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分析的“机制”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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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本期导读
在地理学的研究中,当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时,我们必然要寻找一个概念或理论去解释它,但所使用的理论是否恰如其分呢?在最近的几十年,西方人文地理学出现了许多的“热词”,如新自由主义、路径依赖、绅士化等被广泛运用到各种研究之中。但是它们是否真正地解释了现在地球上发生的一切现象呢?一个产生于西方的理论运用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是否还具备解释力呢?人文地理学应该如何进行现象的解释呢?今天,我们来看看新加坡国立大学杨伟聪(Henry Yeung)的文章,他认为在地理学分析上需要区分过程与机制,许多概念仅仅是以过程为基础的,而机制才是解释现象因果关系的核心。
02
本期导读文献
Yeung, H. W. (2019). Rethinking mechanism and process in the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uneven development.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9(3), 226–255. https://doi.org/10.1177/204382061986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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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是什么
非均衡发展是过去几十年来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话题,随之而来也引入了许多新的概念,如新自由主义、路径依赖、战略耦合、金融化等。但是这些以过程为基础的概念的解释效力是什么,它和机制在根本上是一样的吗?
到底什么才是“机制”呢?在社会科学中,关于“机制”的解释是众说纷纭的,表1展现了不同学者对于“机制”的定义和解释。
表1 “机制”的定义
“机制”的定义是什么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机制的分析?机制如何给出一种稳健的、规范化的解释过程?
重新理解“机制”和“过程”
作者认为对于“机制”的理解,需要回到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中去。批判现实主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思潮,最具代表性的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分析和解决空间不均衡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批判性。简单来说,批判现实主义是承认物质现实的存在独立于人类意识,强调因果关系的存在,物质通过生成机制来激活因果力量,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或自然现象。
因此,对于现象的分析,其核心应该要回到因果分析上面去。比如我们现在有了原因A,产生了结果B,那A到B之间的这段是什么呢?
显然,A和B之间是建立了“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内部/必然的关系,另一种是外部/偶然的关系。比如说地球自转(A)产生了昼夜更替(B),B是出现是离不开A的,如果A消失了,B也会随之消失,这是一种内部/必然的关系。如果说地球自转(A)产生了“一天24小时”(B),这就是一种外部/偶然的关系,因为地球自转的周期不一定是划分为24小时(像中国古代划分了十二时辰),尽管地球自转是24小时计时系统产生的原因,但它们之间可能经过了其他的过程,因而它们有联系,但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
那么,内部/必然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是“机制”,而外部/偶然的关系呢,就是“过程”。对于“机制”的分析,是需要回到因果对象本身的性质上,比如地球自转产生昼夜更替是一个符合物理学规律的命题,就是“种瓜必然得瓜”,能够先验预定的。相反,“过程”就是“种瓜可能会得豆”,同一个过程里可能存在着多种机制,在经过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最终导致这样的结果,24小时计时系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它确实能够度量地球自转的周期,但不是地球自转直接得到的,也不是唯一的(毕竟恐龙可能就不是这么想的)。
这样一来,“过程”和“机制”就不会混淆了,也很显然,机制可以是过程,但过程未必是机制。我们可以认为过程是发生在一般的层面的,而机制是发生在特殊层面的。
那么,怎么从过程中衍生出机制来呢?从过程到机制,就是我们在研究中要完成的核心工作。在研究的开始,我们能看到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可能是某个对象或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能被某些特定概念所描述的,比如我们发现某个社区出现了中产阶级居民将相对贫困的居民置换出来了,那么我们可以判断这是“绅士化”现象,继而去描述这个绅士化过程是则怎么样的,但是这里面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有一群中产阶级会来到这里?为什么会出现置换而不是共处?当我们对“绅士化”过程的具体成因发起“灵魂拷问”的时候,会发现“绅士化”只能是一个过程,并且停留在对现象的重新描述上,并没有触及其机制是什么,在这个过程还可以发生了多种不同的机制。
当我们去寻找机制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找更加具体和深层次的因果关系。回到“绅士化”的话题上,居民的置换可能是在“再城市化”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可能是附近建起了高档写字楼,许多白领被吸引到这附近居住,也可能是一群艺术家来到这里,通过艺术创意活动带动了周边地租的上涨等等,“绅士化”依然是“绅士化”,但置于不同的地方时,你会发现它有着不一样的机制。所以,将“绅士化”作为理论运用的时候,其解释的张力并不是在于其概念本身,而是如何将这种过程与具体的语境(context)结合起来,从而明晰其因果关系。
从过程到机制,需要置于特定语境中去分析,机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我们该如何解释机制?
我们明确了机制和过程的区别,并且知道了过程到机制的转换需要特定的语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从过程现象中挖掘机制呢?按照前面介绍的,机制的核心是需要因果解释,成因和结果都是比较容易观察得到的,但现象的背后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原因,哪个原因是主要的呢?它如何构成这种因果关系?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着原因的发生,产生最终的结果呢?显然,我们只是搞清楚了原因和结果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一套分析程序,去搭建起因果的桥梁。作者认为这里的核心是“行动”(action),机制是一种必然的、特殊的关系,它之所以发生,是需要个体或集体的行动的。对于机制的解释,不仅是一种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是需要落到行动者的具体行动上。比如说我们已知A能导致B,但如果没有行动者推动A去产生B,那么这个机制是不存在的。
所以,要搞清楚机制,除了找到了因果关系,还需要找到行动者!行动者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不同的行动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个体的行动形成的是微观层面的机制,可以认为是情境机制或个体行为形成机制;集体的行动是从个体行动者相互作用形成的,最终发生的是中观乃至宏观的“转换机制”。比如我们要关注某个区域中的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时是如何产生空间效应的,首先是企业个体基于特定市场环境下改变了其产业类型、产业链以及与其他企业的合作关系,形成了企业产业升级的机制,并产生企业的个体行动者的效应,接着是区域内相关的经济部门能够通过一定的制度政策促进企业的产业升级,将企业的个体行动上升为集体行动,并推动着社会和空间的转换。
因此,在面对具体的研究问题时,我们需要厘清微观和中观的两种类型的行动,以作出不同的机制解释。
从过程到机制案例:新自由主义
在后福特的资本积累阶段,我们常常会看到西方地理学会使用“新自由主义”去阐述空间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新自由主义指的是在北美和西欧主导的政治经济项目的管制重构模式,它由一系列开放式的社会过程驱动,并与多种结果相关联。许多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建立一个霸权力量对“在地化”的社会空间的重构作用,因而它对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显得非常有力度,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在加剧贫富的差距,产生地理空间的不均衡。
在许多研究中,学者们把“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与机制混淆在一起,并对地理空间不均的现象进行解释。但地理不均的机制就相当于新自由主义吗?新自由主义实践加剧了地理空间的不均衡,但这种不均衡实际上也在不断加强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因而新自由主义本身可以是原因,也可以是结果,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机制。
因此,如果要保持新自由主义的解释力,并不是简单地将它作为包罗万象的概念,也不是随意运用到任何的语境之中,而是将新自由主义思想转化为一套具体的经验领域的制度实践,将它的一般过程转变为特殊的机制。
结语
回到我们导读里的问题,当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总是尝试去找一个恰如其分的概念去解释它。从这篇文章的观点来看,对于现象的解释,更应该侧重于其机制的解释,而不是简单地归结为概念或理论。一个现象的出现总有它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往往不是单一的,它可能包含多个机制。许多概念和理论可能只是描述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遇到不同的语境时,可能会出现许多不同的结果。因此,基于机制的解释其实是介于纯粹描述与普适规律(大理论)之间。
所以说,在研究过程中重点考虑的不是概念和理论对现象是否具有解释力,而是如何将概念和理论所展现的一般过程转换成特定语境中的机制。对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来说,诸如区域、空间和地方等概念对于机制的解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当我们把过程和机制区分开来的时候,机制的解释需要寻找具体的情境,这种情境必然需要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地理学对于特定空间与地方的理解,能够彰显其解释的优势。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也在提醒我们不能对概念和理论的“盲目崇拜”,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很多,概念也很多,它们确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不意味着是“万能药”,既不能套用到任何地方上,也不能简单地跟现象结合起来。面对日新月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现象,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将其置于特定理论框架之内,而是思考这一现象是什么,从何而来,会到何处去。
作者 - 跟袋鼠打架的亮亮
校稿 - 撸串妹
编辑 - 小心
图片 - 源于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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