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诚于宗教，是人精神生活的自我阉割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一讲，通过与对立思想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性的内在原因分析，我又从常识化视角，对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之间因为构成维度关系不清所导致的消极后果，进行了深入解析，其间竟然触发了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乐观预见，也即在哲学普及之后，人类的基础教育将不再有学生的分数差别，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终极哲学对人的绝对理性的绝对知行合一的指导，当然也意味着绝对理性对先天感性的终极压制与控制，也即中国传统哲学所谓的穷理尽性的实现。
这里希望大家常识化地理解清楚，哲学发展的真正目的，只在于帮助人类用日渐提升的理性绝对控制自己先天的盲目感性，但在此之前，我们却只能整体忍受知行不一的思想分裂之苦，而我的双重本体论则从本体论上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消减或治愈这种思想分裂的法门，也就是形而上学地抽象认知，知行不一是低层次的知行合一。
这是一种具有终极哲学意义的辩证思维，会了，任何人都能对形式逻辑束缚进行大部分摆脱，再辅之以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的其他理解，距离终极摆脱形式逻辑束缚，实现我所谓的终极自圆其说，也就不远了，所以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之间的本质关系——人类从人之初开始，只是具备了克服感性盲目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克服能力，是以动物的辩证思维为基础，从进化出自我意识的那一刻，为人的知行合一起点，也是人类文明的起点。
这里的重点是，人的感性与理性是客观上的同时存在，但这种客观同时存在的感知是以具有主体性的我的视角来观着实现的，也即主观和客观都是人在观，脱离了人的自我意识，就没有所谓的观，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不能雄辩地推翻我的推理，那么就不要盲目拒斥我的推理，所以从常识化视角，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在进入有人类文明之前，兽的行为只是具有知行合一的客观性，没有知行合一的主观性，所以自我意识是人类文明区别于自然文明的分界线。
从这一刻起，在自然文明内开始诞生了人类文明，人类文明显然附属于自然文明，但人因为有了自我意识而具有了与神一样的主体性，所以人类文明只有充分发挥好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充分利用好自己的主体性，直到最终建构起全部完整的与神一样的主体性。
但在些之前，人却只能处于集体尴尬状态，因为人必须自主挖掘着建构自己的全部主体性。但这种自主挖掘与自主建构是每个人都能实现的吗？当然不是，因为要是能那样，哲学早普及了，人类文明也早就实现终极成熟了，所以世人必须接受由少数个人替人类文明自主挖掘和建构人的主体性，这就有了哲学、人和人类文明三位一体的知行合一性。
面对哲学的这样自主发展的基础环境，当大多数人以不明确的主体视角盲目地看自然时，自然会低估自己的主体性，然后把自然的主体绝对提升，也就是巫文化的把自然绝对神化时代。
当这种神化被世俗领导演绎成政治时，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朴素利他性也被彻底破坏，于是政治就成为人性之恶循着低层次知行合一向上集成的吃人的庞然大物。只有人的集体终极哲学化才能终极瓦解政治这个吃人的庞然大物。
从哲学角度，巫文化把自然绝对神化，就是绝对的唯心主义，所以唯心主义是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基础，是哲学发展必须依赖，又必须最终绝对克服的文化底色和基础框架。因为是基础框架，所以这种错位的文化底色不可以全然抹杀，只能在坚持的基础上进行正本清源的扩大化解读。
因为人类文明从零起点起步，所以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形上思考水平的提升，这种扩大化解读其实一直在延续，而今的双重本体论一旦真能促进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则意味着终极正本清源式扩大化解读的终极实现。
政治从巫文化中脱胎而来，所以传统政治一贯接受唯心主义哲学的指导是顺理成章的，只有发展出非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之后，僵化保守的唯心主义哲学才能被政治摒弃。但政治摒弃唯心主义哲学之后，政治就全然改头换面于至善了吗？当然不能，因为人性还没集体达到主观至善的境界，所以社会主义政治依然要以无道德的面目示人，当社会主义政治哲学无法用哲学常识化讲明白这其中的全部道理时，就只能自缚手脚于那些利己主义者基于现代形式民主的错位自由观的指手画脚。
这一切，现在看，都是人类整体迷信形式逻辑的恶果，但前面已经说过了，迷信形式逻辑，不是某个人的错，是人类文明从无知走向终极有知之前人人必陷的逻辑陷阱。与您是否真懂哲学无关，因为我说过，凡哲学的，都是不真懂本体论的，凡不真懂本体论的，一定是不真懂哲学的。
此前我说过，只有中国传统道文化具有天人合一的人神平等意义的表述，但在不能正确区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之间的构成维度之前，掌握高超的朴素辩证法的老子也没能实现哲学的常识化，只是预见了一个大道至简的必然性结论，然后就把大道如何至简问题存留至今，才有了用双重本体论终极常识化解决它的可能。
从《道德经》被误认为是玄学的角度，可以看出真懂《道德经》的人的整体无奈，从真懂《道德经》的人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来看，可以帮助我们参照理解，人有逻辑，人皆会用逻辑，但人皆会终极常识化地运用逻辑，却必须以哲学终极常识化为前提。
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内，哲学的终极常识化以本体论的终极化为前提，因为本体论代表人的抽象思考所内含的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极点，只有主观理论上实现这个极点的突破，人类的抽象思考同时内含的复杂问题简单化才能真正开始实现。
也就是说，本体论一直在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极成熟在拓展空间，只有终极本体论才能为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终极成熟打下最坚实和最广泛的基础，所以我之前的《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建构最先完成的是本体论创新，接着是认识论的创新，最后才是方法论的创新。
如今在常识化推广解读《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书稿时，我才发现这种内在逻辑，而且对哲学问题始终保持着创新式发现，所以这些都是本体论创新后必然包含的理论创新福利。这样我们在反观西方哲学，因为一直被束缚在上帝创世的淫威下，所以上帝作为本来的西方哲学本体存在，当被掌握话语权的人错置上帝意志为哲学本体时，那么这种错误的具有法律背书的权威本体论就一直在误导着文明的发展走向——相对于混沌于逻辑概念，又实际须臾也离不开逻辑的世人，上帝就实际成为被动安放于世人头上的不可超越的逻辑天花板，越虔诚，自我精神阉割的意味越浓，理想与现实的南辕北辙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好在地球是圆的，南辕北辙的结果就是起点在文明视野中的重新发现，但新发现的起点却再也不能是原来的样子了。
盲目相信上帝意志，实际就是人对形式逻辑错误感知的结果，从不同文化体系都有自己不称为本体论的本体论角度，只有少数不信神和迷信程度较低的东方传统哲学里，才有相对成熟的能帮人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本体论，循着这种本体论进行不懈形上思考的人，才有机会通过终极形而上学而偶然突破形式逻辑这个人类共同的逻辑天花板，所以东方文明在人性的成熟方面，从中华文明的人文色彩角度，从来高于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因为盲目相信形式逻辑，所以在触碰上帝逻辑天花板之后，必然把自己的思维专注于形而下学的器用研究，结果由他们意外地诱变现代科学，从而给他们暂时窃据文明高峰的机会。
一旦等到中华文明也全部掌握这种形而下学的理论精髓后，擅长形而上学的中华文明就必然将天下一家的人文情怀在全球范围推广，但这时的天下一家也注定远超越原来的天下一家的不确定性的狭隘，也即注定随着哲学的终极成熟而变成真正意义上至善的天下一家，因为每个人都能用常识化的逻辑认知将自己的知行合一人生实现终极自圆其说，而这种意义的自圆其说当然与终极至善同义，因为再没人压制不住自己先天理性的盲目冲动了。
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就是变东方哲学这种终极自圆其说的偶然性为必然性之举，而我真正要说服的，只是理性能力足够的人，也就是对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敏感的人，而那些心甘情愿深陷于形式逻辑陷阱不能自拔的感性之人，从不是我要说服的对象，但这并不耽误我把他们当成认识这个世界的实验工具，所以与这样的人辩论，只是我给后人留下的笑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消极成本的样本留存。
要知道深陷形式逻辑陷阱不能自拔的人还有哪些劣根性，请听下次讲座分解，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