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柯的文学自白（待续）

艾柯的文学自白（待续）

艾柯是意大利最富于创意的当代小说大家，代表作《玫瑰的名字》、《波多里诺》、《傅科摆》、《昨日之岛》等，为探索当代小说的艺术可能贡献了典范性的文本。而最近在大陆翻译出版的《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1版），是艾柯的一部演讲集，收录了四篇演讲稿（分别是《从左写到右》、《作者、文本和诠释者》、《关于小说人物的一些评论》、《我的清单》），对文学创作的一些引人入胜的话题，从不同角度，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进行了富于智慧的总结，不仅启迪文思，而且阅读本身也充满思想的愉悦。

以下分别谈谈我获得较深印象的一些话题，四篇讲演分四个不同主题的小节。

一：所有研究结果都应该以某种形式“叙述”出来

艾柯不相信灵感。在创作第一部小说时，艾柯首先学到的就是灵感不是个好词，它只是让偷奸耍滑的作者显得体面的说法。但是，艾柯也承认，他的创作往住源于一个简单的想法。写《玫瑰的名字》是因为“我想毒死一位修士”，而这个念头又源于十六岁时的一次修道院之旅，“我穿过中世纪的回廊，进入一间图书室，发现读经台上翻开摆放着一本《圣人行述》。在一片深沉的寂静中，我翻阅着那本大部头的书，几线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照进来，我想我当时一定是感受到了一份特别的震撼。四十多年以后，那份震撼又从我的潜意识中浮现出来了。”

有两个意象摧生了《傅科摆》的写作，一个是利昂.傅科的钟摆，一个是艾柯在为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成员举行的葬礼上吹奏小号的情景。“我决定说一个故事，以钟摆为始，以一位小号手在周日清晨的一座墓园吹奏小号结束。但如何才能从钟摆引到小号呢？为回答这个问题，我花了八年时间，答案就是这本小说。”

艾柯认为：诗歌中重要的是字词的音韵，以及字词特有的多重意义，对字词的选择决定了诗歌的内容——紧跟字词，主题自然随之而来。而叙述文则相反，决定文章韵律、风格，甚至字词选择的，是作者所筑造的整个世界，以及发生其间的事件。叙述文遵循的是一条拉丁规则——紧跟主题，字词自然随之而来。“一部叙述文字的成形和宇宙起源、天体演化不无相似之处。作为叙述文字的作者，你扮演的角色就好比是一个造物主，你创造的是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一定要尽可能的精细、周密，这样你才能在其中天马行空，游刃有余。”艾柯夫子自道，在写作《玫瑰的名字》时，画过修道士的形象草图和修道院的平面图（现在附于小说开篇前）。在写作《傅科摆》之前，花了很多时间，画了好几份草图，以确实小说中两座大楼的样子、距离，以及台阶数量。而真正写到小说里时只简略提到，读者可能根本没加留意。

艾柯的小说都有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色，一种“双重译码”的艺术。“一是互文性反讽：对其他著名文本的直接引用，或是对那些文本的几近直白的指涉。二是元叙事：作者直接向读者发话，体现文本对自身特质的反思”。“文学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愉悦和抚慰读者，它还应该致力于挑战读者，激励他们把同样一份文本拿来读两遍，也许甚至好几遍，因为他们想要进一步理解它。因此，我想双重译码并不是一个贵族化的固习，而是作者向读者的智慧和善意表示尊重的一种方式。”

二：对文本的阐释可能是无限多样的，但并非毫无标准

“一份文本就像一台懒惰的机器，它想让读者帮着干活。”艾柯说。文本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导出阐释和解读。你尽可以去质疑这份文本，但读者也不能天马行空，听凭己意妄加阐释。艾柯强调，阐释涉及的是系统，而不是过程。“在创作文本的过程中，语言选择的可能范围在不断缩小。”如果作者在写到“约翰在吞……”这个短句后，极有可能是一个名词，在某种语境中，它可能是“剑”，但不会是“楼梯”。

怎么证明对文本意图所作的某一特定阐释是否精辟、合情合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文本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拿来参照。如果某一特定阐释真是一纸荒唐、牵强附会、大错特错，我们总是能够分辨出来的。“文本内在的统一性控制了读者通常难以控制的阐释冲动。”

艾柯随后提出了标准读者和经验读者的概念。“文本是一件工具，创造文本是为了产生文本的标准读者。”标准读者有资格尝试无穷无尽的猜测，但并不是那种能做出“唯一正确”的猜想的读者。对作品进行阐释的依据不是作者的本人意图，而是一套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策略。这牵涉到读者，以及读者阅读和运用作为社会财产的语言能力，这种语言运用所产生的整套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这种语言所衍生出来的文化惯例，对使用这种语言的诸多文本（包括读者正在阅读的这份文本）所作阐释的历史。“每一个阅读行为都是一项复杂的交易，交易的一方是读者本人的能力（读者的世界知识），另一方是某一文本所设定的、以较‘经济’的方式——以既能增进对文本的理解和欣赏，同时又有上下文语境支持的方式——阅读文本所需具备的能力。”阅读也有一些游戏规则，而标准读者常常是热衷于玩这个游戏的人。

经验读者以多种方式进行阅读，常常把文本用作承载他们自身激情的工具，而他们的激情，或源于文本之外，或仅仅是被文本偶然地唤醒。“他不是在阐释我的文本，而是在使用它。”也即是说，经验读者的特征是：1.将文本的每一细节和真实世界对应起来；2.将真实世界对应于文本世界；3.不是在阐释文本，而是在使用它。

无论如何，艾柯在第二讲的结尾时安慰我们：“在文本创造的神秘历史和今后对它的解读那不可控制的流转之间，文本就其作为文本而论，仍然代表了一份让人安慰的存在，让我们能够牢牢抓住的一点。”

三：为安娜.卡列尼娜而哭泣

1860年，大仲马逗留马赛，再次参观了他的小说人物基度山伯爵的原型曾经被囚禁十四年的伊夫堡，发现导游会习惯性地带游客去看所谓的基度山伯爵“真正的”牢房，头头是道谈到小说中的人物，却从未提及曾被囚禁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大仲马于是在回忆录里有感而发：“小说家创作的人物杀死了历史学家笔下的人物，真是莫大的荣幸。原因在于历史学家描述的不过是逝去的幽灵，而小说家创造的是有血有肉的真人。”

其实，读者何尝不知道小说人物是现实世界不存在的虚构人物。甚至有的读者在面对千百万真实的个人——包括许多儿童——因饥饿而死亡，只是略感不安，而托尔斯泰创作的一个小说虚构人物安娜.卡列尼娜之死却会让他们哭泣，经受的磨难带给他们强大的心灵创痛。歌德的小说因为写到维特因恋爱失败而自杀，许多浪漫的年轻读者也随之自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读者和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人物分享深刻的悲伤，这又意味着什么？“一位虚构人物惹人落泪的能力不仅和人物本身的品质有关，还仰仗读者的文化习惯，或者读者的文化期待和作品的叙事策略之间的关系。”这或许也能够解释，今天的读者为什么已经很少为虚构的小说人物流泪，或有的小说人物时过境迁，已经不为当下读者认同，至少产生了心灵沟通的距离。但是，有的虚构小说人物似乎具备了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不同时空的读者都能感应到那份深刻交融的情感。

虚构文本描述的显然是不存在的人和事，但读者通常并不把它当做谎言。“我们阅读一部小说时其实是和作者达成一份默契，作者假装自己所写的是真实的，同时要求我们假装接受这份真实。通过这份默契，每一位小说家都是在设计一个可能世界，而我们对真假的判断都和这个可能世界紧紧相连。”

通常一部小说选择的背景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即便是童话故事或科幻小说，它的背景也并不是与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同时，一个虚构世界必然是不完整的，它所含括的不可能是最全面的。“一个虚构的世界不仅是个可能世界，而且是个窄小世界，也就是说，它描绘的是‘在真实世界的某一角落里发生的相对短暂的地方性事件。’”“小说人物是欠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只知道他们的一部分特性——而真人是完全确定的，我们应该能够确认他们的每一种已知的属性。”“虚构人物的属性则受到叙述文本的严重限制，只有文本提到的那些特性才能用来识别小说中的人物。”这些因受限而愈发突出的虚构文本属性，便颇为精确地告诉了读者，哪些细节对诠释故事、分析人物心理等等有意义，哪些细节无关紧要。

我们还可以看到，只要特征性的属性留存下来，一个虚构人物即使放到不同情境中，也还是可以保持不变。至于哪些属性真正具有特征性因而有助于判断，每一个人物都不一样。艾柯举例小红帽：一个小女孩，戴着红帽，碰上一匹狼，后来狼把她和她外婆吞食掉了等，这些就是有关小红帽特征性的属性。尽管不同人会对小女孩的年龄、篮子里装着的食物等等其他方面有不同意见，但是某些特征性的属性是一成不变的，让她在不同情境和场合中始终清晰可辨。一个女孩要成为小红帽至少必须具备两种特征性属性:必须戴红帽子，还必须是小女孩。艾柯很有意思地再举例，如果戴着红帽子的是一位二十岁的性感金发女郎，算不算是小红帽呢？艾柯比较勉强地认可了，并解释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玩笑，一种嘲弄的模仿，一种挑衅。

虚构人物从不改变，永远生活在自己的逻辑世界里。我们观看《俄狄浦斯王》，强烈希望俄狄浦斯不要和他父亲相遇，不谋杀他父亲。我们阅读《哈姆雷特》，遗憾这么好的男孩干吗不能杀了混账叔叔，赶走他妈，然后和奥菲莉娅结婚，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从原则上讲，我们只需重写，就可以让所有这些事情成为现实。但事实是，我们真的想要这么做吗？我们在阅读中无论如何渴望和期盼改变那些注定的结局，最后哈姆雷特、罗伯特.乔丹（《丧钟为谁而鸣》主人公）、安德烈公爵（《战争与和平》主要人物）都死了，并对我们的情感形成巨大的冲击，让我们感受到命运之神的触摸，不寒而栗。伟大的悲剧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它们的悲剧英雄不但不能逃脱严酷的命运，反而会堕入深渊——他们亲手挖掘的深渊——因为他们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而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如此盲目地走向不归路，却无法阻止他们。尽管虚构人物的生活世界寄生性地依赖于读者的世界，却无法和生活在真实世界的读者交流。“虚构人物生活在不完整的——或者用一个更粗鲁、政治不正确的词——残废的世界。”

因为我们考量生活的世界的方式和虚构人物考量他们世界的方式是一样的，当我们真的理解了他们的命运时，我们同样会开始怀疑自己的生活，感受到与命运的不期而遇，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和虚构人物对他们世界的看法一样不够完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虚构人物会成为“真实的”人之境况的最卓越的范例。我们为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杀而哭，亦是为我们自己难以完美的命运而哀伤。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