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讨厌数学”吗？
文丨 赖恩·W·迈克马肯
>>Ryan McMaken<<
译：禅⼼云起
作为一名前学者，我对于方法论领域无休止的争论有许多不愉快的回忆。这些议题包括如何在经济学中使用定量方法，以及何时（如果可以的话）适合将这种方法运用于发现和完善经济规律和公理等等问题。
但不是只有学者才讨论这些事情。例如，我不断从一些普通的非学术专业人士那里听到，他们显然遇到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刻板的印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倡导者“讨厌数学”
事实上，在参加米塞斯研究院活动的一些人或者那些在米塞斯网站评论区留言的人当中，我们仍然偶尔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么，让我们从非学者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认为奥派“讨厌数学”？
好吧，就像许多流行传说和刻板印象一样，这个看法也是立足于一些事实的。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后世米塞斯传统的经济学家确实批评了使用定量方法研究经济学的路径。
但对于米塞斯和许多奥派学者来说，“经济学”的范畴非常明确，它不包括经济史或者涉及记述经济趋势的类似领域。他们对于定量的方法是抱有怀疑态度，可并没有打算将这种态度理解为笼统地反对运用数据来审视和阐明更广阔的世界。
那么，“数学”成为问题的具体方式是什么呢？什么时候数学是有用的?
（狭义理解的）经济理论
不需要定量工具
对米塞斯、许多奥派和其他“因果逻辑-现实主义方法”的实践者来说，经济学的宗旨是通过识别各种经济行为和各个经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经济是如何运转的。
例如，当考虑到上调最低工资的影响时，经济学应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也就是说，工资上调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之间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事实表明，米塞斯的方法告诉我们，其他情形不变时，如果政府靠强制来提升劳动力价格，那么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下降。
在米塞斯看来，这种解释的细节可以围绕着“当价格上涨时，人们对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就会减少”这样一个事实，从基本的公理和法则中推导出来。
更广泛地说，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一个过程：以我们所确定知道的极少数关于人的事实（例如，人们采取行动时，总是希望以某种方式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依据，利用这些知识来推断更复杂现象（例如最低工资上调）的效应。
这并不需要复杂的数学计算，因为演绎法不像归纳法那样需要大量量化的观察。例如，当使用归纳法时，例如在物理学中，大量具体的观察数据被量化，并用来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
当然，一些自称经济学家的人尝试过这种方法。他们研究了许多提高最低工资的案例，并试图找出工资上调与之后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在一个工资被强行提高的地区，有时候，数据显示就业率上升，可有的时候，数据又呈下降之势。然后，这些经济学家就不停地争论这个问题。
然而，在任一情况下，以这种方式确定相关性，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就业率会上升或下降，而且这些方法——尽管在这么做时付出了努力——也无法消除经济中同时发生的、影响到工资的无数其它事件的所有干扰。
米塞斯拒绝在社会科学中采用这种方法，原因之一是：实验在社会科学中是不可重复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孤立存在。为了理解最低工资法令和就业水平等事件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理论，而不只是观察到两件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
米塞斯在《人类行为》中写道：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事的是辨别基本原理和法则的工作，观察市场上一系列交易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毕竟，这些观察不能告诉我们各种外在事件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结果。雇主雇用一名工人的决定不能单独考虑最低工资发生变化。其他因素总在起作用。其他情形老是不变化的话，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因此，从基本公理进行演绎推理变得必要。
经济学不需要数学
不意味着数学不能给我们启迪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点：米塞斯绝对没有暗示说，经济学告诉了我们关于人类经验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或者光凭经济学或演绎推理可以获得一些关于人类文明的宏大理论。然而，一些没有做足功课、对奥派吹毛求疵的人实际上暗示，许多奥派学者认为，我们在自然科学以外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可以不经实证调查而获得。米塞斯从来没这么说过。也没有奥派学者真的这么认为。
当探索米塞斯的奥地利学派方法和定量方法之间的关系时，必须注意到经济学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事实上，米塞斯在他的著作中反复解释了有多少不同类型的人类思想和经验是心理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势力范围。
然而，今天许多人将经济学与许多米塞斯认为实际上不属于经济学的学科领域混为一谈。例如，米塞斯写道：
他还写道:
换句话说，大多数人通常认为的经济学实际上是历史。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是不值一谈的。米塞斯不是历史学家的敌人。只不过对米塞斯来说，像1935年银行准备金研究这样的，并不是一项经济学研究。这是一项历史研究。这是经济史。这是记述性经济学——而不是米塞斯的解释性经济学。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米塞斯在内的许多奥派学人，喜欢大家查阅历史资料，甚至撰写有关历史的文章。
正如裴德荣（Per Bylund）所指出的:
穆瑞·罗斯巴德所撰写的大量书籍和文章都是历史书和历史文章，这并不出人意料。
什么时候定量方法非常有用
经济史和与经济学相关主题的统计学研究是好事情。这里有一个例子说明这些研究有多么至关重要：
反资本主义的左派常常喜欢宣称，世界已经被自由市场经济主宰了几十年，世界各地决策者已经实施了大量自由至上风格的政策，支持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几乎不受政府干预。
这是真的吗?
好吧，我们不能用经济学定理或演绎推理来得出结论。这是一个经验性问题：近几十年来，政治机构一直是自由放任、解除束缚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审查税收、税率、政府规章和政府雇员总数。我们可能需要收集汇编大量的数据。
如果数据确实表明，政府现在比过去征收了更多的税收，监管了更多的市场(事实就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说，“经验证据表明，反资本主义者是错的。这个世界不是由支持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管理的。”
显然，如果不采用一些定量方法，我们就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此外，经验数据可能是演示说明某些经济定律和公理如何正确的关键。
例如，米塞斯的研究告诉我们，经济景气和萧条是人为信贷扩张的产物。这是通过米塞斯的演绎方法解释和发现的一条经济规律。
但是，当一个反资本主义者说:“2009年金融危机是由金融市场实际上不受监管这一事实引起的！而且，这场崩溃的发生也是因为贪婪！”
如果没有经济史和经验资料，除了以一种非常笼统的理论方式以外，很难反驳这种反资本主义的主张。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确证实了金融市场绝非“几乎不受监管”，并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贪婪”突然在2007年成变得比以往更加普遍，那么就更容易说明米塞斯的信贷扩张理论实际上是一个更符合事实的理论。
关于贪婪和监管的经验实证问题并不能“证明”（或反驳）米塞斯的理论正确性。然而，经验资料确实有助于说明米塞斯的理论符合事实。【注：当然，有时经验并不能说明一个理论是更符合事实的。也许恰恰相反，经验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恐怕需要重新思考一个理论。同样，这种实证经验本身并不能证实或否定一个理论——因为社会科学中有太多变量，无法得出精确结论。但是，从经济史上搜集到的这种经验资料确实可以表明，有必要对一种理论进行改进。】
所以，让我们永远抛弃奥派“讨厌数学”或定量方法没有用处或不足挂齿的想法。事实并非如此。只不过，数学或定量方法不是理解和形成良好经济理论的关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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