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三十六）

苟且，是多数人的生命不能形成大我意识，并用大我意识完全吸收小我意识的必然心态，是不坦然、不淡定的表现。我想用我的文字表现我的淡定，结果招来的多是些嘲笑与怀疑，更有好事者还要不断地质疑。

每有怀疑和质疑，我都耐心地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若干，明明可以说到对方词穷，可惜却从不见有人从善如流。

百般思量过后，我的逻辑依然一以贯之，根本找不到明显的逻辑缺陷，反而在反复思量中让自己的思想与说理水平一样深入更多。

由此可见，理这玩意儿，当辩则辩，是否说服别人并不重要，能说服自己才最重要。辩理的对手是照见我们自己最好的镜子，因为最好的辩论能通过与对手的针锋相对让自己的语言走向更清晰。反之则足以说明思想的混乱与不堪，是谁呢？

看来，我是他们很好的照见自己的镜子，只是他们不擅利用而已。

镜子的主要功用是帮助我们照见自己。照清别人的，那是照妖镜，但我们真有鉴别妖精的义务吗？肯定没有，因为人家的正常存在是受法律保护的，因而我们对别人的真与伪只有个小心提示的义务，永远不是判定的职责，因为这世界没有道德法官。

人类过去的文明曾经有过类似道德法官的角色，事实证明，那些过于主观的一厢情愿反而让人应得更加虚伪，最终只能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因为人最应该改变的首先是自己，我们的全部义务也只有做好自己。

用哲学改变世界的前提也是首先正确地改变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能用哲学正确地改变自己就是哲学的普及化，哲学一旦普及，人类便得以进入终极文明。

用什么才能正确地改变自己呢？我认为是用哲学的方法和隐含在哲学方法中的逻辑。

我觉得，正常人必须活在严谨的逻辑当中，而那些人之所以有强烈否定我（思想）的意图，是因为我的文章已经在潜意识里动摇了他们的思想根基，是强烈的不安全感促使他们必须通过否定我来让自己重拾心安。

至于是否真能否定掉我，对他们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通过一个抗争来宣示自己的“正确”存在，至于是否真的正确，他们才不管，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整理自己潜意识里的困惑，他们需要的只是表面逻辑的看似合理，所以他们才是根本上的苟且存在。

正因为这些苟且存在的人是社会意义上有法律保护的正常人，所以我再严密的逻辑也不可能围住他们，因为人家是“天然”正确的。相比他们的天然正确，我自然成为十足的思想怪胎。

相对于他们这些正常人过于活跃的跳跃思维，我还是自得于自己一以贯之的严谨逻辑能力。对于他们不受约束的跳跃式思维，因为自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于是我只能受不了地受了。

所以大家必须正视这一点，正是所有社会都在纵容这种现实合理性的苟且，才使其构成人类文明的全部局限，因此这才是文明进步所需要突破的唯一对象。

所以，现实生活中不得不的忍受是我必须的苟且，但我的不安分要求我不可能在自己的写作中继续忍受他们，对他们过于活跃的跳跃式思维，只有不留余地地口诛笔伐，才是对法律赋予我的思想自由的最好落实，同时也最具文明进步意义，因为文明进步需要治理的就是世间普遍存在的愚顽。

回看他们过于活跃的跳跃思维，简直是愚顽得任性。在我的世界观里，任何任性都是要遭报应的，希望有更多和我一样的人对他们进行更加频密的口诛笔伐，这样才能让人类文明因此而加速进步。

仅靠外力的口诛笔伐是不足以推动哲学真正普及化的，因为哲学化的实现最终依靠的必须是内在的自我觉醒，是内因导致和形成的内力作用的结果。

所以，尽管对那些人进行口诛笔伐会让我获得强烈的快感，但如果只沉浸于此则说明我是和他们一样分裂的，这与我的哲学化的自我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是坚决不允许发生的。

或许，大家可以把这样的口诛笔伐当作对任性的跳跃思维的社会性平衡作用。不然，任由他们嚣张地跳跃着思维，一旦泛滥过度，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便会迅速蓄积成不同规模和烈度的战争。我认为，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战争都是这样引发的。

二战后，世界性的持久和平之所以能维持至今，就是因为基于文明进步对世人普遍性的愚的跳跃式思维的有效扼制，只是这种扼制尚不能形成全球共识和明确机制。

或许只有形成这种明确共识下的新机制之时，哲学普及化才能被提上各国政府的正式议程，然后才能被真正全面启动。不然，就永远只能是我这样的傻瓜在这里独自玩耍痴人说梦的梦话了，而其他人则可以继续自得其乐于自己低级的苟且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