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一言救李新

吴玉章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并称“延安五老”。他是四川自贡人，生于1878年。早在参加中共之前，就有不平凡的经历。他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2年担任四川大学前身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过古稀之年，仍然热心于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留下许多爱惜人才的美谈。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立，吴玉章担任校长。学者    谢韬是同乡晚辈，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本校教授。1955年，胡风被钦定为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谢韬是胡风旧识，被打成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公安部要逮捕他。公安部长罗瑞卿是吴老早年的学生。吴玉章亲自和罗瑞卿联系，说：谢韬是人大教师，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捕人？于是，公安部派一位处长，让谢韬带上行李坐进一辆小卧车。谢韬原以为要让他进监狱，结果把他送到了北京东四六条39号院吴玉章的住宅。当时吴老住北房，让谢韬住东厢房接受“审查”，每月工资照发。这当然比坐牢好过得多。半年后，谢韬又搬到人民大学宿舍接受“审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友渔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他也有关照。到了1960年，公安部才把谢韬送进秦城监狱，与范汉杰、廖耀湘、黄维等国民党高级战犯关在一起，让他给这些人讲授马克思主义。1965年，谢韬被免于刑事起诉，回老家自贡市安排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吴玉章虽然不能为谢韬洗冤，总算让谢韬少受了一些牢狱之苦。

李新以治中国现代史闻名于世，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他回忆：1957年反右派初期，我没有积极参加。因为1956年我被调去编写教材，连党的组织关系都转到高教部去了。我平时在近代史研究所编书组工作，假日则回西郊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与何干之为邻。我们两人对当时的形势都很关注。我最担心的是怕他要挨整，因为“胡风事件”牵连着他。当时哪能想到，人民大学的领导竟要把右派帽子往我的头上戴呢？当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搞得热火朝天。因为我事前知道党的策略，我想什么话都不说，等一阵热潮退去也就完了。谁知就在把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打成右派后不久，人民大学的领导人竟然想趁机通过北京市委把一顶右派帽子安在我的头上。就在我从编书组回到西郊的一个晚上，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好同志，匆匆忙忙地把刚出版的《党内参考资料》送给我，要我立刻打开来看。我打开一看，那上面在显著地方，登着一则人民大学反右派的报导说：人大党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务委员会，让大右派分子吴景超、李景汉参加，引起广大群众不满，连党外教授赵锡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我看了这个报导，怒不可遏，来不及和何干之打招呼，就立刻赶回城里。回到家中，我连忙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准备送交《党内参考资料》编辑部，希望他们下期登出来，以正视听。在要发信的时候，一想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该先请教吴老才好。我于是拿着信和刊物，忙到吴老家去。吴老住在六条39号，就在我们38号的旁边。我见到吴老的时候，虽然很恭敬地喊了他一声，但余怒未息，心里还是气鼓鼓的，吴老一定看得出来。我把刊物翻到登报导的那一页，和我要求更正的信，都放到吴老的茶案上，希望吴老看一看，并指示我是否可立即发出或需要如何修改。吴老客气地笑了一笑，便用镇纸石把两样东西压住，然后，对我说：“你先到书房休息一下，看看书吧。”吴老的书房，就在他办公室旁边，我进到书房，什么书也看不下去。稍等一会儿，我又走出来，走到他坐的沙发旁边。还没等我开口再问，吴老就说：“别急嘛，先看看书，冷静冷静再说。”我这时的心情，也确实冷静下来了。我想吴老见我这么急，他却一点也不急，这其间必定有道理。我于是从报架上拿下一些外地报纸来看。我估计吴老已经看完了我的东西以后，才慢慢地回去到客厅。这时，吴老手中拿着我的东西，见我走到他面前，便又把它们压在镇纸石下面。过了许久，吴老也不说话。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口问道：“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吴老沉吟了一会，才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只说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回到家中，我仔细揣摩吴老那句话，看来，这封信是发不得的。《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刊，你若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反对市委。我感到，去请问吴老，这一步是走得太对了。当天晚上，吴老又派警卫员把我叫去，说：“反右派是毛主席决定的嘛，你怎能不参加呢？我已经跟胡锡奎校长说了，他会找你谈的。”

李新说，吴老一句话救了他。否则，如果打成右派，二十年也翻不过身来。

吴玉章虽然贵为校长，受到中央领导礼遇，但在中国人民大学却并不直接主管运动。他阅历丰富，洞明玄机，只能以含蓄而智慧的方式，提醒自己赏识的李新免受伤害，涉险过关。然而，吴老自己的外孙女婿却被打成了右派。家中亲人挨整，他也爱莫能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