果你做不到，翻译庞德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事实上你的确做不到，因此翻译庞德的确是一种不可能。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我感觉不可避免会有下一句：阅读庞德也是一种不可能。然后马上跳跃到再下一句：阅读任何诗人都是一种不可能。因为正如你无法还原庞德的全部阅读（也就是成为庞德），从而掌握他使用的每一个典故一样，你也无法成为任何一个诗人，从而掌握他用任何一行诗表达的东西。古书仅仅是庞德偏爱的一类典故，一种表达形式，事实上诗人生命中的每一件事物都可以是诗人使用的一个典故，你永远无法确定你从中领悟的意义是否与之构成真正的对应，就是说，你不会知道你是不是做到了真正有效的阅读/翻译。写到这里我发现我不过是又一次将“反对诠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前面所述的全部失败都起因于诠释的企图。（我在《华莱士·史蒂文斯诗全集》的译后记和《玛丽安·摩尔诗全集》的译后记里都表述过差不多的意思，可能角度有所不同，今天再发挥一下。）我对“诠释”的诠释，是假设一行诗是一个容器，里面装有一种物质名叫意义，而诠释的动作便是将这种物质（意义）从这一容器（一行诗）中提取出来——我们看到《解读XX》就仿佛看到一个文本的金库之门被打开，意义的黄金被源源起获——就像从“So-shu churned in the sea”的“So-shu”中提取出“庄周”或“司马相如”一样，但事实上这个动作是反向的，并非诠释者从诗行中提取意义（前面已经说过提取意义是怎样的不可能），而是诠释者向诗行注入意义——魔术师须先将兔子放进帽子，然后才能从帽子里变出兔子。因此这件事归根结底是与诠释者有关而与被诠释的诗行无关，那意义是诠释者的意义而非诗行的意义。然而通过注入的动作两者被强行划同为一，诠释者的意义成为诗行的意义，同时也排除了诗行拥有其他意义的可能——注入“庄周”必然意味着排斥“司马相如”——如同水注入杯中就成为一杯水，它没有可能同时是一杯啤酒，强行兼容的结果是意义的消解，一杯掺水的啤酒作为水和啤酒都是劣化的）。而我们原先遇到的困扰——这是否真正有效的阅读？真正的意义是否已经呈现，依然远未得到解答。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诠释，让你手中的空杯向水与啤酒与其他一切开放，如博尔赫斯在“无尽的礼物”[2]里写的那样：（一幅不存在因而永远没有挂上墙的画作）“它不被局限，永不停息，可以是任何形式或任何色彩而不囿于任一种”。“在可能的极至程度上充注了意义的”[3]诗行就是永远不被诠释（即永远不被充注意义）而容纳了一切可能性的诗行，它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如其所是”的事物[4]，如史蒂文斯所言。于是我又遇到了另一种不可能，当你翻译，或仅仅浏览一首诗的时候，你如何能避免诠释？阅读本身就是诠释。所以写到最后，我又回到了引发这篇小文的两难：作为一个译者，一个总在寻求一个词，一行句子的意义的人，我对自己说，不要寻求诗歌的意义，诗歌唯一的意义就是存在而已。
[1] 庞德《华夏集》（Cathay），1915年。
[2] “The Unending Gift”，博尔赫斯《阴影颂》（Elogiode la Sombra），1969年。
[3] 庞德《阅读ABC》（ABC of Reading），1934年。
[4] “Things as they are”，华莱士·史蒂文斯“弹蓝色吉他的人（The Man With The Blue Guitar）”，《弹蓝色吉他的人》，1937年。
PS: 发送之前又想到，真正的诗歌，是不是一顶永远有不同的人将不同的兔子放进去的魔术帽子？
陈东飚 / 翻译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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