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道加塞的都是大XX！！！”—恕我直言，这也是我的心里话。

16日北京朝阳的一个黑车司机，凭借一个喇叭上了热搜。

网上的评论像炸了锅一样，几乎是一边倒地在支持这个司机，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想说的话。

或许你面对这种破坏规则的状况，也曾经愤怒过，但是敢怒不敢言：买奶茶的时候有人插队，地铁上坐在你身边的人不停地大声打着电话，公司里有人无视规则在会议室吃螺狮粉……

我想问问大家，你当时做了什么呢？

违规者为什么会如此猖狂？

违规者的脸皮很厚，他们深知：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这样的道理。

小到横穿马路随便插队，大到当众猥亵暴力伤人，好像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去做的。在公众面前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确很少出现人去阻止他们作恶。

最经典的就是06年的“彭宇案”，因为好人搀扶一个老太太，反而被污名为肇事者，周围没有一个肯来作证。

这样的情况在那两年层出不穷，大学生被讹8万，小学生做好事反被敲诈2万多等，直接导致人们对当街扶老人这件事情，避之唯恐不急。

政府对此也无动于衷，直到近两年才有相关法条出台。

后来某年9月，武汉的一位88岁李姓老人在离家不到100米的位置摔倒，围观者无一人上前，1小时后，老人因为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而死。而他需要的只是转个身，抬下头而已。

图注：2017年8月31日，赵文慧和妈妈在安丘市凌河镇东海路北首路口处遇到了一位摔倒在地的老人。老人满头鲜血，周边虽有很多市民围观，但却无一人伸出援助之手。

生命，这就放任违规者付出的代价。

1964年3月13日夜3时20分，在美国纽约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叫朱诺比白的年轻女子在结束酒吧间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刺。

她多次呼救，但是38位邻居只开灯或者围观，无一人出面甚至是报警。

最终她死在了自己家的楼梯上。

当时在纽约社会轰动一时，这种情况被当时的社会心理学家称为“责任分散效应”。

最近在山西和江苏的两起当街伤人事件，不少人在他们刚刚开始行凶的时候就在旁边围观，所有人都拿着手机在拍，但是没有一人上前阻止。

在山西的那个手机拍摄的画面中，一个老大爷上前挪了挪自己的花，对于眼前发生的命案，视若无睹。

图片来源：微博

长期对违规者的放纵，造就了现在这种“社会性逃逸”的现象。

德国心理学家林格曼发现，在一个群体中，面对另外一个人的求助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有“即使我不出手，其他人也会帮他“这样的想法。

每一个违规者都是一个成熟的心理学家，社会的冷漠就是他们猖狂的本钱。

群体对守序者的态度。

群体不善推理，却又急于行动。

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

——《乌合之众》

“黑车喇叭“事件，网上大多数人都在拍手叫绝，说这个人道出了他们想说的话。

可与此同时，你又零星地看到一些评论，有几个人想要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告诉你这个人“违规”了，他不对。

不得不说，这种人很聪明，他们利用归因偏差（actor-observer bias），让人们把目光集中在“公众辱骂“这个行为上，归因于性格或忽略外部因素。

这是人的思维误区之一。

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

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

似乎在他们眼里，面对违规者的各种行径，守序者一旦发力过猛，就是十恶不赦。

好人犯错尾巴狼，浪子回头金不换？

喜洋洋就因为好人阵营拿刀这件事情遭到禁播。

结果就是违规者愈加的狂妄地获利，守序者委屈地压抑自己。

压抑到最后，就像卡夫卡《变形记》里，如果我们所有道德情感寄托与人文关怀都化为乌有，让人们感觉自己的清醒都不合时宜，那守序者们必将像萨沙一样最后变成一个可怜虫，逃开这个荒诞的世界。

守序者的无奈。

2015年厦门大学广告系的学生们做了一个实验，在一个行人频繁横穿马路的路口立了一个广告牌，上书五个字：你丑你横穿。

对比未立牌之前的70%横穿率，对比文明的标语“走天桥只需要9.4秒”下降9%这个数字，实验得到的数据是，横穿率大幅度下降了29.9%。

这是一种对“期望效应”的反用：如果你不想过得不好，那你就别这么做。

这样一看，黑车司机的做法似乎有了理论支持。（笑）

可事实上，这种做法实属无奈之举。

《镇魂街》里面说过一句话：以德报怨，以何报德？

在一个社会里，当有一小撮人因为投机取巧而先获得利益，此时如果社会的惩罚和价值体系不能使他们付出代价，那么剩下的大部人必然也不会再坚守自己原则。

Reference:

1.《乌合之众》勒庞

2.《解读现代社会逃逸心理》2013，胡泽丹

3.《变形记》卡夫卡

4.《论语，宪问》

作者： 流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