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院体花鸟画宗师边景昭
边景昭像 苏文 绘
边景昭简介：
边景昭，生卒年不详，字文进，沙县兴义坊（今凤岗镇）人，祖籍陇西（今甘肃），为明初杰出的工笔花鸟画家。明成祖永乐（1403-1424）间召入京师，值武英殿，为宫廷作画。至宣德（1426-1435）间仍供奉内殿。
他为人夷旷洒落，博学多才，能诗，善画，尤长写禽鸟、花果。其画勾勒精致，有笔有墨，敷色艳丽而沉着，描写花之娇笑，鸟之飞鸣，叶之正反，皆神采栩栩如生，谓宋元以后第一人，是明代早期院体派花鸟画开山鼻祖。
中国花鸟画在唐代已经成熟，并形成独立的画科。五代出现了“徐”“黄”二体，宋代花鸟画达到了新的高峰，“黄家富贵”一路写实画风占主导地位。
自1126年北宋遭“靖康难”，政权南迁浙江临安（今杭州）后，中国的绘画中心南移。从此150年间的浙江杭州，既是南宋李、刘、马、夏院体山水画派兴盛，也是曾在北宋取得很高成就的院体工笔花鸟画继续兴盛的时期。
元灭南宋后，其翰林图画院画家主要散落三处，一是临安，二是松江，三是永嘉（今浙江温州）、福建和广东沿海一带。从此南宋院体画家们在这些地方传艺授徒。但因元代赵孟頫强调“古意”力排南宋近体，故南宋画院的后传弟子们大多不甚闻达。明灭元，朱元璋不喜元代文人画风而提倡唐宋风格，于是那些后传弟子们有了艺术发展的新机遇。来自福建沙县的边景昭即为其中之一。
边景昭的出现，对工笔花鸟画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放弃了元代王渊、钱选的样式，直接师承宋人，在构图、技法、题材等方面都有所继承和发展，对其后以林良、吕纪为代表的明代花鸟画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 边景昭 竹鹤图 轴 绢本设色 180.4×11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边景昭的画远宗五代黄筌，近承南宋院体，开创了明代院体花鸟画的新风格。他继承和发展了南宋“院体”工笔重彩的传统，画风严谨细腻，其作品工整清丽，笔法细谨，赋色浓艳，高雅富贵。边景昭的墨线气力十足，变化丰富，精谨细微，柔韧相宜。
他精画禽鸟、花果。深入生活，体察细微，注重物象的形神特征，其笔下的花鸟，飞鸣之态均艳丽生动，工致绝伦；其艺术追求既承继宫廷花鸟画的传统特色，又掺入了明代皇室平民化的贵族品味，在取材、立意、构图、笔墨、格调等方面都有所反映，开创了明代院体花鸟新风。
既然边景昭是院体画家，那他在宫廷画院中地位如何呢?
据《常州府志》记载：蒋“永乐间征入京师，时以赵士镰虎、边景昭翎毛，并子诚人物为禁中三绝”。景泰朝任阁臣的萧巍亦诗曰：“宣德年间边景昭，彩色翎毛称独步”。可见早在永乐年间，边景昭就因其擅画翎毛鸟羽，而在宫廷画院中位列“禁中三绝”。
关于边景昭的画技，明韩昂《图绘宝鉴续编》中对此有论述：“边景昭，陇西人，善翎毛花果，花之娇笑，鸟之飞鸣，叶之正反，色之蕴藉，不但勾勒有笔，其用墨无不合宜，宋元之后，殆其人矣。”
明 边景昭 花竹聚禽图轴 155×99cm
上海博物馆藏
宣德至弘治间的吴宽（1435-1504）所著《鲍翁家藏七十七卷》中有诗曰“艺苑闲评到苇斋，一时边氏是朋侪”句。苇斋是“永乐中征入画院”的宫廷画家范暹的号，其画为当时“馆阁争相器重”
（《明画录》卷六），《图绘宝鉴续编》说其“工花竹翎毛，人多尚之”，《画史会要》卷四亦从其说，《太仓州志》卷一三说“逞艺精，负鉴赏，一时爱重之”，
《水东日记》卷四说其“善花鸟，有谈论”，说明范暹是一位永乐朝卓有成就的花鸟画家，而“一时边氏是朋侪”，表明了永乐朝的边景昭与范暹是平起平坐的同辈，亦佐证了永乐朝时的边景昭花鸟画影响之巨。
另外，边景昭不但有“绝技”之谓，还有“当代边鸾”之盛名。解缙《送边文进归闽》诗云:“当代边鸾最得名，几回待诏话西清。春风作伴归乡郡，若见房山为寄声”，其中将边景昭与唐代开创花鸟画这一画科的边鸾作比，饱含了解缙对边景昭花鸟艺术的深深钦服。而“春风作伴归乡郡”正说明永乐年间的边景昭艺术才情勃发，正是其前途最春风得意之时。
明 边景昭 王绂 竹鹤双清图轴 纸本设色 109×46.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边景昭善绘仙鹤，其中有一幅《竹鹤双清图》有着很高的艺术水平。该作落款自题“陇西边景昭同孟端王中书为诚斋写竹鹤双清图”——孟端王中书，即当时的书画大家王绂（1362-1416）。王绂号称明朝“墨竹第一”，是吴门画派的先驱人物，明成祖时任职中书舍人，因其惜墨如金，被时人诗评为“舍人风度冠时流，笔底江山不易求”，而王绂甘愿与边景昭合作一图，也可从侧面说明边景昭画艺之高超拔尘，成一时之选。
一般人看来，在文人官宦们的眼里，宫廷画家只不过是画工画匠而已，与画工画匠们交游，显然有失这些清高的文人官宦们的身份与面子。但是，明代宫廷画家的生存状态却并非如此，尤其是在永乐（1403-1424）至正德（1506-1521）这近120年的明代宫廷绘画黄金时期——由于明朝并没有设立独立完备的宫廷绘画的机构。
画家入宫最主要的方式并不是通过考试，大多是靠举荐、征召人宫成为宫廷画家，而举荐这些宫廷画家的人员大多都是官员，故而入宫后他们之间仍会有交往。而一旦某位宫廷画家由于受到皇室青睐，自然也会引起其他官宦对这位宫廷画家的另眼相看，所以越是画技高超、名声显赫的宫廷画家，与其交往的官宦也就越多，且身份地位一般也较高。
宫廷画家与士大夫间能够交游，还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明代宫廷画家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可以说他们本身也是文人——《闽书》中就曾言边景昭本人即“博学能诗”。
既然如此，那么边景昭在文人群体中人气如何?
可谓“如日中天”。
上文提到的那位直呼边景昭为“当代边鸾”的解缙，不仅是明朝三大才子之一，还是明朝第一位内阁首辅，并主持编纂了中国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可谓官宦集团金字塔最上层的士大夫。如此地位的士大夫，不仅与边景昭交游，还为其归乡特地写来送别诗，足可见边景昭永乐年间于禁中风头之劲。
明 边景昭 三友百禽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现存明人诗文集中可知，边景昭与江西的解缙、胡广、周孟简；浙江永嘉的黄淮及福建老乡高棣、郑定、杨荣等人都交好，这些人基本都是当时学界、政界的风云人物。
边景昭与解缙、胡广、黄淮等人的交情，从他们为边景昭永乐四年回福建老家所写的送别诗文中可以得到集中体现。解缙、胡广、黄淮三人的送别诗文都完整地保存在他们的诗文集中。
胡广的送别诗文题目是《送边文进序》中称：“晋唐以来善画之士有名于载籍者，至今几三百人而已，今之画士求超然可以上下于古人者，亦才数人耳，余得边文进，盖其一焉。……文进每图一禽一鸟，状其飞鸣倪啄之态，曲尽其妙，盖其心神融会，致思精巧，得古人之高韵，故能如此。余知异时论名画与薛稷、郭鹞、黄筌、崔白辈同称者，文进将必不能遗也。”
解缙还在《送边文进归闽》中直呼边景昭“当代边鸾”。而黄淮的《送边文进还乡》更是直接诗赞其：“画师满眼如公少，赢得声名海内传。”
明 边景昭 杏竹春禽图轴 153.1×88.2cm
上海博物馆藏
宫中风靡，士子追捧，我们不免要问了：“边氏花鸟”的影响力到底多大?
答案是：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边氏花鸟的影响都很大。
首先，边景昭影响的第一人就是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宝绘册》中说：“国初边景昭有八节长春之景，当时御笔亦多仿其意，于令节赐大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宣宗主动仿边景昭的画并将其作为赏赐在节令之时赠与大臣，这就相当于统治阶级对边氏花鸟画法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推广，收效必然甚伟。
其次，受影响者为明代水墨写意画派的开创者林良 ，《广州府志》记载：“时复绘花草，曲尽其妙。虽祖黄筌、边景昭，然荣枯之态，飞动之势，颇有心得，遂成一家。”
今上海博物馆藏《山茶白羽图轴》的白雉工笔重彩法，是风格接近边氏的代表作，广东省博物馆藏《松鹤图轴》的画鹤造型亦渊自边氏。再次，受影响者为成化、弘治年间人称“明朝花鸟画第一人”的吕纪，他在初期即是宗法边氏花鸟画法。
此外， 据《闽书》、《沙县志》等记载，边氏的家族及其弟子继承边景昭的画风者众多，仅在他的家乡就形成了“边景昭画风”的群体，如边楚芳（边景昭长子）、边楚善（边景昭次子）、张克信（边景昭女婿）、俞存胜（边景昭甥）、俞奇逢（存胜后嗣）、俞必兴等。这是边景昭画风对宫廷外的影响。
对于边景昭院体花鸟画对明代宫廷的深深影响以及与唐宋传统的有机联系，宣德进士徐有贞《题边文进花鸟》一诗意味深长，诗曰：“边公花鸟冠当时，内苑皆称老画师。留得宣和遗迹在，令人披玩动哀思”。
被明朝宫廷奉为一代院体花鸟画圭臬的边景昭，自福建走出，一朝踏入宫中画院，便以一手宋代院体风格，开创有明一代宫廷院体画新局面，将“花之娇笑，鸟之飞鸣，叶之正反，色之蕴藉”描绘得精谨细微，柔韧相宜，乃至影响了后世诸如林良、吕纪等一大批杰出画家的画风与创作，实在是居功至伟，实为闽人永恒之骄傲。
明 边景昭 四喜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