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故事（109）——阿米斯塔德
美国故事（109）——阿米斯塔德
文｜毕蓝
1839年6月27日，一艘叫“阿米斯塔德号”（La Amistad）的西班牙船离开古巴的哈瓦那（Havana）港，驶往古巴的另一个省。当时，古巴是西班牙殖民地。这应该是一次很短的旅行，从哈瓦那到目的地只需四天时间，船员们只带了很少的口粮。可是，他们没料到遇上顶风，延误了航程。到7月2日，“阿米斯塔德”仍在海上。也就是在这一天，船上发生了变故，这艘普普通通的货船便被载入史册。这变故的起因是船上的“货物”。
“阿米斯塔德号”的船长是雷蒙·费勒（Ramon Ferrer），他也是三位船主之一。另外两位船主是何塞·鲁伊斯（Jose Ruiz）和佩德罗·蒙兹（Pedro Montez），他们都随船押送货物。这是批什么“货”呢？这批货包括49个被从西非的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绑架来卖为奴隶的黑人。他们先被葡萄牙奴隶贩子运到哈瓦那，这次又从哈瓦那被转卖到其它地区。7月2日，一个叫辛克（Cinque）的黑奴挣脱了枷锁，带领其他黑人起义。他们杀死费勒和几个船员，控制了船只。但他们留下鲁伊斯和蒙兹两个活口，倒不是因为这俩的罪恶轻一点，而是因为黑人们不懂航海。他们想回非洲的家乡，却不知道怎么驾船，不会辨别方向。他们需要鲁伊斯和蒙兹帮他们航行。可是，这些可怜的非洲人哪里斗得过满肚子诡计的西班牙人？鲁伊斯和蒙兹白天被迫按黑人们的要求向东走，晚上却偷偷调转船头往北走，这样一来二去地就从古巴海岸来到了美国海岸。1839年8月26日，“阿米斯塔德号”在纽约州的长岛（Long Island）海岸抛下锚，一些黑人划着小船来到岸上找给养，因为船上已经断粮断水了。美国海岸缉私队的舰艇“华盛顿号”（USS Washington）发现了“阿米斯塔德”和岸上的黑人。舰长托马斯·格德尼（Thomas Gedney）立刻下令控制了船和人，把他们带到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港（New London）。随后，格德尼把所有的黑人转给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New Haven）的联邦地区法院收押。1840年1月，联邦地区法院开始审理此案。谁也没想到，这个诉讼案竟闹得沸沸扬扬，船上黑人的命运牵动了所有人的神经。
在继续我们的故事之前，先看看当时的形势。虽然奴隶制在美国是合法的，但从1808年1月1日起，国会通过立法禁止了奴隶贸易。也就是说，土生土长的奴隶和奴隶买卖是合法的，从非洲拐卖奴隶是违法的。英国和西班牙也都禁止奴隶贸易，并与美国一起签署了国际公约，联手在国际海域打击运奴船。看到这儿，你会不会觉得这些黑人有救了？他们被非法拐卖，当然应该获得自由。但如果你到开庭当天的联邦法院去看看，就不那么肯定了。那天的法院只能用一个词形容：乱。一共有七拨人来打官司：
康涅狄格联邦法院检察官，代表西班牙政府，要求把船、奴隶、和船上其它货物交给西班牙政府。
鲁伊斯和蒙兹，就是那两个被挟持的船主，要求将船上的奴隶和货物归还给他们，说这是他们的私有财产。
“华盛顿号”的格德尼舰长要求得到那些黑人奴隶和船上的货物作为海上施救的报偿。他当初在长岛逮住“阿米斯塔德号”却没把它带到纽约的法庭，而是去了康涅狄格州，就是因为康涅狄格是北方唯一还没废除奴隶制的州。他得到奴隶后可以转手卖一大笔钱，完全合法。
“华盛顿号”另外两个军官也要求得到施救的报酬，说是他们首先发现“阿米斯塔德号”的。
一个叫安东尼奥·维嘉（Antonio Vega）的西班牙官员，要求把船上一个叫安东尼奥的奴隶还给他，说那是他的私人奴隶。
何塞·特林卡斯（Jose Tellincas）和另外两个西班牙商人，要求把船上除奴隶以外的其它货物交给他们，说他们是物主。
“阿米斯塔德号”上的黑人否认他们是“奴隶”或“财产”，不应该被转交给西班牙政府。
说来说去，这个案子要回答的问题是：一，这些黑人是“财产”（奴隶）还是“人”？二，如果他们是“人”，他们是否应被保释或被指控“谋杀”和“劫掠”？三，美国对此案有管辖权吗？四，美国是否应把“犯人”转交给西班牙？
七拨人吵成一锅粥，最弱势的当然是那些黑人。首先，他们说家乡话门德语（Mende），一个英文词都不会，也不会西班牙语。他们听不懂别人，别人也听不懂他们。第二，他们是唯一被当作罪犯对待的人，脖子上手上拴着铁链，被押送至法庭。如果他们到了西班牙政府手里，很可能以“谋杀”和“叛乱”罪被处死。第三，他们身无分文，别说没钱请律师，压根儿就没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茫然地看着法庭上吵吵嚷嚷的人群，无助地企盼着上天的眷顾。那么，是谁在为这些黑人的权利抗争呢？
为黑人说话的是美国的废奴人士，他们专门成立了“阿米斯塔德委员会”，由纽约商人刘易斯·塔潘（Lewis Tappan）领头。他们募捐到一笔钱，为黑人们请了几个资深律师，包括48岁的罗杰·谢尔曼·鲍德温（Roger Sherman Baldwin）。鲍德温的外公罗杰·谢尔曼曾是起草《独立宣言》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还记得其他四位吗？），也是制宪会议上最著名的“大妥协”的提议者（记得“康涅狄格妥协案”吗？）。鲍德温14岁进耶鲁，以优异成绩毕业，21岁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此时的他已是成功的律师，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三年后还将当选康涅狄格州州长。可是，律师本事再大，听不懂委托人的话也白搭，连这些黑人从哪来的都不知道怎么辩护？总不能只听那些西班牙人的一面之词吧？
别急，天底下还是有聪明人的。纽黑文是耶鲁大学所在地，耶鲁的精英们当然不会坐视不管。有一位耶鲁的语言学教授，名叫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他像鲍德温一样，也是废奴主义者，决心帮助这些非洲人。吉布斯去监狱里找他们，连比划带说，总算学会了用门德语从1数到10。然后，他来到纽约曼哈顿的码头，那里聚集着各国的船员。吉布斯和另一位耶鲁教授一面转悠一面大声用门德语数数，看看谁有反应。果然，两个英国船员听出了这种语言，其中一个是詹姆斯·考威（James Covey）。考威是黑人，生于塞拉利昂，母语是门德语。他五六岁时被奴隶贩子绑架，非法卖往古巴。押送他和其他奴隶的西班牙运奴船在海上被英国海军截获，他因此获得了自由。后来，他由英国牧师抚养长大，在英国受教育，参加了皇家海军，这次他就是随舰来纽约的。吉布斯见到考威如获至宝，马上请他当翻译。有考威架桥，鲍德温和律师们终于可以与他们的“客户”顺利交流了。
鲍德温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这些非洲人是被非法绑架贩卖来的，而不是像西班牙人说的那样出生在古巴。他们是自由人，不是奴隶，有权捍卫自己的安全。他们在船上的暴动不是“谋杀”或海盗行为，而是正当防卫。他们是人，不是“财产”，不能被当作财产交给西班牙政府。
除了废奴组织，英国政府也很给力，以《根特条约》和国际法为依据，认为既然奴隶贸易是非法的，这些黑人就不应被视为奴隶。英美和英西都有条约，都有义务禁止奴隶贸易。当然，英国这么做也不全是为黑人着想，她正想借此打击西班牙的非法奴隶贸易，我不想赚的钱你也别想赚。英国说，每年有两万五千个非洲人被非法运进古巴，西班牙政府明着一套暗着一套，岂有此理！英国驻美大使亨利·福克斯（Henry Fox）不但亲自出庭作证，还向国务卿约翰·福塞思（John Forsyth）施压，催着他赶紧放人。福塞思一摊手：俺们这儿不兴递纸条的，“三权分立”懂不懂？总统管不了法院的事儿，你们耐着性子等法院的判决吧。
其实，福塞思是在替总统搪塞，范布伦早就打定主意替西班牙说话了。美英关系的重要性远超美西关系，范布伦为什么站在西班牙一边呢？一是因为西班牙政府的压力。西班牙说，根据美西《平克尼条约》，双方有义务保护对方的公民和财产安全。若在本国水域发现对方船只，应全部归还。西班牙的另一个依据是国际法，认为美国的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阿米斯塔德号”是西班牙船，黑人暴动的地点是古巴海域，也就是西班牙领海，受到侵犯的人是西班牙公民，这个案子应该转交西班牙法庭。况且，对于在公海上发生的任何案件，船上挂哪国国旗，哪国的法律就适用。至于这些黑人是“人”还是“财产”，以及西班牙与英美之间关于禁止奴隶贸易的公约，应该在船、货、人都交给西班牙并回到古巴后再由各方谈判解决。
西班牙列出来的理由只是“外因”，真正要命是“内因”，那就是，范布伦正面临1840年的大选。在上一个故事中，我们已经讲过，1837年的经济危机让范布伦政府成了众矢之的，“民主党”的天下眼看着就要完了。“民主党”最大的票仓是南方的种植园主、奴隶主，维护奴隶制也就成了“民主党”的基本纲领。事情本来就够乱的了，范布伦还做了个让南方很不爽的事，就是拒绝吞并德克萨斯（Texas）。德克萨斯的故事我们后面再讲。此时的德克萨斯已跟墨西哥彻底掰了，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几乎从独立的第一天起，德克萨斯就要求与美国“合并”（Annexation）。尽管美国一直支持德克萨斯独立，却一点也不想和她“结婚”。从杰克逊到范布伦，德克萨斯的“入籍”申请拖了一年又一年，总统和国会都不松口。为什么？因为奴隶制。德克萨斯称得上“天府之国”，沃野千里，“迷人又美丽”（Tempting and Beautiful），是种棉花的天堂。南方坚决支持合并，北方坚决反对。南方支持的理由很简单，根据“1820年妥协案”，德克萨斯肯定是“蓄奴州”。这也正是北方反对的理由。双方势均力敌，只能先拖着。范布伦明确表示反对“合并”，这是与北方妥协的结果，因为他也需要北方的选票。南方的恼火可想而知，南卡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天天威胁总统，说你最好放明白点，否则总统宝座难保。这次借着“阿米斯塔德号”事件，范布伦正好可以向南方示好，满足西班牙的要求实际上是表示对奴隶制的支持。范布伦觉得，美国几百万黑奴我都管不了，还在乎这区区四十来号？他们是“人”还是“财产”跟我有毛关系？不如送西班牙个顺水人情，也让南方舒服，岂不一举两得？就这样，范布伦政府在法庭上当了西班牙的代言人。总统甚至派船到纽黑文港口等着，只要法庭把黑人判给西班牙，立刻将他们装上船运往古巴，不给他们任何上诉的机会。
可是，糟就糟在，“三权分立”不是闹着玩的，总统也就能帮到这儿了，剩下的还要看法院。1840年1月，联邦地区法院宣布了判决结果：
拒绝美国联邦检察官代表西班牙政府提出的把“奴隶”交还西班牙的要求；
拒绝鲁伊斯和蒙兹归还奴隶和货物的要求；
判定船上的黑人是自由人，将他们交给美国总统监管，由总统负责把他们送回非洲，路费由美国政府承担；
把那个叫“安东尼奥”的奴隶送还他的主人；
允许格德尼舰长分得船上三分之一的货物；
允许特林卡斯和其他两个西班牙商人分得船上三分之一的货物；
拒绝其他两名美国军官得到施救报偿的要求。
地区法院的判决让废奴人士热泪盈眶，他们的斗争终于有了回报。黑人们为突如其来的自由欣喜若狂。虽然他们还不能马上走出监狱，但已载歌载舞，庆祝新生。应该说，在当时奴隶制仍然合法的美国，这个判决还是很有勇气的。但是，不能高兴得太早。法院的判决让总统很没面子，他可不想就此罢手。消息传到马德里，大臣们很费劲地向11岁的女王伊莎贝拉二世（Isabella II）解释大洋彼岸那个叫“司法独立”的鬼东西。女王一头雾水：啥？总统治不了法院？俺不信！告诉他们，这官司没完！范布伦还真很听话，命令联邦法院检察官代表西班牙将案子上诉到联邦巡回法院。1840年4月，巡回法院宣布，维持地区法院的判决。范布伦指示：接着告！于是，案子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这就是“美国诉阿米斯塔德案”（Untied States v. Amistad），也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著名的“自由案”（Freedom Suit）之一。
最高法院要到1841年2月才开庭，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840年底，“辉格党”的威廉·亨利·哈里森以绝对优势击败“民主党”人范布伦，当选为第九任总统。范布伦的任期到1841年3月3日就要结束了，他打官司的决心却没变，也不知道上了什么瘾。可能是“民主党”想借此表达一下他们不可动摇的意志吧，咱输了江山但不能输掉选民，卷土重来未可知哦。
当然，陷入麻烦的，不止总统一人。案件旷日持久，废奴组织“阿米斯塔德委员会”没钱了。没钱就没法请律师。最高法院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全国也就那么寥寥几个大律师有在最高法院辩护的经验，一般的律师到那儿怯场，非把事儿搞砸了不可。原先那几个包括鲍德温在内的律师还是很不错的，可以应付最高法院。问题是，钱没了，律师们都不干了，纷纷打道回府。只有鲍德温和另外一个律师伊利斯·劳林（Ellis Loring）留了下来，他们愿意免费服务。但他们知道自己势单力孤，上最高法院辩护的资历还不太够，他们需要一个“神”队友。
最高法院之所以难对付，还因为，在9位大法官中，有7位是奴隶主，其中5位还是特别顽固的奴隶制的维护者。他们能做出有利于黑人的判决吗？那就要看这位“神”队友是谁了。劳林心中只有一个人选，他敲开了他的老朋友的家门。这位朋友就是前总统、现任联邦众议员、当过律师、当过教授、曾被麦迪逊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约翰·昆西·亚当斯。
此时的亚当斯已经73岁了。自从他于1829年卸任总统后，马萨诸塞的选民就一届不落地选他当众议员，他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在卸任后当选众议员的总统。亚当斯是国会中最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主张通过立法废除奴隶制，南方人恨他恨得牙痒痒。因为年纪大了，亚当斯经常在国会的辩论中睡觉，但他似乎从来没错过任何重要议题，大家也就习惯了听他打呼噜。前不久他还被选为众议院发言人（多数党领袖），主管各个委员会的人员分配。他像前总统老爸那样直率、固执、不讨人喜欢，但人们对他的尊敬一点也没因此而减少。
劳林对亚当斯说，大神，你必须帮这个忙，而且免费。亚当斯说，好吧，这案子我接了。就这么简单。亚当斯引起的轰动效应就不用说了，有了“明星律师”，案子想不轰动都难。南方人简直不相信这个“老不死的”竟然这么爱管闲事，一份报纸说：“亚当斯先生太爱那些黑鬼了，这是违宪的！”
其实，亚当斯最大的优势不是他的法学功底，而是他的号召力和情感。法律上的事已经在地区法院和巡回法院说透了，大法官们又不是不懂。他要做的，是让法官席上的奴隶主们放弃偏见，超越自我，在更高的道德境界里释放人性的光辉。这才是他在这个案子里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与所有的大法官都共事过，别人眼里神一样的大法官们在亚当斯眼里与常人无异。他知道怎样抓住他们的心。
1841年2月22日，亚当斯走进最高法院。这一天也是华盛顿的生日。当年，正是华盛顿鼓励他为国服务的。将近五十年过去了，那些话言犹在耳。亚当斯似乎感到，那些已经远去的“国父”们，包括他自己的父亲，正在天堂里看着他。法庭里挤满了人，所有的心都在期待奇迹发生。第一天的辩论是按部就班地陈述案情，鲍德温的表现无懈可击。2月24日，亚当斯讲了四个半小时。他念了国务卿福塞斯给西班牙大使的信，信中称，西班牙的那几位船主才是受害者，黑人们是杀人犯。亚当斯说：“我想问问各位尊敬的法官，这是正义吗？”法官们被亚当斯的话深深地吸引，他们几乎一动不动地听了四个多小时，直到休庭。
本来，辩论应该在25号继续进行，但24日晚，一位大法官去世。首席大法官罗杰·托尼宣布休庭一个星期。3月1日，法院重新开庭。亚当斯为辩方做总结。在三个小时的陈述后，他稍微停顿了一下，仰望上天，呼唤那些逝去的大法官的名字：约翰·马歇尔，布什罗德·华盛顿，托马斯·托德，威廉·库辛，塞缪尔·奇斯，威廉·约翰逊，亨利·利文斯顿。。。“他们在哪？”他的眼睛慢慢低下来，看着面前的大法官们说：“他们都走了。他们离开了他们忠诚地为之服务的国家。。。我真诚地希望，也坚信不疑，他们已去天堂领受他们应得的荣耀和赐福。当离开法官席和这个法院的时候，我只想。。。祈求上苍，这里的每一个成员，在他们辉煌的事业之后，能收到来自天堂的赞许：'做得不错，虔诚的公仆。来享受上帝赐予的快乐吧！’”
亚当斯的话让很多旁听者泪流满面。控方律师不可思议地摇摇头，他不明白亚当斯说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有用吗？跟案子有什么关系？然而，他没听明白的话，大法官们都听明白了。亚当斯让那些建立了美国的司法制度也塑造了这个新国家的先贤们提醒大家，人在做，天在看。天堂的法律高于人间的法律，让善意与良知超越利益和冷漠，让正义和人性战胜傲慢与偏见。
3月9日是宣判的日子。法院大厅里里外外爆满，却静得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大法官约瑟夫·斯多利代表最高法院读了判词。8位大法官对此案的表决是7:1。在阐述了法理之后，斯多利说：“我们毫不怀疑，这些黑人是自由人。他们应该被立刻释放。。。”人们顿时欢呼起来，法庭内外到处都是亲密的拥抱和激动的泪水。鲍德温说：“这个胜利如此辉煌，它不仅是人性和正义的胜利，也是我们国家战胜耻辱的证明。”
由于监狱条件恶劣，四十多个黑人中只有39个等到了获得自由的这一天。但最高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要求美国政府出钱送黑人回非洲的判决。废奴组织给他们安排了临时住所，教他们英语，还向他们宣扬基督教。与此同时，废奴人士积极募捐，终于在1842年凑足了路费，送他们回到家乡。
在案子结束后的几年里，西班牙政府契而不舍地向美国讨债，要求赔偿与“阿米斯塔德号”有关的损失。美国国会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西班牙的请求，直到“内战”开始，不了了之。
1997年，“阿米斯塔德”的故事被好莱坞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译为“断锁怒潮”），由斯皮尔伯格导演。摩根·弗里曼饰废奴组织领袖，马修·麦康纳饰鲍德温，安东尼·霍普金斯饰约翰·昆西·亚当斯。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m）饰大法官斯多利，他是唯一在电影中出演另一位大法官的大法官。经过艺术加工的案件为人们带来了更强烈的震撼。
“阿米斯塔德案”是“托尼法庭”最闪光的案例，但案件引起的风波暴露了撕裂美国社会的那颗毒瘤：奴隶制。它不仅扭曲着人性，也阻碍着美国的西进步伐。刚刚上台的“辉格党”政府能改变现状吗？美国的扩张能否摆脱奴隶制的枷锁？请看下一个故事：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