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陵得名之由来及嬗变过程

风陵渡地处秦、晋、豫三省交界，是黄河中游的一处重要津渡，其地以风陵而名。风陵得名，明清以来则素有“女娲墓”与“风后（或称“风伯”）墓”两说。其与此地相接三省的地方志中关于风陵得名的记述不尽相同。笔者考察风陵得名之由来及嬗变过程，认为其地名在魏晋时有由“封陵”变为“风陵”之过程。此后，风陵也有“伏羲墓”→“女娲墓”→“风伯墓”之嬗变。风陵地名的嬗变与得名缘由的变化反映了千百年来地方文化的变迁、地域文化的相异，同时又与上古至中古的汉语语音变化密切相关。

关键词：风陵；女娲墓；地名由来

风陵渡是历史上黄河中游的一处重要的渡口，位于黄河“几”字形的东转处，亦是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点，今属山西省运城市辖芮城县风陵渡镇。风陵渡因风陵得名。据笔者所见，该地称“风陵”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关之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而关于“风陵”这一地名的由来则众说纷纭，一说因女娲墓得名，另一说则名之以传说中黄帝之相风后之墓。笔者考察相关文献，发现此二说均非风陵得名之本由。进一步考察则会发现，关于风陵地名的嬗变与得名缘由认识的变化更反映了千百年来地方文化的变迁、地域文化的相异，同时又与上古至中古的汉语语音变化密切相关。因此，笔者对风陵得名由来及嬗变过程进行考释，以发其微。

一、明清以来关于风陵得名之认识

明清以来，关于风陵渡之风陵得名的缘由有两种传说，即上文所提到的女娲墓说与风后墓说。如康熙《潼关卫志》所载：“风陵渡：在城东门外，北岸有女娲墓，或曰风后墓，故曰：'风陵’。”

风陵是女娲墓的传说主要得自文献中女娲为风姓的记载。如《帝王世纪》所载：“女娲氏亦风姓。”同样的记载又见于司马贞的《三皇本纪》。风陵为女娲墓之传说由来已久。据《旧唐书·五行志》所载：

乾元二年六月，虢州閺乡县界黄河内女娲墓，天宝十三载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今年六月一日夜，河滨人家忽闻风雨声，晓见其墓踊出，上有双柳树，下有巨石二，柳各长丈余。郡守图画以闻，今号风陵堆。

可见迟至唐代中期已有风陵为女娲墓的认识。至宋时罗泌纂《路史》言女娲死后“神居于栗广之野……是为风陵堆也”。其下注文云：“墓今在潼关口。”此后风陵得名于女娲墓之说广为流传。

相较于唐中期出现的风陵为女娲墓之说，风后墓之说则明显后出。笔者所见最早记录是明成化年间所修的《山西通志》。据成化《山西通志》所载：“风后冢，在蒲州南六十里焦虑里赵村风陵渡。”风后相传为上古时代山西解州人，为黄帝相时“天地治，神明至”，因而负有盛名。明万历年间重修风后冢时所作《创建风陵享殿记》明言：“蒲之焦虑里相传有风后冢，睢乡坡渡皆以风陵名，其来久矣。”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在其《肇域志》中也记有“风后塚，在州南六十里风陵乡赵村。有轩辕庙址。风后乃其臣，没，葬此地，至今号风陵焉”。可见明末风陵因风后墓得名之说已逐渐兴起。

风陵渡因处于山、陕、豫三省的交界之处，相关记载又见于三省的方志之中。笔者对照三省明清以来的相关方志，发现他们对于风陵得名缘由的记载不尽相同。

明清时期山西的省志与相关地方的方志关于风陵得名缘由的记述大为不同。省志完全认同风后墓之说。以致明成化、清康熙、雍正这三次所修的《山西通志》在风陵所在的地区只有记有风后墓，全无女娲墓的记载。而相关地方的方志则采取二说兼收的记载办法。如乾隆《蒲州府志》中在有风后冢记载的同时还记有女娲墓，并对较晚产生的风后墓之说提出质疑：“然其事皆不可得详……若此之为风后墓者，于传无所征，夫安知其葬乎？是古未之言，反能得之后世耶？”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山西省与相关地方州县之间在文化认同选择与取舍上所产生的矛盾。山西一省除了在风陵渡所在之地有女娲墓的传说外，另在赵城县亦有一处女娲墓。此处女娲墓又称娲皇陵，是北宋以来中央政府祭祀女娲的官方祭祀地点之所在。与此同时，赵城县的娲皇陵享祭日盛必然会大大降低与之不远处风陵渡之女娲墓的影响力，使之渐被世人淡忘。于是，与风陵渡所在地相邻的解州黄帝相风后的文化则乘虚而入。风后相传是上古黄帝时期的解州人，应是解州当地黄帝信仰中的关键人物。而女娲或因与伏羲相指而亦称为“风后”，女娲风陵也可能早有“风后陵”这一别称。这正与解州的风后传说产生某种契合。于是风陵被移花接木地由女娲墓变成了风后墓。因此，从山西省的角度而言，其境内除赵城县娲皇陵外其他女娲墓在祭祀上已无存在之必要。又因风陵渡所在地这里的女娲陵在宋熙宁中已“复失不见”，故而在编修省志时不再记载此处的女娲风陵，转而承认风陵为风后墓之说。而作为风陵所在州县的修志者，他们仍能对当地原有的女娲墓传说保有记忆，同时亦对受邻乡文化影响而产生的风后墓之说难以认同，于是在修志时采取二者兼收的办法，同时也尽可能地对于这一后出之说进行辩驳，以示其立场。

陕西方志中关于风陵渡得名由来的记述也采取二者兼收的办法。如康熙《潼关卫志》所记：“风陵渡，在城东门外北岸。有女娲墓，或曰风后墓，故曰'风陵’。”由于风陵地处三省交会之处，陕西的方志也将风陵纳入记载范围。相较于关于风陵渡得名由来采取二者兼收的记载办法。对于风陵，陕西的方志则明确认为其即女娲墓。如上文所引的康熙《潼关卫志》就记载：“风陵即女娲氏陵，在城北黄河中。”雍正《陕西通志》则记：“女娲氏风陵在城北黄河中。”其按语云：“《平阳府志》赵城东有娲皇陵……而潼关之风陵，则自唐称祀典，宋置守户，其事确凿可据。”由此可知，陕西方志对于风陵女娲墓之说有着明显的倾向性。首先，风陵位于三省交界之处，陕西方志把风陵当作其境内的陵墓来记述。而陕西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女娲墓的传说，因此无须顾忌山西赵城县娲皇陵的因素。其次，风陵为风后墓的传说与山西解州盐池黄帝传说有关，风后也相传为解州人。因此风后陵之说也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而其影响有限，作为与之相邻的陕西恐怕也未能彻底地受其影响。

河南方志的处理方式则又不同于前者。无论是省志，还是与之相关的阌乡县志的记载中，在风陵渡得名由来的问题上均采风后墓之说。如顺治《阌乡县志》记载：“风陵渡，县西六十里。北岸有风后陵故名。”而单独另记在黄河中的女娲墓，但不称其为风陵。如顺治《阌乡县志》载：“女娲陵，传在黄河滨。唐天宝末忽失。乾元出复涌出。遂名风陵渡。盖后风姓故也。今又无□。”又如顺治《河南通志》所载：“女娲陵，在阌乡县西北黄河侧。唐天宝末失其所在。乾元初复涌出。按史女娲，风姓。有神圣之德，代伏羲氏，立号曰女希氏。一曰女娲以木德王。山西赵城县亦有娲皇陵。”这种记述方式实际上巧妙地回避了女娲墓与风后墓二说的矛盾。如顺治《阌乡县志》称风陵渡得名于风后陵，但并不言风后为谁。但在关于女娲陵的记载中则又说风陵渡得名“盖后风姓，故也”。这里的“后”明显是指女娲。于是，女娲墓说与风后墓说二者的矛盾得以化解。同样《河南通志》中记女娲陵而不言风陵，则也避免了二说间的冲突。河南的方志这样记载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阌乡县志》还是《河南通志》，他们记载女娲陵的传说均采自前引《旧唐书·五行志》的记载。

然而我们仔细阅读文献则可以发现《旧唐书》所载黄河内的女娲墓实际上早已不存在了。故而《阌乡县志》记有“女娲陵……今又无□”。然而河南方志却依旧加以记载，这是因为在《旧唐书·五行志》中明确地指出女娲墓在“虢州阌乡县界黄河内”之故。黄河之中的女娲墓虽早已不复存在，但在黄河对岸作为黄帝相风后之墓的风陵却十分盛行。河南方志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化解了风陵得名二说之间的矛盾。但却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存在着位于黄河中河南阌乡境内与黄河北岸山西蒲州境内的两处风陵。这一矛盾实出于方志编纂者的无意，却透露出关于风陵得名由来变化原因的一丝线索。

二、女娲墓与风陵

从上文可知，明清至今关于风陵渡之风陵得名原因流传着女娲墓与风后墓两种不同的传说。前者流传较为久远，而后者晚出，迟至明代才出现。那么风陵是否就正如传说所言得名于女娲墓呢？笔者将在此对女娲墓与风陵之间的关系进行考证。

有关风陵得名于女娲墓的记述，往往旁征博引，如雍正《陕西通志·陵墓》所载：

上古女娲氏风陵，在城北黄河中。（《县志》）关之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戴延之所谓风塠者也。风塠，《御览》作风堆。又引戴延之《西征记》云：伏羲、女娲风姓也。此当是女娲之墓。《九域志》云：女娲墓在今潼关口河滩上，屹然介河，有木数株，虽暴涨不漂没也。《寰宇记》云：河东县三里风陵是女娲之墓。（《水经注》）潼关口河潬上有树数株，虽水暴涨亦不漂没，人号为女娲墓。天宝十三年五月内因大风吹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虢州刺史王晋光上言，今月一日河上侧近忽闻风雷，晓见坟涌出，上有双柳树下有巨石各髙丈余。（《唐历》）关北大河中有滩出水可三二尺。滩上一树古老，相传云本女娲墓女娲炼石补天缺断鳌立地维。故墓在大河中，水髙与髙水下与下盖神之所扶持也。立祠于岸载在祀典。天宝十三载秋霖一百日，河水泛滥，其滩遂被冲没。至今无迹，乃知向说皆谬耳。（唐陆长源《娲皇墓辨》）女娲氏其神居于栗席之野，是为风陵堆。乾元中刺史奏阌乡坟天宝十三载天雨晦俄失所在，至是河旁风雷夜声，黎明视之，其坟涌出，复夹两柳树。肃宗命祝史祠焉。乾德四年诏置守陵五户，春醮少牢。（《路史》）在潼关东门外黄河北岸。或曰黄帝相风后墓。（《关中陵墓志》）

按《平阳府志》赵城东有娲皇陵。《兖州府志》济宁州东南有女娲陵。而潼关之风陵，则自唐称祀典，宋置守户，其事确凿可据。长源所云冲没无迹，或神灵之隐见有时耶。

又如乾隆《蒲州府志·陵墓》所载：

女娲陵，旧在蒲州南六十里黄河洲潬上，今风陵渡，其遗处也。《水经注》云：潼关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戴延之《西征记》所谓风塠者也。《九域记》：女娲墓在今潼关口河滩上。屹然介立，有木数株，虽瀑涨不漂没。

《元和郡县志》：风陵堆在河东县南五十里，与潼关对。《寰宇记》云：风陵城在其下闅乡津，去其县三里，即风陵故关也。《考古要录》：河中风陵，或疑为古伏羲塜，以庖皇为风姓故然。女娲亦风姓，或以为即伏羲妹为云姓，如罗泌所说者，非也。唐天宝十三载，天雨晦，失陵所在。至乾元二年，河傍风雷，夜声明旦，视之坟复涌出，夹以两柳。陕州刺史奏之。肃宗使祝史祀焉。宋太祖乾德四年，诏置守陵五户。至熙宁中，陵复失不见。旧有唐乔潭碑，亦亡。考《城冢记》云：女娲墓有五，此其一矣。

以上两则关于风陵为女娲墓的考证颇具代表性。他们考证风陵为女娲墓时，将其论据上追至北魏郦道元之《水经注》，同时又以唐宋以来的文献佐之。清代学者毕沅据此曾言：“自魏郦道元称述以来，自是唐置祀典，宋置守户。又若确凿可据者，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欤。”若仔细考察则会发现其所依据看似言之凿凿，实则漏洞百出。

雍正《陕西通志》所引《水经注》并非《水经注》原文，而是明代朱谋《水经注笺》对《水经注》所做的笺释。《水经注笺》一书曾是当时《水经注》的较好版本，清代研究《水经注》的学者赵一清曾言《水经注笺》“较诸家称最善”，然而其笺注考订，征引文献则较为粗略，纰漏亦多。为此赵氏曾著有《水经注笺刊误》一书，对其中谬误进行刊订。雍正《陕西通志》所引《水经注笺》关于风陵的笺释问题颇多。

《水经注》关于风陵记载的原文为：

关之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戴延之所谓风塠者也。

《水经注笺》对其的笺释则为：

风塠，《御览》引此作“风堆”。又引戴延之《西征记》云：伏羲、女娲风姓也。此当是女娲之墓。《九域志》云：女娲墓在今潼关口河滩上，屹然介河，有木数株，虽暴涨不漂没也。《寰宇记》云：河东县三里风陵是女娲之墓。秦汉以来俱系祀典。

查今本《太平御览》卷56《地部》21所引《水经注》文，确将“塠”作“堆”。但未见引有《西征记》“伏羲、女娲风姓也”之文。

又查今本《九域志》，则全无朱氏所引之文。朱氏所引的这段文字却见于《路史》记载女娲墓风陵堆的注文。《路史》关于女娲墓风陵堆的注文为：

墓今在潼關口河潭上，圪然分河。有木數株，雖瀑漲不漂没。今属陕之阌乡县。

然而注中并未说明这段文字的出处。是否为《九域志》中的原文尚不能肯定。另查《新定九域志》所增著古迹中在河东府有庖王陵的记载：

庖王陵。戴延之《西征记》：潼关直北，隔河有层阜，苍然独秀，谓之风陵；伏羲，风姓也。

此处所引戴延之《西征记》的文字后半句“伏羲，风姓也”之文与《水经注笺》中所谓《御览》中引《西征记》的文字相近，只是独缺“女娲”二字。可以肯定的是，在《新定九域志》中所记载之风陵应是伏羲之陵而非女娲之陵。

再查今本《太平寰宇记》中河东县有关风陵的记载文字是：

风陵堆山，在县南五十里。与潼关相对，有风陵城在其上。

风陵故关，一名风陵津，县南五十里。魏太祖西征韩遂，自潼关碑渡即此处也。

该引文与《水经注笺》所引《寰宇记》文字完全不同。且《水经注笺》引文中言风陵距河东县三里，此与实际相差甚远。其引文必误。再查，该处引文实则出自《路史》注文中所征引《寰宇记》的文字：

《寰宇记》：风陵城在其下，阌乡津去县三里，即风陵故关也。女娲之墓，秦汉以下俱系祀典。

而这段引文其实是将上文所引今本《太平寰宇记》中关于河东县风陵的记载与同书关于阌乡县阌乡津、女娲墓的记载加以糅合。今本《太平寰宇记》所载阌乡县女娲墓的文字为：

阌乡津，去县三十里，即旧风陵关。

女娲墓，自秦汉以来，皆系祀典。

可见《路史》注文所引阌乡津“去县三里”为“去县三十里”之误。阌乡津所去之县也应为阌乡县。到了《水经注笺》中，则又将阌乡县误植为河东县，于是形成了是书现有的文字。而《路史》注文将《太平寰宇记》风陵与女娲墓的记载进行杂糅，则涉及女娲墓与风陵是否同为一处的问题，对此将在下文进行讨论，此处暂且不论。

由此可见《水经注》中并未说明风陵的地名是得名于女娲墓。而《水经注笺》中所征引文字问题颇多，更无法证明风陵得名于女娲墓。

乾隆《蒲州府志·陵墓》对于风陵女娲墓的考证中，大部分的内容实际转抄自《路史》的注文。雍正《陕西通志·陵墓》也引《路史》的记载为证来说明风陵女娲墓“唐称祀典，宋置守户，其事确凿可据”。上文所讨论的《水经注笺》关于风陵的笺注也大部分源自《路史》一书。因此《路史》一书可谓是论证风陵为女娲墓的重要文献。《路史》记载女娲死后“其肠爰化而神，居于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坫王裕于堇龙，古塞洪河之流，是为风陵堆也”。明确说明女娲葬于风陵堆。其注文又补充记载：

墓今在潼关口河潭上，圪然分河，有木数株，虽瀑涨不漂没，今属陜之阌乡县。按《元和郡县志》：风陵堆，在河东县南五十，与潼关对。《寰宇记》：风陵城在其下阌乡津，去县三里，即风陵故关也。女娲之墓，秦汉以下俱系祀典。

《路史》的记载及注文是笔者所见最早全面论证风陵即是女娲墓的文字。为弄清楚风陵是否得名于女娲墓，在这里有必要对这其进行全面的分析。

《路史》记载女娲葬于风陵堆，其注文说：“墓今在潼关口，河潭上圪然分河。有木数株，虽瀑涨不漂没。”该文疑为《新定九域志》对于陕州阌乡县女娲墓转引《唐历》的记载，但今本所阙。首先，上文提到的《水经注笺》就曾引该段，并作《九域志》之引文。其次，《新定九域志》所补之古迹，多附有说明，而陕州女娲墓则阙。再次，该文最早见于《太平广记》所引的《唐历》，黄裳补《九域志》时亦可得见。最后，罗泌父子作《路史》及其注文时在南宋，陕州已陷于金，则女娲墓之情形恐难以亲见，必征引自他处。

其后的注文则引《元和郡县志》等地理志说明风陵女娲墓的方位。然而查考这些文献的原文则会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风陵与女娲墓实为两处不同的地点。此在上文所引明清以来河南方志的相关记载中已有透露。为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在此我们将明清以前相关文献中关于风陵的记载罗列于下：

风陵堆山，在县南五十五里。与潼关相对。《元和郡县志》）

风陵堆山，在县南五十里。与潼关相对，有风陵城在其上。（《太平寰宇记》）

从上述两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所谓风陵其实就是位于与潼关相对黄河北岸的一座山丘，即《水经注》中所描述的“关之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而文献中所记载之女娲墓则是另一情形：

女娲墓：潼关口河潬上。有树数株。虽水暴涨。亦不漂没。时人号为女娲墓。唐天宝十三年五月内。因大风吹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虢州刺史王晋光。上言。今月一日。河上侧近。忽闻风雷。晓见坟踊出。上有双柳树。下巨石。柳各高丈余。（《唐历》）

女娲墓：潼关北大河中有滩出水可三二尺。滩上一树，古老相传云本女娲墓。圣人炼石补天，缺断鳌立地维，故其在大河中。水髙下与之高下，盖神之所扶持也。于今数年矣，立祠于岸载在祀典。天宝十三载，秋霖一百日，河水泛滥，其滩遂被冲没，至今无迹。（唐陆长源《辨疑志》）

登黄龙古塞，望洪河中流，岿然独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唐乔潭《女娲陵记》）

乾元二年六月，虢州閺乡县界黄河内女娲墓，天宝十三载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今年六月一日夜，河滨人家忽闻风雨声，晓见其墓踊出，上有双柳树，下有巨石二，柳各长丈余。郡守图画以闻。今号风陵堆。（《旧唐书·五行志》）

从以上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女娲墓位于黄河之中的一处河滩。这明显不同于孤峙河阳的风陵。此外，在《太平寰宇记》与《新定九域志》中均将两地分别记录。从以上这些证据，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出风陵与女娲墓是两处不同的地点。或许为弥合文献中风陵与女娲墓分处不同地点的记载来说明风陵即为女娲墓，《路史》注文的作者有意将《太平寰宇记》中河东县风陵与阌乡县女娲墓的记载进行杂糅。于是出现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路史》注中所引《寰宇记》的文字。这一注文将风陵与女娲墓融为一体，在后来的文献中被大量征引，风陵得名于女娲墓之说因此便广为流传。

《路史》中有记有风陵女娲墓“乾德四年诏置守陵五户，春醮少牢”。查《宋史·太祖本纪》，乾德四年（966年）“冬十月……癸亥，诏诸郡立古帝王陵庙，置户有差”。《宋大诏令集》中则收录关于这一事件的诏书——《前代帝王置守陵户祭享禁樵采诏》。据该诏书所载乾德四年宋太祖命对包括女娲在内的帝王“各置守陵五户，每岁春秋二时，委所在长吏各设一祭”。这即是《路史》这一记载的史料来源。然而该诏书又明确地说明了“女娲葬赵城”，则可知，宋代确实对于女娲墓高度崇祀，但其地点并非风陵女娲墓，而是山西赵城县之娲皇陵。

由此可知风陵得名女娲墓之事并非如前人所言“确凿可据”。但不能否认的是，自唐宋以来风陵为女娲墓的传说曾一度盛行，并影响至今。既然风陵并非得名于女娲墓。那么它究竟得名于何，又是什么原因使风陵成为女娲墓呢？

让我们回到风陵地名最早出现的《水经注》。《水经注》云：“关之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又补充说：“戴延之所谓风塠者也。”戴延之东晋末人，从刘裕北伐灭后秦，著有《西征记》二卷。《水经注》多有引用。此处之文亦应出自戴延之的《西征记》。特将《水经注》该处上下全文引出：

《西征记》曰：沿路逶迤，入函道六里，有旧城，城周百余步，北临大河，南对高山，姚氏置关以守峡，宋武帝入长安，檀济道、王镇恶，或据山为营，或平地结垒，为大小七营，滨带河险，姚氏亦保据山原陵阜之上，尚传古迹矣。关之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戴延之所谓风塠者也。南则河滨姚氏之营，与晋对岸。

从上下文看，《水经注》该处引《西征记》的文字是在叙述刘裕北伐时后秦姚氏在潼关一带所设营垒的情况。但郦道元对于《西征记》并非直接引用，而是结合当时的情况间接引用并随处夹有自己的按语。如“戴延之所谓风塠者也”一句即是郦氏之按语。这段关于风陵的记述，在《新定九域志》记载河中府庖王陵时也曾被引过：

庖王陵。戴延之《西征记》：潼关直北，隔河有层阜，苍然独秀，谓之风陵；伏羲，风姓也。

以这段引文与《水经注》引《西征记》的文相较，多出“伏羲，风姓也”一句。可知在东晋时风陵之地就被传说为伏羲氏之墓。据《水经注》，戴延之在《西征记》原文中应称风陵为“风塠”。而无论是风陵还是风塠，则都因伏羲风姓而得名。迟至北宋，风陵在一些文献中仍被视为伏羲之陵。

既然在风陵为女娲墓传说产生之前，风陵被视作伏羲陵，那么人们关于风陵的认识又是怎么从伏羲陵转变为女娲墓呢？

据《旧唐书·五行志》所载黄河中女娲墓于天宝十三年（754年）因大雨而“失其所在”，后于乾元二年（759年）又复现。然而根据上文所引陆长源《辨疑志》的记载，女娲墓自失踪后“至今无迹”，则女娲墓于乾元二年复现之事则有疑义。据此，黄河中的女娲墓很有可能早已被冲没，而无迹可寻。风陵地处黄河北岸与潼关相对，而位于阌乡县的女娲墓也与其不远。久之，人们逐渐将风陵附会成女娲墓，如《旧唐书·五行志》所说“女娲墓……今号风陵堆”。但在北宋时，人们尚能将二者区分，故而在《太平寰宇记》中将二地分别记载。罗泌作《路史》时将风陵视为女娲墓，在《路史》注文中，又将《寰宇记》中有关风陵与女娲墓的记载杂糅混同。使得风陵为女娲墓的传说广为流传，而原先风陵为伏羲陵的传说则渐被湮没。

三、封陵与风陵之嬗变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知风陵的地名最早见于《水经注》所引东晋戴延之《西征记》的记载。而《西征记》中，又以“伏羲，风姓也”，则暗示风陵为伏羲之陵。然查考文献则会发现，在魏晋南北朝及之前该地尚有另一名称——“封陵”。封陵地名见于《史记》，并在其中多次出现。如《秦本纪》载：

（秦昭襄王）十一年（前296年），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

《魏世家》载：

（魏哀王）十六年（前303年），秦拔二十三年（前296年），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

《六国年表》亦记有：

（魏哀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坂、晋阳、封陵。

（秦昭襄王）十一年：彗星见。复与魏封陵。

《苏秦列传》载：

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杀三晋之民数百万……

张守节《史记正义》在《秦本纪》中注“封陵”曰：“封陵在古蒲阪县西南河曲之中。”从《史记》关于封陵的记载来看，封陵在战国是秦魏两国双方交战拉锯的重要地点。张守节对于封陵的注释，则使我们可知《史记》中的封陵与后来的风陵位置相当，后来的学者也认为封陵即是风陵。如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即引《史记》证风陵即是封陵。全祖望校《水经注》亦言风陵“《史记》作封陵”。近人钱宾四亦在《史记地名考》中引《史记》《水经注》言封陵在“今永济县南风陵堆”。

论证封陵即风陵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是分见于《宋书》与《魏书》关于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载。《宋书·柳元景传》载：

虏蒲城镇遣伪帅何难于封陵堆列三营以拟法起。

同一史事《魏书·岛夷刘裕传》则载：

诏洛州刺史张提率众度崤，蒲城镇将何难于风陵堆济河，秦州刺名杜道生至阌乡。元景退走。

虽然这两则文献都是记载公元450年刘宋政权第二次元嘉北伐中的一件事情。虽然南北双方所记载的侧重不同，立场各异，所记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北魏将领何难扎营渡河的地点，《宋书》记作“封陵堆”，而《魏书》则记作“风陵堆”。可见封陵即是风陵。

关于风陵一地两名的现象在文献中一直延续到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时期。《北史·齐本纪》载：

神武退舍河东，命行台尚书长史薛瑜守潼关；大都督厍狄温守封陵；于蒲津西岸筑城守华州，以薛绍宗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发晋阳至此，凡四十启，魏帝皆不答。

《北齐书·斛律金传》载：

天平初，迁邺，使金领步骑三万镇风陵以备西寇，军罢，还晋阳。

以上两则史料是记北魏孝武帝出奔长安后，高欢布置防御宇文泰的内容。厍狄温与斛律金曾先后驻守该地，然而《北史·齐本纪》记作“封陵”，《北齐书·斛律金传》则记作“风陵”。《北史》的记载，则是在正史中后一次将该地记作“封陵”。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知，今风陵渡之所处之地，在战国之时被称作“封陵”，这一地名称谓一直延续至南北朝时期。与此同时，魏晋之时该地逐渐被称作“风陵”，并最终取代“封陵”成为当地的地名。

关于当地地名如何由封陵而变为风陵，则需进一步地考察。仔细阅读以上所引之相关文献，则会发现《史记》《北史》中所记之“封陵”，《北齐书》之“风陵”是一地区名。而《西征记》所记之“风塠”，《水经注》之“风陵”，《宋书》之“封陵堆”，《魏书》之“风陵堆”则是山丘名。《水经注》引《西征记》言“关之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所谓层阜即小丘陵，可知郦道元所云之风陵为黄河北岸一山丘。而戴延之所谓“风塠”之“塠”通“堆”，“堆”也有“小阜”之义。因此，这里的风塠、风陵以及风陵堆或封陵堆是山丘名。

据此笔者试推测当地地名由封陵变为风陵的过程如下。早在战国时代这里就被称为封陵，迟至东晋时，那里的一座位于黄河北岸与潼关相对的小山丘相传为伏羲之墓。因伏羲风姓，那座小山丘也开始被称作风塠、风陵或风陵堆。或因风塠位于封陵，抑或是那座小山丘本来就叫作封陵，而封陵之地因其而得名，于是风塠也被称作封陵堆。由于那里地理位置特殊，地形险要，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到了南北朝时期更是兵家必争之地。于是风陵由山丘名也变成了附近地区的名称。从此取代了当地原有的地名封陵。

尽管当地地名由封陵变为风陵的过程可能如上文的推断。但促使其更名的原因主要则是伏羲墓的传说的兴起。然而由于文献的缺失，关于伏羲墓的传说在这里是如何兴起已不可知。除了伏羲墓的传说外，上古至中古的语音变化也增加了该地地名变化的可能。

封、风两字虽然在现代汉语拼音中都读作ｆēｎｇ。但其在古代的读音并不相同。据王力等学者的研究，“封”字之韵在上古音中属东部开口三，根据现代国际音标，其拟音为

。而“风”字之韵则为侵部合口三，其拟音为

。可见“封”、“风”二字的上古音中并不同韵。其后，汉语的语音较之前发生了变化。在汉代从古音侵部分化出冬部来。而“风”字则转入冬部，韵为冬部合口三，拟音为

。而“封”字之韵仍为东部开口三，其拟音则为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封”、“风”两字的读音又发生相互转换。“封”字之韵变为冬部合口三，其拟音为，而“风”字之韵则变为东部开口三，其拟音为。

虽然“封”、“风”二字的读音在先秦至魏晋的读音始终不同。但是其在汉代以来的变化对于封陵变为风陵却起着重要的影响。在先秦，“封”、“风”二字的读音差距较大，韵部不同，且结尾之音

、［ｍ］也不一致。而到了汉代，由于“风”字读音较大的变化，其韵母

与当时“封”字的韵母

的尾音同为。因此二字的读音较为接近。再到魏晋，二字的读音相对汉代出现颠倒。这些均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封陵与风陵两个名称的相互通用成为可能。

四、小 结

风陵地名的变化与其得名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原被称作“封陵”的山丘因伏羲传说的介入与汉语音韵的变化，而逐渐被称为“风陵”。唐宋时风陵附近黄河中的女娲墓传说盛行。但在其后由于黄河中实体的女娲墓的消失。于是人们又将与之相邻的风陵视为女娲墓。因此人们关于风陵得名的认识由伏羲之墓变成了女娲之墓。但在山西原赵城县的娲皇陵自宋代以来就是中央政府祭祀女娲的官方场所。如此一来，风陵女娲墓的存在就造成了山西地方当局的一种尴尬——同一省域内在国家官方祭祀的女娲陵墓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女娲墓的传说。加之邻近风陵的解州有着关于黄帝时名臣风伯的传说。于是，不被上级官方所承认的风陵女娲墓又逐渐被附会成风伯墓。然而风陵为女娲墓的认识自宋代以来一直被文献广为记载，后来出现的风伯墓之说在当地仍未能彻底取代原有的女娲墓传说。同时与官方祭祀女娲任务的山西省无涉的邻省陕西则大力坚持由来已久的女娲墓传说。而另一邻省河南省则因唐宋以来黄河中女娲墓位于其辖下阌乡县境内之故，仍在其方志中继续记载女娲墓。然而面对风陵为风伯墓的既成事实，则采取承认的态度。于是造成了河南方志中关于风陵由来矛盾的记述。经过以上复杂的变化发展，最终形成了如今关于风陵得名的两种传说。

从有关风陵地名变化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地名演变与汉字语音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地名本身是一种语言代号，从语言学的角度地名是指示地域空间位置的专有名词或词组。因此汉语语音的变化有可能会引起相关的地名演变。由于地名有着指代特定地点或地域的功用，这也扩大了地名名词的社会覆盖面。因此，当构成地名的文字的语音发生变化时，地名的语音仍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其变化幅度也较之语言的变化要小得多。由“封陵”变为“风陵”则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关于风陵得名的认识由伏羲之墓变为女娲之墓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的地理载体的问题。无论是将风陵视作伏羲墓还是女娲墓，其背后都是当时当地所流行的某种文化的表现。文化并不是完全彻底抽象出来的东西，而是有其具体的存在方式，需要一定的实体基础作为其载体。地理要素可作为文化的载体。譬如风陵，就是当地伏羲文化或女娲文化的地理载体。当地的女娲文化原有地理载体是阌乡县境内黄河中的女娲墓。但唐末黄河中女娲墓就已消失。但当地的女娲文化并未因失去其地理载体从而消失，而是转而将原本作为伏羲文化地理载体的风陵改变为自己的文化载体。遗憾的是如同伏羲文化如何使得封陵变成风陵一样，由于文献记载的有限，我们也不能知道女娲文化又是如何使人们对于风陵得名的认识发生改变。但这一变化足以说明当时当地女娲文化力量的强大，足以将其他文化的载体纳为己有。

虽然风陵风伯墓的认识产生较晚，但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这说明了官方所方推行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其并未能将较早出现的风陵为女娲之墓的认识彻底消除，这是因为地名的历史传承具较强的生命力。同时官方所推行的文化认同具有地域性，山西官方所推行的风陵为风伯之墓的地名认识，未能对于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两省关于风陵得名的认识进行彻底地改变，于是产生了明清以来三省方志关于风陵得名的不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