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说“助残”的说法过时了？
又是一年助残日。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14条规定：“每年五月第三个星期日，为全国助残日。”
这是中国90年代就开始认证的“中国的残疾人节日”，也是本土开发出的节日。
20世纪80年代起，“残而不废”、“身残志坚”等一系列关注残障的热词流行，“残疾”从“残废”中脱身而出，受障者开始摆脱“废”的印象，不再是“没有用或者失去原来的用处”，开始有了”疾”的特点。
助残日也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相比起“废”而言，“疾”的解释在那时候无疑是一种进步。
但是，认为残障是一种疾病或病态，多少还是有些“弱”的感觉，于是被认为“不能行动”，要“休养”。
“残障是需要人照顾”的这一观念，也从“病”上来，所谓“侍奉汤药”，总有个照料者在旁，因此“不能自决”，就要旁人“代为决策”。
《残疾人保障法》中指出：“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这个定义，也是从“不能”的思路开始的。
这时候，“不能”的思路一旦产生，80%的问题似乎就落在了个人的身体限制上。
一层叫“残疾”的罩子，会将这个人笼罩，外界再看这个人的时候就开始看不到人，只看个罩子在动。将残障归于个人的事情，仿佛受障者并没有生活在现代社会，不存在马路、坡道，更别说翻译机和读屏软件，他们生活在一片还未开拓的丛林中，一切都要由自己去克服，往前看需要登高，吃饭需要冒着风险上树摘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完成万里迁徙……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谈“助残”，确实是要从“照料”和“帮助（代为做事）”的角度来说，把残障者置于客体也似乎“情有可原”。
《残疾人权利公约》有关宗旨的内容写道：“促进、保护和确保所有残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促进对残疾人固有尊严的尊重。”
宗旨里没有涉及任何关于“不能”的说法，摆明了目标，就是要“能”。
《公约》的核心在于“参与”，也就是那一句经典的“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没有我的参与，就不要做与我有关的决定。）
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认知来塑造这个世界。人们“助残”的出发点，即使同样是想消除障碍，可是，如果没有相关的切身体验，努力的结果可能会产生偏差。
这也是残障者自身需要发声的原因。
我的事情我参与，残障群体应逐渐转变为叙事的主体。
残障人士“能”充分和平等享有和促进尊重这件事，在前面所说的“不能”的前提下，是否能实现？
我的答案是，正是有了这个“不能”的预设，所以太艰难了。
当我们去进行一项活动，总是被看作是弱的、不能决策的人，为了“能”，我们就要“强硬”和“证明”，凭个人意志和付出，去攻克一个个关卡，完成一件件在常人生活中也许很稀疏平常的事情，如考试升学、办理银行卡，或者某些时候乘坐交通工具。
这个过程耗费比旁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断消磨着受障者的精神和信心。
说了那么多关于“不能”的思路，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不能呢？
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
因为，以往受障者参与活动/建设/创造的机会有限，需求不被看到，就不会有相关的考虑。
受障者没有适配的无障碍和调整，所以，很多时候就像极力勉强地用脚去适应鞋，磨出水泡也就不稀奇了。
这时候，我们如果还依照着原来的思路，本着“不能”的认知，采取代和帮，而不是让受障者平等而主动地参与和创造，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