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往事追忆 归来的学魂——钱理群2003’贵州之旅 2019年第106期（总461期）
归来的学魂（四）
——钱理群2003’贵州之旅
杜应国
聚焦之一：三十七年后的握手
地点：贵阳能辉酒楼
时间：12月9日下午两点
这是一个十分动人的场景。
有人敲开房间门，鱼贯进来的五位自称都是他的学生，其中有两位，看去甚至比他还要显老。原来，这是他早年在安顺卫校的学生，自1966年毕业，阔别三十七年至今没有见过面。但他居然还都认识他们，并能准确叫出其中好几位的名字，可见当年背学生档案的功夫没有白费。由于那时有所谓 “调干生”，学生年龄都偏大，而且参差不齐，所以，这些学生实际上比他小不了几岁，其中两位看去最显老的，甚至还比他年长一岁，为1938年生人！极富戏剧的是，此次见面，还是由于他们中最年轻的那位，因在贵阳工作的缘故，偶然看到电视上报道他在筑讲学的情况，立即与教育厅联系，复又辗转找到教育出版社负责接待之人，这才与他联系上。见过面后，热心的学生又邀来了这几位同学——其中一位还是专程从金沙县赶来。于是，便有了这次动人的重逢：三十七年后的师生再握手。
70年代钱理群及夫人崔可忻女士在安顺
聚焦之二：轮番会谈
地点：都匀龙潭宾馆
时间：12月6日，晚上。
约七点，饭毕，即匆匆赶往医院，前去探望他一位最亲近的学生的母亲方綄仙先生。年近九旬的老人，得知儿子的恩师要来黔南讲学，兴奋得几夜未眠，若不是家人劝阻，老人竟不顾腿上有疾，硬要让人将她送到会场去听他“讲课”。所以他此刻的到来，实在令老人高兴不已。三十多年前，他还年轻，曾数度到自己这位高足家小住，因而得以与老人相识。一晃数十年未见，双方都很激动，握住的手久久不肯放开。精神矍铄的老人，气色原就不错，此时更是容光焕发，话语滔滔，不住对他给予儿子的教诲表示感谢。
八点离开医院，回到宾馆，已有一干人守候在那里。分别为：贵州西部开发报记者张一凡、黔南师院中文系一青年教师、以及跟他通了一年多信却从未见过面的学生张扬并她一位同学。
那位记者，不知是对他特感兴趣，还是太富于职业精神，眼见在贵阳没能插上机会，竟自己驾着车，一路跟踪到了都匀。事后得知，她此来是专为该报的元旦改版而准备稿件。就凭这点精神，晚上的第一轮谈话自非她莫属，众人皆主动退让了。
接着是那位想私下讨教的青年教师。他为了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只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留下地址，嘱以通信联系方式进行交流作罢。
轮到张扬时，她却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口纳，结结巴巴，几难成句。既急切又激奋，断断续续，不容分说地一气讲了四、五十分钟。这是位很有些怪异的女孩子，没有一般人见到名人、权威的心态——她不是来请教什么问题的，而是来提醒或曰忠告他：第一，请他不要太悲观，要看到还有很多并没有失去信心的青年；第二，不要被人利用去作秀；第三……恕记忆不周，想不起来了。他则面带微笑，一直耐心听着，偶尔插上几句。
送别张扬，已是十点过钟，这才有时间与一直守候在侧的钟秋茂对谈——这是他早年在卫校时最喜欢的另一名弟子。十二点，方送弟子出门，一路随伴而来的王尧礼、甘立新又闯进门来。两位年轻人不知在哪里多喝了几口，借着酒量，“要来打扰一下钱老师。”
待两位告别时，早已夜阑人静，已近凌晨两点了。
2017年钱理群及夫人崔可忻女士回安顺卫校
聚焦之三：讲堂上的对白
地点：任一演讲现场
时间：所有提问时间
无论他走到哪里，每次演讲之后都要留出时间让人提问。提问是他最喜欢的交流方式，也往往是高潮所在，是台上台下互动最热烈、气氛最活跃的时候。当然，也是他最容易闪现光彩，碰出火花的时候。
下面试采撷一二，以兹参证。
问题一：
“请问钱教授，你今天所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在教育问题上，为什么不谈体制问题？是不是体制问题涉及政治？在政治上你不敢讲真话？”
这是在贵州教育学院作“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中学教育的观察与思考”演讲时，现场递上的一张纸条。问题颇具挑战性。纸条念罢，场内肃然。他答曰：“首先，我保证我今天说的都是真话，但我并没有把自己要说的话全部都说出来。”
顿时掌声四起，他稍作停顿，接着又说：
“至于讲到体制问题，我刚才已经说过，中国的教育问题，概括起来看，可以归结为两大问题，一是体制问题，一是理念问题。由于体制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今天重点讲理念问题。”
“就理念而言，我认为，我们今天的中学教育应该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终身教育问题，一个是如何帮助学生打好精神底子，构建精神家园的问题。我本人关注更多的是后一个问题。因为前一个同样涉及到体制，而体制问题是一个需要以科学的态度慎重对待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说改就改，稍一不慎，就会影响到数以千万乃至上亿人的命运。在教育改革问题上，我既是一个改革论者，又是个保守主义者，用我的话来说，叫做思想要激进，行动要谨慎；着手要快，推进要慢。一定要看准了，并且要经过一定的试验才能推行。到现在为止，我所做的工作，都仅限于外围，所谈论的意见，都只算得门外谈、业余谈。包括我主编的《新语文读本》，都属此类性质。这里顺便提醒大家，《新语文读本》不是教材，而是课外读物。”
2019年钱理群先生与安顺的文友、学生交流
问题二：
“当今网络文学非常流行，请问您对此作何评价？”
回答：
“我曾经多次遇到类似的问题和困惑。现在，很多中、小学生迷恋上网聊天，迷恋于网上阅读。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也是令许多家长和老师都十分头痛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网络确实给了人许多方便，信息丰富，传递又快，有助于扩大孩子的视野，拓宽他们想象的空间， 因此不能简单地加以禁止。现在，孩子写作、出书的现象引起很多议论，我也见过其中的一两位，发现他（她）们小小年纪，词汇却很丰富，一问，都是从网上来的，可见网络也确实有它的好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网络作为虚拟空间，又为孩子们的各种任性与淘气，为他们的自由想象和任意作为提供了可能。在网上，你可以任意欺骗，隐瞒、假想、甚至玩各式各样的恶作剧，可以说真正有了充分的自由。而最可怕的正是这种‘自由’所带来的对一切现存规范的颠覆和消解。首先深受其害的就是汉语的语言规范。不可否认，现在出现的许多网络新词，确有丰富现代语汇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语言的灾难，是对语言的暴虐与摧残。在那种马虎、随意、猎奇、逐新的竞相模仿和刻意另类中，语言已经失去了它的重量，甚至价值。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孩子们那些游戏态度，嘻笑文字的背后，是极不负责、轻率随意、自私冷漠的人格、心理的形成和加强，是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满不在乎的“玩家”心态，似乎什么都看透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人生季节的颠倒：老年人天真，孩子世故。现在是个消费主义、实利主义的时代，快乐就是一切，有利于已就是一切。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在话下，什么都不值得尊重（珍惜），什么都可以调侃。他们是调侃的一代。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很多孩子，不仅不懂得爱，而且不知道怕！一个无所畏惧的民族才是最可怕的民族！”
钱理群先生
问题三：
“您刚才反复强调要给中小学生提供一个精神家园，让他们有梦想，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梦对一个人有多大作用？”
回答：
“这个问题我恐怕回答不好，会使你失望。但我可以讲一点自己的感受，也不知对你是否有用。
“有一段时间，我在北大的课很受欢迎，学生们都喜欢来听我的课，以致有人说，钱某人的课已经成了北大的一道风景，不可不看。我听到这话后心里很悲哀。学生们来听我的课不是来听我上课的内容，而是来‘看课’——我成了被‘看’的对象！那么，我的研究，我的投入，我为此而负出的生命代价还有什么意义？后来，有位曾听过我的课的学生给我写信，说正是我当年的课使他知道了人还有这么一种活法，生命还可以有这样一种呈现。就是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它使我突然明白，上课也是一种生命呈现状态。一个教师的价值，以其说在于教给了学生多少知识，不如说在于他的生命呈现，能够给孩子们的心灵留下一个永远难忘的瞬间，一个美丽而神圣的瞬间！这虽然不是梦，却可能是‘梦开始的地方’。”
2019年，钱理群先生在安顺
备忘
事后统计，各地共收纸条近三百张，其中民院最多，74张，安顺一中次之，64张，遵义又次之，58张。贵师大因采用麦克风提问，未见纸条。以下是按行程先后挑出的部分问题抽样，题前序号纯粹是为阅读和统计方便而编，并无什么特别意义。
1． 钱老师，您说您有两个精神家园，一个是贵州，一个是北京大学，能具体说说吗？
2． 钱教授，请问：中学语文教师应从哪些方面去拯救你刚才说到的“国民精神危机”？
3． 钱先生：您所提到的“爱”和“怕”的观念，令我很自然地想起刘小枫的那篇《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在当下汉语思想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倾向于向基督教神学寻求精神资源。但这在中国的确是举步维艰的。“爱”和“怕”不应该止于文化精英的的理据论证，而应该置（植）根于民间，生长于民众的生命深处。这样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您同意我的看法吗？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如何来进行这种“爱”和“怕”的教育？谢谢！
4． 钱先生在讲座中一味强调固守本土文化，我想问的是钱先生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又怎样看待呢？
5． 请问钱先生，对中国的腐败怎么看？对贵州的腐败怎么看？另，腐败问题对贵州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谢谢。
6． 据我所知，在前不久召开的一次文学艺术讨论会上，洪子诚教授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敢为中国之先高行健“平反”，请问钱先生，当时您在场吗？您对高行健或高行键现象怎么看？
7． 请问钱先生，您是如何看待学潮的？当时您在做什么呢？
8． 钱教授：您好！听说您具有叛逆精神，请让我们一睹您的这种风采好吗？
9． 钱先生：作为贵州一个偏远山区的我，对本民族（侗族）文化研究很感兴趣，很想着手去研究，但又不知从何着手，我该怎么办？就是在平时应具体做些什么？谢谢！
10． 钱先生，听了你的讲演很感动。能不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以后我们想向你请教一些问题，好吗？
11． 钱先生，您好。移民文化及多民族文化并存的事实，使得贵州地区没有一个文化核心，尽管它很丰富，因此造成了我们贵州人一个可悲的心理——对贵州没有归属感，同时贵州本土也缺乏一种凝具（聚）力。您可以对贵州文化核心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吗？最后，您把人生中最黄金的18年曾留在了贵州，那么今天您是否愿意在贵州最需要一位扛起贵州文化宣传大旗传播者的时候再度回来呢？我们欢迎您回家（大写）。
12． 中国当今缺乏杰出的文学家，这是什么原因，产生这个现象的根源是什么？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方文化受到挑战，甚至处于劣势状态，这现象的原因、根源是什么，如何解决？敬望解答。
13． 钱先生：你在你的论著中有一个思想：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就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而这一思想我们认为也是学界构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框架。如此一来，我们如何横跨三个不同社会形态的文学定位，贯串20世纪文学史的线索应该怎样去界定。
14． 钱教授您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对中文系学生来说，我们如何去秉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去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
15． 钱教授：一部世界史就是一部大融合的历史，中国以后的民族文化会走向何方？您是悲观呢？还是乐观？
16． 钱教授：您的开山硕士生孔庆东这样评价您：“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教师。”这句话您是怎么理解的？您口中，笔下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成为今天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而这种大的思维方式到底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还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环境状况的强烈关注？谢谢。中文01级学生。
17． 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发展贵州农村教育，特别是交通不便的、信息不灵通的山村？
18． 钱先生，面对当前的集中贵族子弟教育，所谓的贵族学校，请谈谈您的看法。
19． 钱老：请谈谈施蛰存先生的逝世与巴金百岁诞辰一冷一热说明了什么？
20． 你曾经向北大学生们推荐《顾准文集》，请谈谈顾准与李慎之。
21． 钱老，请问您那一篇《压在心灵上的坟》，当年的写作背景和写作原因是什么呢？我很想了解这篇文章的内容。
22． 钱教授，谢谢您给我们讲学，当在作漂泊者还是作守望者的思想中，听到您的一番话语，使我知道了该何去何从。同时，作为一个爱诗的学生，我正是缺乏那双婴儿的眼睛，谢谢您给我治“眼疾”。
23． 钱老，我强烈地想知道，在中国，你对鲁迅的研究是首屈一指的，鲁迅有强烈的现实战斗精神，有不屈不挠的人格力量。你对鲁迅的研究有这样高的造诣，说明你也有这种精神和人格力量，那么，请问：在君君、臣臣这样有几千年的传统强权政治下，你是怎样施展自己的现实战斗精神的？
24． 仅仅从文化方面去认识贵州吗？文化与经济孰轻孰重？
25． 钱教授：您好！请您帮助我们介绍一下最适合我们中学生读的鲁迅作品。
26． 您认为鲁迅如果还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会给社会留下些像《狂人日记》之内（类）的文学作品吗？您会找鲁迅交朋友，一起探讨文学艺术吗？
27． 钱先生，我想问的是关于您的私人问题。您是怎样从一个教师走向文学道路的呢？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谢谢！
28． 钱教授，我想问一下，怎样培养对鲁迅等名人的作品的兴趣，怎样才能使我们走进他们的作品？
29． 钱先生，我知道您写了一本《周作人传》，在今天有人说“周作人在走向我们，而鲁迅在远离我们”的时代，请您针对此给予我们一点启示。谢谢！
30． 在鲁迅的那个时代中，文化和政治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或真或假的英雄，鲁迅的文字关注英雄成功之后的那些故事之后的故事，这是否可以看成鲁迅对英雄的一种质疑，以及对产生英雄追捧英雄的中国社会的一种嘲笑呢？
钱理群先生
《中国图书商报》上曾有篇书评，担心参编《贵州读本》的那一群，会不会被人目之为堂·吉珂德？（朱正琳文）作者恐怕不会料到，早有钱吉珂德之誉的他，居然对这个比譬暗自得意。而且，这一回，钱吉珂德已不再满足于呆在家里，耽于缅想，继续他的纸上游，而是真的骑马挎枪，上路了，开始了他的这趟梦幻之旅。
从十二月一日抵达贵阳，他风尘仆仆，一路走过，已先后在五个地区七所高校一所中学外加两个文化单位总计作了十一场演讲。一路上，虽然没有明星效应，没有社会轰动，但毕竟头上闪着光环，到底也是鲜花与掌声不断，欣羡与仰慕相随。对此，他既觉欣喜，又很警惕，既感宽慰，又有不安，甚或有时还有些悲哀。他知道自己能量有限，影响有限，知道在这表面的浮嚣背后有不少是被搅起的泡沫，所谓止水微澜，他掀起的只是涟漪，不是风暴，喧嚷之后又会是强大的习惯和惰力。他看到了热闹中的寂寞。所以，遭遇尴尬时既不气馁，面对误会时也不懊恼。
他就这样一路走过，步履匆匆，兴致勃勃，既满怀深情，又疑虑重重。他是个永久的行走者、置疑者，也是个永远的批判者（包括自我批判）。
所以，一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的引语，竟也令他大为感动，格外悚容，引为知已者言。
然而他又说过，自己所做的事，只是小数点后“0000000几”的数字，微乎其微。但，那是正数，不是负数。
既然如此，他当有理由和着这样的歌声，继续上路，继续行走：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于是，从他那踽踽独行的背影中，淡淡叠现出这样一行他再熟悉不过的诗句：
“在那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2003年12月23日稿成
12月29日修改
钱理群先生（左）与本文作者杜应国先生（右）合影
后记
自从12月1日钱理群师来到贵阳，踏上他的贵州之旅以来，我有幸全程陪伴，左右追随。直到他十五日离去，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我与他同吃同住，形影不离，尽管由于日程太紧，安排太多，活动太多，想见他的人和他要见的人也都太多，加之我有睡眠不好的坏毛病，十五天下来，人已弄得疲惫不堪，晕头转向，差不多已到了丢魂落魄，形销骨立的地步（他很担心也很得意把我给“拖垮了”），但我仍然感到十分愉快，感到少有的欣喜与欢悦。虽然此前的2002年，我们曾在筑城两度聚首，今次重逢与上回分别也才一年多的时间，但自从他1984年迁居入京，彻底离开安顺以来，这样的机会已经太少太少，自然就不能不让人格外看重和珍惜。
更重要的是，此次十五天的零距离接触，不仅使我们有机会重温当年长夜对谈而后抵足而眠的情景（尽管此次由于安排太紧而使这样的机会委实太少），而且，更使我有机会在他生命和思考都已进入人生最成熟期的巅峰时段，去亲炙和体味他的智慧、他的博洽，他的雍容、通达，以及他的治学风范和人格魅力。说来很难令人置信，尽管我们年龄悬殊，身份悬殊，社会地位与家庭背景、文化熏染也极为悬殊，但自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结识以来，我已越来越分明地感到互相之间存在着的某种精神依恋和内心感应，以致有时候，一句话，一个细节，一个无意的动作，都会引起某些相似的感受或联想。竟至有时出现的叹息与沉默，也会让人敏感地触摸到对方的心思与情绪。是的，我们都已经孤独得太久也封堵得太久了，在干枯的空气中，似乎特别需要某种只有在朝夕相处中才能获得，才能享受的滋润与涵养。这样的滋润与涵养是语言和思想都不能代替，也无法提供的，而是靠日常和琐碎，靠平俗与默契来传达，来流露的。因此，十五天来，我虽顶了份照顾他的美名，实则很少有人知道，我却是在趁机“借光”、趁机“充电”。说白了，我其实是在从一个一般人都不太容易获得的角度，从那些日常的琐碎与细微当中，去感受和领会他生命的本真，人性的温婉，以及那悲天悯人的内心情怀和隐藏在幽深思考中的欢乐与忧伤。
自然，我也不敢谬托知已，胡乱攀附，自以为对他的所有思考都已全部了解，而且，全都接受。事实上，坦率地说——而且我们互相都很明白，随着时光流逝，年龄渐增，我们的差异与歧见已越来越多。特别是九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局势的演变，思潮的鼓荡，以及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分化的加深，我们在对国际、国内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已经不那么容易达成一致了——而这在过去是不多的。尽管如此，我们都很尊重对方的见解和选择，尤其不敢轻易否定对方的观点或意见，倒是恰恰相反，经常更愿意征询和倾听对方的意见，并总是想从对方的思考和意见中，尽量吸取合理成分，吸取对自己有利和有益的东西，以补充可能的不足，减少可能的偏颇。在经过了几十年的颠簸与磨难之后，我们都已经懂得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可贵，懂得了持有不同意见和拥有表达这种意见的权利的重要。这是比分歧本身更值得珍视的东西。更何况，在这一切之外，还有我们那份肯定将超越于分歧和争吵之上的将近三十年的情谊呢。因此，差异与歧见非但未能使我们疏远，隔膜，反而更加深了彼此的精神联系。因为我们知道在不同意见的交锋中去审视自我，检验自我是何等难得，何等必要。思想的武器只有经过砥砺才能变得锋锐，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最后，也正因为这一切，将他此番行走贵州、回归贵州的过程与活动，所思与所感比较忠实地记录下来，也就成了我义不容辞，无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也正因为这一点，我才有意采取了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尽可能地将自己隐去，仅以一个不出场的叙述者身份，去尽可能地再现他的身影和话语。
我想以这样的文字留存，这样的叙事方式，来为他的这次生命之旅也是精神之旅，这次因“回归贵州”才有的短暂停靠，留下一份真实的文本记录，一份思想的底稿和回忆的标签。同时，也算是留给他，留给我，留给少数几位始终关心他，敬重他的朋友们的一点忆念罢。
应 国
2003年12月31日深夜谨记
（完）
本文作者杜应国先生（后排）与钱理群先生（前排中）、戴明贤先生（前排左一）、袁本良先生（前排右一）合影 杨宛 摄于2019年10月16日
· 作者简介
杜应国：贵州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主要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和思想评论。著有《山崖上的守望》《故乡道上》等。参编或主编出版的有《贵州读本》《神秀黔中》《安顺人物》及其《续编》《苍茫岁月——来自知青群体的历史记忆》《赏石安顺》等文史、艺术类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