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富国||慈母入梦来

早晨一睁眼,妻告诉我,她昨夜梦见了母亲,说还在我们段笏嘴老家的土炕上,母亲精神特好,招呼了这个招呼那个,有声音,有图像,清晰极了;还说家里人都在,就是没有看见我,问我哪去了?

母亲离开我们快一周年,硬是一次也没有来梦中与我相聚。说来也真怪,越想梦越是梦不到。有时我想大概她在天堂“乐不思蜀”,把我这个儿子给忘了吧!

我的母亲出身贫寒,连个名字也没有,排行老二,就叫二女。没念过一天书,是个文盲。小时候缠过脚,后来中途解放了,但自第二个脚趾以下,却生生地给缠断了,永远地伏在脚掌心里,看上去让人很是心疼。

母亲16岁的时候,做了我父亲的媳妇。我爷爷当时是村里大户人家,种一犋半牛的庄户,有100多垧地(一垧约合四小亩)。因此土改时理所当然地被定成了富农。但我父亲是后娘,他在几个月大的时候,亲娘因急病去世。听说人已死去了,我父亲还爬在肚皮上吃奶,十分凄惨。因为是急病暴死,我奶奶的娘家人不依不饶,来给做过主(也就是讨个说法)。两家闹了个大不好,至此永不往来。我父亲是在娶过我母亲后才去认了亲的。因为是后娘,没人疼爱。分家时,我爷爷拿火箸照我父亲头上打了一火箸,血流如注。父亲扛着个血头,拿一把镢头,把家里米面瓮、水瓮、菜瓮、箱箱柜柜砸了个一塌糊涂。从此被赶出家门,以扛活为生。我们村流传着几句关于我父母生活情况的顺口溜:

一门一窗子，

地下放的个水缸子。

烧的圪针，

吃的圪糁。

这是我父母当时生活状态的一种形象描述,真正的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加上父亲扛过长工,打过短工,土改时定了个中农(父亲说他完全够个贫雇农,是受了他富农父亲的影响)。为这事我父亲自豪了一辈子。他说,那一火箸打好了,没有得他父亲的一双筷子,定了个中农,才没有影响娃娃们的前途,念成了书,他再受穷受苦也值!

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是她的哭声和眼泪。母亲共生育8个孩子,后来养成4个,另外4个都是欢马犊急中途夭亡。可想而知,父母为此流了多少眼泪。我排行第六,下面有个弟弟名叫七仁,4岁半患急症死去。记得我们家老房后面有一条长长的土沟,叫堡黑廊,土沟上头埋了我死去的弟弟。好长一段时间母亲隔三差五去哭她的七仁,回来时眼睛红肿,浑身哆嗦。有一次我尾随母亲去了,她哭得天昏地暗,直到流出鼻血,我害怕极了,跟着大声哭起来。母亲见我哭了,马上止住声,抱起我回家。自那以后,我有了办法,她一哭,我就跟着哭。很灵,母亲马上便不哭了。

上帝把对女人的惩罚全集中到了我母亲身上:怀孕、分娩、看着孩子活蹦乱跳突然死去。每一次都把她折腾个半死。因此,母亲落下个残病之身:腰腿疼(风湿性关节炎)、肚子疼(胃病),经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母亲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她讲的故事。母亲是文盲,但她却有非凡的记忆力。八九岁时就过耳不忘。我的外祖父能识几个字,记忆好,不知从什么人那里记下了许多民间故事。我母亲小时候就缠着她父亲给她讲故事,而且讲一个她记一个。不管情节有多复杂,内容有多长,都能一字不漏复述下来。关口将名,文诗对仗,一字不差。这也许是我母亲童年和少女时期唯一的欢乐,也是她从上一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唯一财富。母亲的故事在我们村里讲出了名。农闲时,我们家的土炕上,一坐一炕人;农忙时,田间地头,母亲周围也是一圈人。

我8岁时,害过一场大病,历时一年多,是母亲的故事让我忘了疼痛,帮我度过了那难熬的日日夜夜。我的病是头上生了无名的毒疮。那个时候,刚刚有了盘尼西林,父亲背我进城,打了好长一段时间针,直到把两个屁股蛋子打成了硬块,也没治好。家里没钱了,因为亲戚、邻居、村里人都借遍了,再也张不开口了,我只好回到家里养着。这时,我的整个头上像扣了一个沙锅子,烧灼而且奇痒,整天哭着喊着,禁不住用手去抓,一抓一片,头皮、头发、脓、血、水全下来了。我当时身上穿一件小黑夹袄,被浓血浸得能敲出声音来。母亲看我可怜、心疼,就哄我说:“吾娃是贵人遭磨难哩,长大一定能成大事。”当时我小,哪懂这些。她便给我讲故事哄我。记得我们家那铺大炕上放着个大黑瓮,正发酵着醋。为了让头部凉快一些,我就把头伸到大瓮跟墙的旮旯里,母亲边缝针线边给我讲故事。

母亲的故事真多,几个月也没重复的。《魏征斩龙王》《甘罗十二为相》《红瓦盆告状》《常遇春》《梦先生》《蛤蟆儿》《火烧绣楼记》《不到黄河心不死》《三女婿对诗》《路遥知马壮》那故事里的人和事到她嘴里都活了,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浸透着母爱的语言是传神的,它使我忘记时空,也忘记了疼痛。在那段日子里,我不能出门,不能跟小伙伴们玩耍,但却无意中得到了母亲的“真传”,把她肚子里的故事一股脑儿全搬了过来。

也许是母亲给了我遗传基因,也许是故事本身的吸引,反正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每一个故事现蒸热卖讲给别人听。开始是身边的小伙伴们,后来大人们也听,再后来是小学、中学的同学们。跟同伴们说故事,是件很开心的事。现在看,起码有两大收获:一是锻炼了我的表达能力和口才;二是培养起了我对语文、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当我十一二岁时就抱着一些大部头小说啃。最早读的一本小说叫《三辈儿》。那时在农村尽管能读的书很少,但我还是看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草原烽火》《苦菜花》《迎春花》《三国演义》《一千零一夜》《敌后武工队》《红日》《红岩》《红旗谱》《欧阳海之歌》《艳阳天》等不少。更值得一提的是我还给母亲通读了《一千零一夜》和《三国演义》。她竟能把《一千零一夜》里的许多故事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讲给村里许多人听。这好像是一种“反哺”，是文化层面上的反哺。母亲为此很自豪,经常夸我是个好孩子。

民间故事的要义是惩恶扬善。故事的流传能形成一种文化的积累,在当时没有电视的农村,其娱乐性、教育性是不言而喻的。母亲去逝后,我写过一篇祭文,里面有这样几句:

一肚故事,讲了一生。

感悟村人,惠泽儿孙。

教吾善良,让吾忠勇。

教吾刻苦,让吾勤谨。

教吾做人,让吾成功。

母亲除了把她的故事留给了我们,还用她毕生的精力把安身立命的根本诠释给了子女,这就是善良和要强。

关于善良,母亲的要求是日行一善,就是每天做一件好事。我头上的毒疮把我头皮组织坏了,痊愈以后一片一片不长头发。小时候我最忌讳别人突然掀掉我的帽子或叫我“六花头”。可这种事往往越怕越糟糕。一次,村里一个大我好多岁的人犯了我的忌讳,我觉得他欺负人,可打又打不过人家,一怒之下,跑到他家菜园里,把刚换过秧的茴子白一口气拔了个精光。为此,狠狠挨了父亲一顿骂(不知为什么没挨打)。但母亲没有,她是好多天不搭理我,弄得我比挨骂还难受。

小时候我比较淘气,经常对犯了我忌讳的人进行各种报复。母亲便加强了对我的管束和教育。她说:“在村里从小要留个好名声,将来才有人给说媳妇。”她要求我像她给我讲的故事里面的人物一样行善积德。规定必须天天行善事,而且要随时向她报告。比如,不掏鸟窝、摔鸟蛋是行善;拔草不踩坏地里的庄稼是行善;帮村里放牛放羊的大伯、大叔拦拦牛羊是行善;帮人推推车、绞绞水也是行善。甚至不欺负小孩不耻笑老人、不起哄要饭的都是善举。这种具体的要求,从小到大的积淀,使我对日行一善形成了一种情结。以后,只要做了一件帮助或善待别人、爱护公物或动物的事,心情就特别舒畅。这种情结注定要终我一生,使我以后上学、参加工作一切顺利。真的要感谢母亲!

关于要强,母亲是用她的心智和行动来演绎的。她是文盲,除了讲故事,她还会剪纸、面塑、裁剪衣服。逢年过节,东家请剪窗花,西家叫蒸花馍,这家叫裁布料,那家叫缝衣裳,而且母亲乐此不疲,每一件事她都能做到极致。母亲手里出活,不论农活还是家务,既快又好。过去手工做鞋要用麻线纳鞋底,别人需10多天纳一双,她可以两三天纳一双。母亲的要强是一种上进,无论做什么事,她都精益求精,都竭尽全力。有一年村里组织抢收庄稼,男女老幼全上阵。母亲身子本来有病,但她硬是一连挺了好多天。最后昏倒在地里人事不醒,被人抬回家躺了10多天。为此,那一年母亲当了一回劳模,公社发的奖状,在我们家墙上挂了好几年。我参加了工作,有了妻子,有了孩子,但我却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明白,小时候为什么那么渴望得到母亲的夸奖。尽管她从不吝啬这种夸奖。我拼命多做营生，拔兔草、割牛草、拾牛粪天天创新记录，上学念书考一百分，为的就是能得到她的微笑和夸奖。记得一次母亲奖励我两颗水果糖,我舍不得吃,只吃了一颗。过了几天把另一颗突然填进了母亲的嘴里。她嘴上骂我“这臭小子”，脸上却绽放出了光彩。

我刚参加工作时,月工资29块半。每个月我自己只花9块半,把余下的20元都亲手交给母亲。一连拿了好几年,帮家里还清了债务,包括我小时候治病借的钱。感谢我那纯朴善良的乡亲们，一欠多年但他们从来没有讨要过。这里面有两个人最高兴,一个是我的母亲,她是那种儿子出息了,拿钱回家了的欣喜;另一个人是我,我是那种回报父母、自我满足的欣慰。

等我自己有了儿子,但他却常常对我的表扬或批评置若罔闻。在我脑海中,也没有他把最珍贵的东西让与父母的记忆。母亲用了什么魔法使她的孩子们那样在乎她的微笑和夸奖?我作为念书人真的是自愧弗如!

神话故事里说,地上有一个人,天上就有颗对应的星。我凝望浩瀚天宇、茫茫繁星,不知属于母亲的那颗在哪里?人类太渺小了,作为单个的人,其寿命之短更加渺小。但人类的生命和精神却是可以延续的。愿母亲的故事、母亲的善良和要强激励我做一个好人,进而去做好每一件事;愿母亲在天之灵入我梦来,常与我话话家常,叙叙人生!

注：本文曾发表于《黄河》《朔州日报》等各类报刊媒体。

作者简介

高富国，1955年9月生，神池县段笏嘴村人。1972年3月考入五寨师范学校，1973年12人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于五寨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县太平庄联校任教。1976年10月调县教育局任视导员。1981年1月调县委文教部工作。1983年3月调县委办公室任干事。1983年9月入忻州地委党校学习。1985年12月任县委秘书办公室副主任,1988年6月任县委办公宝任、县委信息组组长,1989年3月兼任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其间，所采编的信息有30多篇被国务院办公厅采用，多次被评为“全省模范信息工作者”“全省模范信息员”。1991年3月，高富国调朔州市委组织部任干部科科长，1993年5月任中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94年5月撰写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发表于《光明日报》，后被收入《中国市场经济论文大典》。同年7月到省委党校中青年领导部培调班学习，同时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班修业，取得本科学历。1996年至1998年，朔城区在朔州市精神文明建设考核评比中，连续三年名列第一，并获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先进集体。1997年10月，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朔城区“精神文明先进区”称号，同年朔城区宣传部被评为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先进集体。1998年6月高富国当选为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2006年5月任朔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2011年当选为朔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富国勤奋好学，善于思考笔耕不辍,其作《人事感言》思考人生、探讨人生哲理。曾任《朔城区志》主审，主编《高氏段笏嘴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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