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历史评论的理论提升
在宋代理学家参与论史活动以后，理学的一些理论内核、概念、范畴和方法论开始被广泛地运用于历史评论。这既对两宋时期历史评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也对历史评论在本体层面的总结做出了新的理论界定和阐释，从而推动了宋代历史评论的理论发展，实现了较为明显的理论提升。
探讨历史发展动因
自中唐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论》诸文章破除了“天”的神秘性后，包括欧阳修在内的部分北宋史学家、思想家继承了他们的“天人相分”学说，提出了“书天不书人”的观点，并且在历史评论领域予以实践。例如，在《新五代史》和《正统论》中，反复论说“天人感应”之说的“愚暗”不可信。随着理学的兴起，还有一些学者把天理视为宇宙本体，认为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受天理支配，形成了天理推动历史进程的历史动因论。他们试图建立新的“天人合一”历史观，以构建天理世界中人之历史的全新阐释与符合天理标准的重新评判。而以叶适、陈亮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则认为天道不能涵盖人道，反对天理之下存在着神秘的先验本体，重新肯定了“天人相分”之说，主张以人类欲望的合理满足去理解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这与理学家倡导的以天理去规范和引导社会历史的理论认识，形成了鲜明对比。
宋人在探讨历史盛衰和演变时，逐渐形成了“内向化”的理论认识。一些史论家在探讨历史上某些重大事件时，随着探索的深入，越来越倾向于把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内部因素，并将诱因发生的时间点不断向前推移。如在探讨唐朝乱亡之因时，就由最初的方镇、宦官、奸臣、女后等外部因素，逐步过渡到“君主之不明”等个人因素，再到伦理纲常、心性、风俗等抽象因素。这是史论家接受了理学言心讲性的结果，不再把治乱兴亡的终极原因归结于政治、军事等具体因素，而是归结为君主的个人修养，尤其是伦理道德层面的内向自省。对于这种因素本体化与节点前移性的深化现象，我们借鉴美籍学者刘子健关于中国文化转向内在的表述而称之为“内向化”。
理学的兴起使得“气运”这种形而上的概念开始被广泛运用于解释历史上的盛衰兴亡，并将历史演变规律总结为“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一治”，这种认识属于历史循环论的范畴。尽管以气运解释历史演变的规律失之简略，且蒙上了一层神秘论的色彩，但是理学家把宇宙观中的“气运论”移植于历史评论之中，去解释历代王朝盛衰兴亡之因，又显然是一种进步。这不仅是历史思维的提升，更是历史评论的理论提升。
意识与观念层面
在宋代以前，忧患意识和鉴戒意识就已经出现并有所发展。两宋时期，更为特殊的外部环境以及“积贫积弱”的历史现实，使得宋人的忧患意识论和鉴戒意识论更加深沉和凝重，并且实现了理论上的升华。如宋人对忧患意识的认识，最初是从各种可能危害宋王朝长治久安的具体因素入手，强调防微杜渐，以“事”先的预防为主。但是，随着“求诸于己”等理学“正心”“治心”之说的兴起，忧患意识逐渐走向了认为君主只有“正心诚意”才能“防患于未然”的抽象层面。这就把“心性之学”糅合到了忧患意识中，强调的是先“灭内心之欲”，即由“事”先而至“心”先。鉴戒意识亦是如此，也是由现实层面的“善可为法，恶可为戒”，逐渐走向了强调君主要“常存戒惧之心”的抽象层面。因此，在外部环境以及理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中的忧患意识论与鉴戒意识论，在两宋时期实现了较为显著的理论升华。
无论是正统观还是夷夏观，都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核心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评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统之论”作为历史思想与政治思想相融合的思想体系和理论观念，本质上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根本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结合体。两宋时期，由于对宋德当续何统的分歧以及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得宋人对于正统论的认识存在着较为繁复的多元论断标准，形成了诸如《春秋》“尊王”经旨影响下的正统论、“事功观”影响下的正统论、“夷夏观”影响下的正统论、“历史鉴戒”思想影响下的正统论以及理学影响下的正统论等。其中，尤以理学影响下的正统论最为明显，并且构建了“霸统说”“无统说”等新的正统理论。如果说这些多元的论断标准是对传统正统论进行了一次历史观念上的推陈出新，那么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新正统理论则实现了对“正统之论”在理论层面的创造和发展。至于夷夏观，作为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中民族观与民族史观相融合的集合体，在宋代的突出表现是：无论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还是待夷狄“如中国之人”的观念，抑或理学家提出的“内自修而后夏胜夷”的观念，表面上看是相互对立乃至互相冲突的，但在本质上表现的却是中华民族向往统一、反对分裂的民族精神。这是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历史评论发展至总结与嬗变阶段的重要理论内容。
目的、方法与标准
从认识目的与认识方法等多个方面对历史客观本体进行有效的体认，是历史学家进行历史评论活动的重要前提。两宋时期的史学家、理学家等诸多群体在历史认识论方面，不管是历史认识的目的论还是历史认识的方法论，都有了较为明显的理论性质的总结。如关于历史认识的目的，宋人所作历史评论的旨趣可以总结为以史资治、惩恶劝善和救时致用等方面。在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方面，北宋中期以前多是透过具体史实予以总结探讨。其后，受理学影响开始较多地关注宏观层面的理论总结，主张运用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来探讨和总结诸如“致治之本”等以往宏大的历史问题，并且着意于将理学中的一些学说、观点作为方法论予以运用，如“定性说”“客气说”“本心论”等被广泛运用于历史解释和论断之中。可以说，宋人在历史认识的目的与方法等方面，完成了从具象到抽象的理论总结，实现了历史认识论在理论层面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评论除了关注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之外，还较为关注历史人物。两宋时期，历史评论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逐渐形成了三种论断旨趣：“变”“奇”“新”的论断标准，“天理—义理观”的理学标准，注重事功与致用的反理学标准。其中“变”“奇”“新”的论断标准以“三苏”等人为代表；“天理—义理观”的理学标准则以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为代表；注重事功与致用的反理学标准则以浙东学派为代表。在这些标准中，“天理—义理观”的理学标准更富于思辨意味，擅长把历史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或将道德理性推及政治秩序，促进了历史评论的理论层次提升。但理学家把主观建构的“天理观”“内圣外王”理想视为客观历史的自身法则，甚至不顾客观历史的发展，不知人论世地考察历史人物所处的社会现实，一味地以道德评价为旨归，这就容易造成流于空泛、脱离实际的弊端。然而，理学影响下形成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和原则，却又是在以往历史人物论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创新和总结，蕴含了新的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中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理论。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历史评论发展至两宋时期，其理论水平的提升，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且，理学影响下的宋代历史评论也确实有空疏、僵化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当理学的一些理论内核、概念和范畴以及方法论逐渐渗透到历史评论中以后，也有力地推动了宋代历史评论在理论方面的提升，使得宋代历史评论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理论特征，在中国古代历史评论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本文系华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19SKGC-QT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