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回到梅兰芳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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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京剧,对于梅兰芳,我原无兴趣,大约因为笺释陈寅恪诗,有时内容牵涉所及,才稍有留意。其后偶见有关梅的史料数则,遂铺衍出《梅郎少小是歌郎》那篇文史八卦之作。近时我在网上又竞得早期文献《梅兰芳》、《梅郎集》两种,并得见学苑出版社影印《民国京昆史料丛书》三辑及其他史料若干,乃续作此篇,也算趋时随俗,或可为世人观看电影《梅兰芳》提供一些知识背景吧。
作为偶像的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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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京剧男旦的崛起,以及梅兰芳成名的男色背景,我在《梅郎》一文曾作论述。而在一部题为《梅兰芳》(上海梅社民国7年)的轶事汇编里,有署名豂子的“梅兰芳之魔力”一章,对此早有相当深入的评论:
“论者谓三十年前后,剧界变迁之最大痕迹,即须生与旦角之消长而已。……自谭鑫培死后,梅兰芳应运而起,老生势力一落千丈,旦角竟执剧界之牛耳,一若老谭为老生结局之英雄,而梅兰芳为开辟剧界新局面之骄儿者。……凡一种现象之造成,由于一天亶聪明英姿挺出之人杰造成之者半,而由于社会上群众心理之变迁及其酝酿而成者亦半。盖自民国成立以来,社会上思想之革新非常迅速,其尤显著之观念,则爱美色是也。……爱美色之观念,为近代戏界之特征。梅兰芳初以美色为社会所惊叹,其后梅又竭力于艺事,今已昆乱新旧,无所不精。其色之美已为社会所叹赏,今又益以艺之美,则此富于爱美思想之社会,其极端欢迎梅郎,乃为当然之事理,而旦角遂因此战胜老生,竟代老生而跻于梨园最高之位置。”
此系当时人近水楼台的观察,可证我原来的描述不算离谱。
梅作为人气明星的形象,我在《梅郎》中说:“早年的梅郎形象,并非我们今天所想象的纯粹的'表演艺术家’,而是当时颠倒众生的'超级男声’中的一位。”这方面的材料就更是俯拾皆是了。
试看穆辰公的《伶史》,置谭鑫培于“本纪”,而梅仅附于其祖梅巧玲为“世家”;再看日本人波多野乾一的《京剧二百年之历史》,称谭鑫培为“剧界大王”,却称梅为“剧坛明星”。则谭、梅之间,亦有类乎今日所谓表演艺术家与影视巨星的差别吧。可知当时梅固然是最走红的明星,却不能说就是最顶尖的演员。
又据穆辰公《伶史》卷一:“民国以来,兰芳名大噪,声震遐迩。……妇女尤为所颠倒,夜不能寐,至有发癫疾者。……其为人温婉,似有媚骨,且每语两颊辄红,一登氍毹,尤令人不辨其为牝牡。以故女子中之好奇者,于兰芳实不能无所悬揣,而男子中之野心者,于兰芳尤不能无所希冀,职此之由,兰芳一身遂为男女两界精神上之目标,虽欲避之而不得矣。”(《民国京昆史料丛书》第一辑)观此,则梅之得享盛名,艺的因素之外,色的因素也是至关紧要的。
梅兰芳的八卦
《伶史》又记:“一日兰芳在吉祥园演剧,丁氏女竟至后台,往觅兰芳。阍者以其为女客,不听入,女暴怒,以掌批阍者颊,且曰:'兰为吾未婚夫,妻来面夫,奴乃拒我!’遂排闼入,阖园大哗,观者如堵。适警吏驰来,引女去,并讯兰芳与女有婚约否,兰芳白无,警吏以此女似有心疾,送之还家。女归日夜啼泣,谓必嫁兰芳……”此非旧社会之杨丽娟乎?梅的偶像效应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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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喜奎
又有一说:清末民初的剧坛,最有号召力者为三人——谭鑫培、梅兰芳、刘喜奎。刘作为坤伶,今日在戏曲史上已无寂寂名,但当年却声光迫人,以致谭鑫培有“我男不及梅兰芳,女不及刘喜奎”之叹(参张豂子《歌舞春秋》,《民国京昆史料丛书》第二辑)。因为电影《梅兰芳》的大肆宣传,梅与孟小冬之恋知者已多,而梅与刘喜奎之间亦有掌故可言。前引《梅兰芳》第六章“梅兰芳之趣事”有谓:“梅兰芳与刘喜奎同岁生……色艺名望,正复相等,而一则小姑无郎,一则使君有妇,谈者每叹为恨事。丁巳夏,喜奎之母死,众谓喜奎可得自由。时兰芳之妇方病危,有人提议,谓兰芳如果悼亡,当以刘喜奎配之。……于是报章讹传,谓已成事实。不意天不作美,兰芳之妇竟霍然病愈,一天欢喜,顿然冰释。”又《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也说:“刘喜奎……艳如桃李,冷如冰霜,容姿之美,足与梅兰芳并称。……好事者谓男中梅兰芳,女中刘喜奎,色艺双绝,金童玉女,实天上人间,至天然佳配,以之结婚,可称珠联璧合。一时北京喧传,似将成事实者。”(《民国京昆史料丛书》第三辑)梅、刘的粉丝们乱点鸳鸯谱,岂不正如前两年娱乐报刊想为梁朝伟、张曼玉拉皮条吗?这也是偶像才有的事啊。
玉堂春 梅兰芳 - 戏剧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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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梅与冯耿光的关系,刘豁公编《梅郎集》(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9年版)卷一署名了了的《梅兰芳传》云:“有某政客嬖之最甚,每当兰芳出入,必以汽车相迎送,寒暑无间。复于卧床之上,各安置电话机一,每起卧必问起居,互谈良久,相爱之深,无异于骨肉也。”此非冯氏无以当之。同书另有刘豁公《梅郎小史》,对梅的成名颇有分析,更明白指出:“那时北京城南风正盛,官场中人没有个不狎优的,梅伶因为这上头,认识了一位大老。这人姓冯名耿光,雅号幼薇,乃是广东人氏……他和梅兰芳也不知是哪一世缘分,一见面彼此都合了式。他见梅兰芳家境贫寒,更时常地拿钱去接济,又给他在芦草园(北京街名)盖了一所很华丽的屋子……”另,陈定山《春申旧闻·梅兰芳到上海》则述后来情形甚具体:“……冯幼薇对于兰芳的提携保抱,恨不得含在口里。后来梅、冯都迁居上海,梅已是四十岁的人了,二人还是形影不离,任何方面请客,请梅必请冯,梅偶尔离座,冯便四边找寻,口称'畹华,畹华!’急得要死。兰芳半生唱戏所得,都由幼薇替他悉心调度,买了中国银行股票,后金融崩溃,股票不值钱,梅半生积蓄,全在此处坍台。但梅对冯的亲尊,依然如旧,从不曾听他有过半句怨言。”
此外,叶德辉也有七古《梅郎曲》,诗中有云:“少年曾入迷楼梦,往日歌郎称桂凤。春明流落不思家,魂消魄堕桃源洞。”这是自述其狎玩男优的往事。结尾两句则作:“君不见分桃断袖出至尊,万乘犹输男作媵。”(《观古堂诗集·于京集》)则似乎是指梅由三陪歌郎而至梨园盟主吧?
梅兰芳与旧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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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自下而上,赢得上流社会的承认,颇得力于文化胜流的捧场。当日旧名士的咏梅之作甚多,如张謇有《梅欧阁诗录》、况周颐有《修梅清课》,皆可算咏梅专集;其余散见者更不计其数,《梅兰芳》、《梅郎集》两书也汇辑不少。《梅兰芳》第十章为“咏梅诗词”,包括樊樊山(增祥)、易哭庵(顺鼎)、罗瘿公(惇曧)等,《梅郎集》卷六春醪主人辑“兰芳来申一月记”,为《申报》花边新闻的汇录,所辑诗词尤多且精,包括诸贞壮(宗元)、秀道人(况周颐)、王病山(乃徵)、赵叔雍(尊岳)、陈小石(夔龙)、朱古微(祖谋)、吴昌硕、豫道人(张其淦)、孟心史(森)、袁伯揆(思亮)、陈散原(三立)、沈子培(曾植)等。
在此附带一提,梅1920年赴上海演出时多与名士酬应,何诗孙、吴昌硕合作一画赠之,题为《香南雅集图》,一时名流多有题咏,可谓近代文化史上的名迹。陈寅恪1949年诗有“只识香南绝代人”之句,即用此典。梅曾将《香南雅集图》视为镇家之宝,但原图未见公开,具体的题跋搜集不易,我在写《陈寅恪诗笺释》时,仅得见况周颐、陈衍、王国维、赵尊岳、张骞诸家。
而《梅郎集》除况、赵之外,更收录王乃徵、陈夔龙、陈三立、朱祖谋、吴昌硕、沈曾植之作。其中陈三立与梅的交际,集中也颇有记录,一云:“昨夕《天女散花》,系陈散原先生烦(预?)演,畹华特徇其意。”又云:“陈伯严先生欲晤畹华,特自金陵来沪。昨甫下车,即同王雪丞、王叔氵舞、况夔笙、王病三、俞尧衢冒雨往观《木兰从军》,亦以未见《天女散花》为恨。其称佩畹华,与蕙风同;其想望《天女》,与古微同。大约再演之请,或能如愿以偿也。伯严云客岁曾寄诗祝畹华祖母寿,并允破戒题《香南雅集图》。此图信无美勿臻矣。”又云:“甘翰臣昨以琴隐园画梅贻畹华,散原为题一诗,疆村书之云:疑是逋仙倚袖来,偶移赤脚杂尘埃。缟衣终作瑶台伴,吹满灵风一梦回。”至于陈题《香南雅集图》诗,则系七绝四首:“羊车犹认旧丰神,飞上歌声走万灵。一自看花崇效寺,至今魂断牡丹亭。”“屡舞翩迁广袖垂,落花天气散花时。维摩五蕴皆空尽,缘贤〈觉〉声闻赖总持。”“阳城下蔡寻常耳,疑雪神人情怳见之。曾醉麻姑一觞酒,二分明月在瑶池。”“海外楼台叶下亭,云林高致托丹青。黄钟谱出贞元乐,累我人间掩泪听。”
以上五诗,今人所编《散原精舍诗文集》、《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皆未收,特录出以供参考。可以推想,陈寅恪或曾听其父亲忆述梅郎的人与事,则他后来以“香南绝代人”入诗,固非偶然者也。
戏曲史上的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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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戏曲史的回光返照,京剧的文化地位至今已变得经典化;而作为近世第一名伶,梅兰芳艺术史形象亦因之而神话化,其戏曲艺术大师的地位,似已无可动摇。但这实在是历史累积乃致政治放大的结果,是票房霸主与政治花瓶相结合的文化效应;在梅兰芳作为梅郎的时代,实远非如此。当时号称“梅党”者固然喝彩不绝,但讥评“梅毒”者也不乏人。
鲁迅曾在《论照相之类》、《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中对梅有所揶揄,最为世人熟知;除此之外,以我偶然的涉猎,即有如下数例:近代曲学宗师吴梅曾指导梅兰芳演《雌木兰》,并有言:“梅唱尾声,终不得法,于昆腔究属门外汉耳。”(饮虹《奢摩他室逸话》,见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
以《中国近世戏曲史》闻名的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更讥笑:“当今的红人梅某像吹哨似的尖声……居然能唱红,可知北京蠢人之多。……考察史实,女角兴盛则演剧呈现衰势,乾隆以后,相公流行而昆曲亡,今北京女角一枝独秀,狂热捧红女演员的愚辈众多,谭叫天逝而天下秋,谭派嫡嗣余叔岩的拿手戏遭到冷落,却对梅某的眼珠大声叫好,令人大倒胃口。”(《竹头木屑·燕京的故事》,《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
名报人林白水则指:“……兰芳之戏,其距中国的文学尚远。……梅之长处,全在以男性之身而扮演女戏,得其神似,舍此无他长。”(《反对梅兰芳出洋》,《林白水文集》)
章士钊更对时人的捧梅怪状极表反感,并上纲上线云:“……吾人又最为苟且偷惰之民族,遂乃独夫乱于上,元元乱于下,共沦于无耻禽兽之域,毫不自觉。无怪乎梅伶所至,天下之淫情滥绪于焉寄托,分途迸发,一无余蕴也。……而所号捧角家者,观无虚夕,笔不暂停,尊之曰艺员,媚之曰歌圣,托名文化,影射西剧,一若真为艺术而言艺术,可以告无罪于天地鬼神也者。”(《今四维论》,《章士钊全集》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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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梅兰芳从艺50周年纪念会视频
以上各人,都非等闲之辈,虽或有其偏见,至少也证明,梅在知识界绝未得到一致认同。须知道,那时京剧的地位尚且有限,更何况作为票房明星的梅兰芳呢?脱离梅兰芳所处的时代论梅兰芳,仅仅通过梅兰芳今日的声名论梅兰芳,那是不能真正认识梅兰芳,也不能真正认识京剧史的。
关于《关于“梅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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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郎》一文发表后,引得黄裳先生连吃了几惊,随后撰《关于“梅郎”》,亦阴亦阳,极力捍卫梅兰芳的完美形象。而在我看来,我的行文容有轻薄之处,但终不离实证,黄先生下笔千言,旁敲侧击,又何曾能够动摇“梅郎少小是歌郎”一事?故我当时以为意已尽,不足辩。现且趁此机会,聊作回应。
前引《梅兰芳传》又记:“民国四年,北京《国华报》附张编辑穆辰公君,有《名伶外史》之刊,其第一集即梅兰芳,述其一生经过之历史甚详。兰芳以隐情多暗昧,被人揭晓,引为大辱,因羞成病,奄卧床枕,较浆不入口者数日。俞振庭大恐,央人向穆说项,求勿披露,又有某名士为之缓颊,至向穆叩首无算,穆碍于情面,始许之。”此处所说的《名伶外史》,似乎就是后来的《伶史》吧?如其所述,则梅早就担心别人重提他“小时候干的营生”了。
而到了五十年代,梅特意叮嘱黄裳:“不要再梅郎梅郎的了!”那就更不足奇。因为那时梅已是政协委员,是人民艺术家了,今非昔比,当然不愿再提“封建”士大夫捧他的事,更不愿提他做男招待的事——正如黄裳成了“进步”记者和作家之后,也不情愿提他给“汉奸杂志”《古今》写稿的事了。可是,在梅兰芳早已走进历史的今天,我以为必须较真地问一句:我们是应当尊重梅兰芳,还是尊重历史?从这一点说,我倒以为无论是过去的上海小报,还是如今的狗仔队,他们的八卦作风倒要比黄裳“为尊者讳”的态度更可取。至少,他们仍不失穷追真相的精神啊。
黄裳以“德艺双馨”一辞谥梅兰芳,我并不反对;但因为这个“德艺双馨”,就必须让梅显得“高大全”,就必须抹杀其歌郎的经历,就必须掩盖那些“被侮辱损害的历史细节”吗?更何况,梅当过歌郎,若比之格拉斯曾效力党卫军,波兰斯基曾是在逃强奸犯,实在无足轻重;英雄不怕出身低,像黄秋生、任达华、舒淇、徐若瑄过去都拍过三级片,又何耻之有?
还有,黄裳先生四十年代不也写过“暗寸”梅郎的《饯梅兰芳》吗?何前踞而后恭也?何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最后要说的是:我希望看到的,不是一个供奉于庙堂之上的梅兰芳,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色的梅兰芳;我不想看他的正史,而想看他的别传。可惜的是,《梅兰芳》也跟《李小龙传奇》一样,终究还是一部“钦定”的传记片——它虽能表现梅兰芳的“一声叹息”,终无法描写梅兰芳的“春光乍泄”。在戏外,陈凯歌抹掉了“很傻很天真”的阿娇;在戏里,他也必然会抹掉“被侮辱损害”的梅郎。这样的话,我想,与其巴巴地去电影院看一个标准照式的梅兰芳故事,那还不如回家看程蝶衣的盗版DVD呢。
转自:(原)ZG京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