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研究】此道与声诗同——周亮工印学思想初论（二）
（二）《印人传》中关于文、何等流派问题讨论的价值与局限
《四库抽毁书提要》中专门谈到明代印章复杂的流派现象：“明文彭、何震而后，专门名家者遂多，而宗派亦复歧出。其源流正变之故，则亮工此传，括其大略矣。”《印人传》中关于流派问题的讨论着力谈到文彭和吴门派的形成以及关于何震、雪渔派及相关问题。
文彭是明中晚期印章兴起的开启人物，字寿承，号三桥，文徵明长子。《印人传》在“感旧的印章”之后，首先谈到了文彭的印章，称：“论印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在讨论其他印人时，又不断提到文彭印章：
三桥力能追古，然未脱宋、元之习。何主臣刀能自振，终未免太涉之擬议，世共谓三桥之启主臣，如陈涉之启汉高，其所以推许主臣至矣。
印章汉以下，推文国博为正灯矣。近人惟参此一灯，以猛利参者何雪渔，……余尝言字学迷谬耳，惟赖古印章存其一线。然知篆籀矣，而雅俗等迷谬耳。国博胸中多数卷书，故能开朝花以启夕秀。
周亮工肯定了文彭作为文人在印章上“开朝花而启夕秀”的重要地位，指出他的印章能追溯古人，接汉代以来印章的“正灯”，有“开派”之功。但周亮工也客观地批评了他的印章不够苍茫古朴，未脱宋、元人印章的风气。文彭的印章之所以如此，是他要以宋、元以来的印风求得对古典精神的回归，因而要“专注于元”。傅抱石先生分析了文彭的印风探求，也肯定了他的成功处：“他的刻印，基本的精神，在于'秀润’和'雅正’。当宋、元屈曲盘回的积习之余，他出以'秀润’，是比较刺激性轻微的。他用'秀润’作了桥梁，挽转了若干印人回到'雅正’的彼岸。”文彭在宋、元印章凋敝之时，提倡“雅正”的印风，确实起到了“振衰”的作用。
据《印人传》载，在文彭的影响下，璩元、陈居一、李流方、归昌世等都归于“文派”。周亮工还提到顾元方、丘令和、袁曾期等人：
吴门自文国博开蚕丛于此道，顾元方、邱令和相继而起。顾邱归道山矣，继国博一灯者，舍吾曾期者谁哉？
吴门一带的印人亦多受沾溉，《印人传》中称得“文氏之传”者多人：
《印人传》勾勒出文彭一脉在清初的发展状况，为我们了解吴门一地的流派印章发展提供了凿实的材料。继文彭以来最重要的印人何震及其流派也是《印人传》讨论的重要内容。他说：
文三桥力能追古，然未脱宋、元之习；何主臣力能自振，终未免太涉之拟议。世共谓三桥之启主臣，如陈涉之启汉高，其所以推许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聪明才智之士，尽俯首敛迹，不敢毫有异同，勿论势有不能，恐亦数见不鲜。
周亮工认为文彭之印能求古、何震之印能振兴，在他的眼中，文彭、何震是齐名的，因而常常把两人并称。他认为文彭开启了何震，何震之名扬于天下实乃“成于国博”，同时也指出了何震印风对后代的束缚。他在《书梁千秋谱前》还指出何震和文彭在选择刻印内容的区别。明万历年间，杨士修虽然在《印母》中有“古印推秦汉、今印推文、何”语，但对两人印风并未展开讨论，而甘在《甘氏印集》的自序中论及印家时，又把文彭和许初视为追法元人一类。李流芳（1575—1629）在《题汪杲叔印谱》中亦将文彭归为“颇知追踪秦汉，然当其穷，不得不宋元”者，而何震为“集诸家之长而自为一家”者。万寿祺（1603—1652）称“百年海内，悉宗文氏，嗣后何（震）、苏（宣）盛行”，显然他们在文、何间有明显界格，而周亮工明确在《印人传》中把文、何二人并论、比较，这表明明万历以后对文、何评论的分离到清初周亮工趋于并列，并为后人所沿袭。
到了清初，“文何”已成为效仿、超越、比较的对象，《印人传》中论印人时不断提到：
《印人传》中除讨论了在明末清初有典型意义的文、何两脉流派外，还保存了大量关于印人印风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都是周亮工在和印人的接触、来往、交游、雅玩中所记所闻，这些印人许多在当时地位不显，流传史实记载极少，《印人传》的记录为研究这一时期印章流派发展的真实状况，提供了可以信赖的依据。如《印人传》中关于闽地印人黄枢、吴晋、林晋、薛弘璧、陶碧等人，浙地印人陈玉石、顾、姜次生等人，江南梁溪印人秦以巽、张宗龄、陈瑞声、倪耿、王定等人，都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这与周亮工的交游范围密切相关。此外如《印人传》卷一载金陵印人胡正言“尝缩古篆籀为小石刻以行”、卷二载印人王概“印章古逸，无近今馀习”、徐坚“仿古小秦印，自朱修能外不能多让”，卷三载“程穆倩出，因子环（黄枢）而变之，以雅世人”等这类记载，丰富了我们对文人印章史及其流派的认识。
（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