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呓语《古诗十九首》】之十五 《生年不满百》：在苦难生死的阡陌上，“游”“乐”若何？
【原文】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行人呓语】
《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三首诗，围绕“人生”这一话题，层层相扣，直面人生短暂之客观现实，就人之存在方式的选择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其悲情的陈述，偏激的言辞背后，是诗人理性的思考，无奈的选择，还是沉痛之忧愤？既然人生忧苦，当及时为乐若斯？
《驱车上东门》里明确提到了“陈死人”、“贤圣”、“神仙”，其文本暗伏与之对立的“生者”、“常人”、“凡人”；《去者日以疏》中，则以“去者”“来者”相对，“疏”“亲”相举；《生年不满百》有“愚者”“仙人”。三首诗就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人生选择，不同的存在方式作了剖析与评判。
《驱车上东门》一诗里，诗人明确提出“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人，绝无超越死亡的存在，贤圣亦无例外。《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圣人如孔子者，其一生孜孜以求，知其不可而为之，面临无从推拒的死亡，尚且悲哀如斯，何况常人、俗人也。惟死亡，实现众生之瞬间平等。也惟有瞬间的死亡，才消解了人生之所有悲戚与痛苦。世之人，不乏有追求生之快感者，享乐主义者。同样，亦不乏有追求死之快感者，悲观厌世主义者。有追求短暂之快感者，常人；亦有追求永恒之快感者，圣人。
诗人则选择了更为质朴现实的人生道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简而括之，即为选择享乐主义。但凡提到享乐主义，人多侧目，以为其消极的成分甚重，其实不然。享乐主义者，洞悉人世之痛苦真相，确证人生之短暂存在，其在有生之年，选择更为惬意自适之存在方式。其不仅讲究物欲之满足，同样也看重精神之欢悦。如果总揽所有的存在方式细细咀嚼，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均无高下短长对错好坏之别，只是完全个人化的选择而已，其对后世之影响或深或浅，或有或无罢。
《生年不满百》起首即道出人之为人的全部局限性：“生年不满百”。正是其生年的短暂性，孕育了为乐的及时性。有限的生命，追求永恒的意义，人注定在充满遗憾的存在里攀爬。“常怀千岁忧”，是“常人”怀之，抑或是“千岁忧”经常怀之，其实所指一致。“忧”从“生年”中来，从“不满百”中来。常人所忧，不过忧儿孙之“食”；非常人所忧，不过忧儿孙之“道”，岂不知忧其所为，忧其所忧，自有其方、其术。故常有劝世语，切莫作杞人忧天，此则强调忧之内容，切莫超越自身之局限。与尔同时，也有人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此则强调忧之主体，即确证人本身的个体差异性的存在。总括来看，无论是忧之内容，还是忧之主体，“忧”与“不忧”，最终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在“百年”与“千岁”的时间感知里，诗人更为真切的体察是“昼短”与“夜长”。诗人从远远的时间眺望中调转回头，关注于当下现实的细腻把握。以“游”“乐”二字警策人生。于世当以“游”，优游人生；于人当以“乐”，为乐及时。
在《去者日以疏》里，诗人“直视”现实，“但见丘与坟”，在“思还”与“欲归”无从实现的情况下，人能作如何之选择？无论是西方的创世神话中，还是东方的造人传说里，人都是被上帝和神明抛却尘世里的可怜虫，其于世之羁绊甚多，能自由做出的选择实则有限至于可怜。由此，《生年不满百》继《去者日以疏》之后，鲜明地提出了自我的人世主张：游与乐。秉烛夜游，夜以继日；人生几何，为乐及时。
在时间的摧逼压迫下，诗人以“何不”“何能”发语，强调存在之方式唯“游”“乐”可取。彻底否定了愚者“为嗤”，仙人“难可”两种人生选择。愚者悭吝，深陷爱欲，物欲，少优游之恬淡，无游世之旷达；仙人寄望飘渺，所托乃虚幻。踏足于人世之土地，非“游”不能化现实之“坚硬”；非“乐”不能消现实之“悲苦”。享乐主义者表面上高扬“游”“乐”之旗帜，实则是以现实的手段，取消现实的压迫感，其根本仍然是彻头彻尾的精神主义者，清人尤侗在《艮斋杂说》曰：“'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语唤醒痴愚多少。”既然生年短暂，何必常怀忧，何苦忧千岁。战胜永恒之方式，唯时时将“游”“乐”之瞬间演绎成永恒。定格忧，亦定格乐。
《生年不满里》一诗，将人之忧苦、爱乐、痴迷，放置于“不满百”“千岁”与“昼短”“夜长”的时间尺度里浸泡，将人之存在方式作了一次全面的巡礼，将人的价值理念掀翻给人看，看得人心惊、伤怀。王国维即在《人间词话》时谈及《生年不满百》四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曰：“写情如此，方为不隔。”“不隔”一词所评甚切，但将此四句定之以“情”，我倒不甚为然，此“情”当是“理”才对。是申明人存在之理。
《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与《生年不满百》三首诗当合参，三首诗均面死向生，努力给人们开出一剂适世之良方。面对倏忽而逝的年命，人究竟应当追求什么？如果说《驱车》多激愤语“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去者日以疏》多沉痛语“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生年不满百》则全然都是冷静语“秉烛游”“乐及时”。
不思量，不考究诗人人生选择背后的历史背景，单就其人存在的方式而言，“秉烛游”“乐及时”未尝不是一个深具跨时代意义的人生主张，其鲜明的旗帜上深刻地写着“人性”两个大字。我们现在所潜意识反对的，不过是惧其“游”“乐”之大尺度而已，凡不突破人之为人的底线，“游”与“乐”有何不可？
这也正是栾栋教授评价《古诗十九首》所言，“诗是天地人神的互相激发。神性诗是以高扬神性，赞颂神灵为基调的诗歌。而人性诗是人性的诗意表达，抒情言志是其基本特征。”“人性诗关注的是人类的欲望与愿望，本能的与道德的诉求都在其中，《古诗十九首》作为诗歌经典就在于其抒发了人类情感的'基型’（叶嘉莹语）”（见《走向“经典'之路<古诗十九首>阐释史研究》李祥伟P40）
在苦难生死的阡陌上，“游”“乐”若何？其个体生命意识的萌发、选择与张扬，亦如自然万物之生长，凡历久不衰的，必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