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年 | 杨建英专栏
失落的的乡村之——
肥年
杨建英
引子
那一年大马村的年景不错，年终决算，一个工分儿居然能核上五毛五分钱——全村家家分红，户户得利，只有我们家举家忧愁。我们非但没分到一分钱，反欠生产队三十多块，原因是我们家的工分儿太少。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弄明白这到底是怎样一笔账了。
作为生产队的社员，一年中我们要分得生产队的许多粮食蔬菜——玉米、小麦、高粱、谷子、黍子，白薯、倭瓜、西葫芦等等。这些东西分的时候是白给，可年终决算要靠公分抵消。
我们家人口多，而劳动力少。我和两个哥哥，一个上初三、一个初二、一个初一，劳动力只有妈妈一个人，而且体弱多病出工少。
我爸呢？哦，忘说了，他在遥远的新疆工作。
我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分多余的本家亲戚，向他们借了六十多分，抵平了生产队的欠帐。虽说那时允许这么干，但毕竟也是欠下了账。正当我们发愁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时，年关来了。
一
年是一种休眠动物，每年自正月十五之后，沉沉睡去；历经春夏秋冬，临近第二年的除夕又渐渐醒来。唤醒年的方式有很多种。腊月的某一天，不知谁家的熊孩子，翻检出陈年旧月的一只鞭炮，点燃，“砰”！地一声，像是“民歌手”用“美声”喊了那么一嗓子，全村人为之一振——呀，快过年了！
是的，年是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唤醒的，而绝不是别的什么。尽管流行于京城的那首歌谣——“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等等强化的是“新年倒计时”的各种行为动作。但是，这首吟诵于儿童口中的童谣，呼唤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期盼。
是的，唤醒儿童新年意识的是鞭炮声，老人的是祝福声，家家户户的是排山倒海的“剁馅儿”声，杨白劳的是穆仁志催债的敲门声，大马村的则是流动商贩的叫卖声。
你就听吧！一进腊月，来自河北省的（被村民唤做“南边儿的”）各类小商贩轮番登场——买白菜大葱的，买粉条的、卖土烟叶的。这些商贩格外狡黠。卖粉条的：“抽条”！自带锅灶，现抽现煮，查质验货。可往往买回家的与现场品尝的差异较大；卖烟叶的：“插翎儿”！把好烟叶混到败叶之中；卖菜的：“放哨子”！大车未到，先派一人单车独骑，象征性地带一些菜，来到村中叫卖，且要价极高。遭一通辱骂之后赶往下一个村。等大车到来，低于前售价格，村人顿觉捡了便宜，其实一点都不便宜。换大米的、买“砂蛊子（砂锅）的”、卖炕席的、卖笸箩簸箕的、卖“绛蓬”的——一种用秸秆皮与麦草编制的蒸年糕专用的锅盖，形似满清官员的顶子，卖窗花的、卖“耗子屎”“窜天猴儿的”——这原本是放置在床底下，点燃冒浓烟，用来熏蟑螂、臭虫的小泥丸儿，却被塞上火药，成为土花炮——“窜天猴儿，窜天猴儿，白天一溜烟，晚上大火球”！一声声吆喝，冲击着买不起正规花炮的我等穷孩子们；卖胭脂的——极小的一个纸包，小心打开，里面一小撮儿泛着五彩光泽的细粉，用水泄开，它就会变成级浓艳的红水。手巧的农人把已经干硬的老南瓜把儿切下来，用粗针雕刻出双喜字，形成一枚印章，粘上胭脂红，戳在出锅的馒头、年糕上。一只只钦满红色印章的年糕馒头，就是一封封通往新年的通行证、介绍信、合格书！
上述种种，城里人可以三五成群，流连街市，愉悦选购。而大马村，却如吃日本自助一样，商贩流动眼前，村民坐等挑选。声声呐喊，富裕人家欣喜若狂，贫困之户清苦凄惶。
上述种种，许多人称之为“年味儿”。对此，我不以为然。这是一种极为文学化的表述。年怎么会只是味觉的概念呢？味觉只是弥泛于口腔，而听觉则可回旋脑际，唤醒心灵。
上述种种，大都与我家无关。我们无钱购买。连续几年的家中事件：奶奶去世，盖新房子等，已使得远在新疆的父亲负债累累。为此，我们做好了过一个“素年”的准备。
大白菜尚有几颗，白面也有半袋，年糕已经蒸好，屋子打扫干净，黑旧的炕席已用“胰子水”擦白，泛黄的主席像已被妈妈擦亮，破损的窗户纸也被我用图画纸补齐，窗花自剪，衣物洗净，鞋洞补好；豆腐、粉条用老玉米到生产队换得，鞭炮用我卖废品的钱买了一挂一百响的；鱼也有两条，是我二哥在东河沿的冰层下捕获。最遗憾的只是：没有肉！但我们有两瓶花生油。这是我妈妈“盗花生”磨得.......
正当我们全家，同仇敌忾地准备与新年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唤醒我家的声音响起了——村里的大喇叭正在反复播送：杨祥（我哥），杨祥，听到广播后，赶快到大队部取汇款单！
二
我爸寄钱来了，一十五元整！
当我把那张墨绿色的汇款单（汇款单的样式好像几十年都不曾变过，我对此珍爱至极。前些日子某杂志社与我商量今后用微信支付稿酬，被我断然拒绝。他们说传统汇款太慢，我说慢就慢！），贴在心口拿到家中时，邻居“二秃子”的妈妈已坐到我家炕头抹眼泪。不用说，这是听到我爸汇款，来借钱的。二秃子家，孩子多，比我家还贫困寒酸。我妈在了解到钱款数额后，果断作出决定：借给他们五块钱！
第二天寒风呼啸。天刚麻麻亮，我与哥哥、二秃子三人赶往五公里外的良乡镇。大家兴奋异常，丝毫不觉得冷。几乎是一路欢跳地前行。进得镇里，我们兵分两路，我哥去取钱，我和二秃子先到位于镇东北角的修造厂肉食品门市部去排队——只有在这里才可买到厚达“五指”的肥肉。
肥肉，八毛钱一斤。我家买了五斤（好大一块！），二秃子家买了三斤。接着，兴冲冲“杀进”镇里，就像到了印度大城市——“猛买”！在农贸市场买：糖果、瓜子、海带、茶叶、茶碗；在新华书店买：年画儿。主席像和杨家将故事“小四扇儿”；在“大角”买：鞭炮。一挂二百响的“小铁杆儿”，四个“二踢脚”，一个“麻雷子”。二秃子也是收获满满。最终我们还把剩余的两块钱交给妈妈。
那时的钱可真值钱呀！
年三十儿——丰盛的家宴：肉馅饺子，荤素菜肴；愉快的活动：放炮，点灯笼，守岁熬夜，我们一家开心无比！
大年初一，一大早，二秃子带着四个弟、妹来给我妈磕头拜年。我妈给了他两毛钱压岁钱......
尾 声
年后，我们收到爸爸的信。信中没提过年的事儿，只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一大堆别的。只在末尾极随意地提了一句：你们的年过得好吧？
多年之后，我才体味到父亲的心境。可当时“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给父亲回信的头一句便兴冲冲地说：
爸，今年我们过了个肥年！
2018年2月23日
杨建英，男、北京人。现为新疆阿勒泰地区文联副主席。作品散见于《文艺报》、《散文百家》、《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报刊。曾出版散文集《老山城》、随笔集《山城密码》、报告文学集《新疆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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